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

第二节　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

19世纪法国的现实主义美学是与巴尔扎克、司汤达等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而莫泊桑、左拉的文学批评则是自然主义流派的理论代表。

一　现实主义

对19世纪法国丰富的文学创作实践的理论思考分别是由艺术家、批评家和美学家进行的。巴尔扎克（H.de Balzac，1799—1850）作为法国现实主义文学流派的最大代表，在《人间喜剧·导言》中写道：“法国社会将成为历史家，我不过是这位历史家的书记而已。开列恶癖与德行的清单，搜集激情的主要事实，描绘各种性格，选择社会上主要的事件，结合若干相同的性格上的特点而组成典型，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也许能够写出一部史学家们忘记写的历史，即风俗史。”巴尔扎克把艺术与科学相比较，认为科学的对象是自然，而艺术的对象是复杂的社会。在社会中就像在自然中一样，应当考察的不是混乱的现象，而是某些典型的联系和关系。艺术家不仅应当是分析家，而且应当是从德行和公正的理想的立场评价所描绘现象的法官。

巴尔扎克把典型理解为在给定的条件和给定的社会中不可避免的东西。艺术应该描绘典型，但是并不排除偶然性。因为在巴尔扎克看来，偶然也是真，在现实中不存在偶然性，只存在生活过程和社会过程的因果联系和规律。因此，艺术应该解释值得描绘的东西，把偶然性解释为规律性的表现，或者说，把“生活的偶然性”提升到艺术的真实。

司汤达（Stendhal，1783—1842）是法国现实主义的奠基人。他的代表作有小说《红与黑》和《巴马修道院》，美学著作有《拉辛与莎士比亚》。司汤达从未使用过“现实主义”这个术语，他提倡浪漫主义，以反对代表现存秩序与传统精神的古典主义。然而，他所理解的浪漫主义和法国浪漫主义诗歌所表现的精神大异其趣。他的《红与黑》展示了19世纪30年代法国社会的广阔图景，副标题是“1830年历史纪实”。

司汤达把人理解为社会的产物，把社会理解为人的创造，因此，他在社会和人的辩证统一中研究这两种现象。在他看来，艺术的任务在于认识社会冲突和人的心理。他提倡莎士比亚戏剧和18世纪的“女性小说”，它们更好地表达了现代人的意愿和社会需要。

《红与黑》和《巴马修道院》充满着深刻的心理分析和对道德问题的思考。司汤达的创作还涉及到潜意识的问题，这是启蒙运动文学所不熟悉的新问题。随着生理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的发展，潜意识心理学也得到发展。没有理智参与的下意识行为早就引起心理学家们的注意。司汤达也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他笔下的人物常常作出本人所不理解的举动，并对自己从潜意识深层产生的语言和姿态感到惊讶。在解释这种现象时，司汤达指出，人的心灵行为和肉体行为是统一的、具有因果联系的过程。人生活在社会中，心灵行为和肉体行为不仅取决于生物学过程，而且取决于社会过程。因此，司汤达的心理学探索也在社会学中寻求依据。

作为现实主义者，司汤达的文学创作在某种意义上是利用历史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材料和方法的科学研究。这些科学的材料和方法脱去科学的外貌，而成为艺术，成为艺术形式中的真。

二　自然主义

左拉把自己的系列小说《鲁贡玛卡一家人的自然史和社会史》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相比较时说：“我的作品不同……我不愿像巴尔扎克那样对人的事件抱有先入之见，不愿成为政治家、哲学家和道德学家。我的任务是简单地描绘事实———描述一个家庭的生活，以及促使这个家庭行动的内在机制……”左拉的这段话表述了自然主义美学的特点。自然主义是左拉力图创立的新的文学方法。他之所以称它为自然主义，因为他要求艺术成为一门科学，以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的那种精确性研究人和社会。自然主义的主要特点有二：一是仅仅描绘生活的经验事实，拒绝概括和想象；二是把人生物学化，认为人的生物本能支配其社会行为。

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1850—1893）是法国自然主义作家，以小说《羊脂球》一举成名。这篇小说是《梅塘晚会》中的一篇，1879年以左拉为首的自然主义作家在梅塘别墅聚会，商定以普法战争为背景各写一篇中短篇小说汇成《梅塘晚会》，于次年出版。莫泊桑对艺术的要求是向社会展示“真实，仅仅是真实，彻头彻尾的真实”。莫泊桑追求真，同时也追求美，因为美也是真。每种现象的存在都与其他现象处在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因此，艺术家在追求真时，应该展示世界的完整性。这样，丑也应当成为艺术的对象。艺术家确定每种现象在世界中的地位时，就达到高度的真，也达到高度的美。

莫泊桑反对象征主义，后者追求词语节奏所造成的音乐效果，莫泊桑则要求明晰性，要有意识地选择每个词语，考虑到它的准确意义和各种色彩。艺术“像数学”，因为最佳效果是通过极简单的手段达到的，这些手段服从一个目的———正确地表达思想。莫泊桑也反对19世纪80年代末兴起的心理小说。他认为不能陷入对角色心理活动的冗长描写，因为作家不可能绝对准确地再现别人的心理活动。作家应该描绘人们的行为，只有行为才能被观察。

左拉（Emile Zola，1840—1902）是自然主义流派的最大代表。他主张运用科学实验的方法从事艺术创作，他把具有某种性情的角色置放在特定的环境中，观察环境对他们的影响。他把这样的小说称作为实验小说，即以对现实的观察为基础的小说。实验小说是精确地观察的、摈弃作者的想象和虚构的小说。当时，法国生理学家、病理学家和实验医学的奠基人贝尔纳（Claude Bernard.1813—1878）在《实验医学研究导论》中倡导在医学研究中运用实验方法。运用这种方法，医生不仅可以判定他所感兴趣的现象，而且可以在有机体内人为地制造某种状况，然后进行观察和检验。左拉认为作家也可以这样做。

实验小说应该是实验者的日记或记录。左拉反对任何形式主义的规则，因为作者所记录的每份材料要求新的方法和规则，这些方法和规则根据具体材料而产生。实验小说和心理小说相对立，后者详尽地叙述角色的感情和情绪，前者则仅仅描述角色的外貌、他们的行为以及对事件的反应。心理小说有很多叙述，实验小说很少叙述，而仅仅描述环境和角色对外部事件的反应。左拉撰写类似《人间喜剧》的大型作品《鲁贡玛卡一家人的自然史和社会史》的目的，首先是“研究一个家族中的血统和环境问题”，其次是“用事实和感觉描写出这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并且在各种风俗和事件的细枝末节中刻画出这个时代”。

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和以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有明显区别。巴尔扎克的作品力图成为现代社会的镜子。左拉的目的则是研究人，把人们的行为分解成最简单的成分，观察人的各种反应。他从自然主义的、生理学的观点对待人，他所感兴趣的是自然规律，如遗传规律。他的长篇小说《玛德莱纳·菲拉》就研究隔代遗传对人的影响。自然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夸大物质环境的作用，对个性形成中的社会作用估价不足，用自然科学的内容替代艺术的社会内容。社会生活中的任何变化，都被自然主义者解释为外部条件和自然力量作用的结果。

由于把社会有机体等同于生物有机体，自然主义者认为展示疾病是重要的。衰退和堕落是他们的作品所喜爱的题材。他们的分析是无情的，就像解剖学家解剖尸体一样。他们在描绘人物时，把人物身上一层层覆盖物揭去的时候，在最深层发现的肮脏比鲜花多得多。因此，他们的作品总是这样阴郁。左拉的小说《黛拉丝·拉甘》是对生理学的一种病况的研究，他的《鲁贡玛卡家族的命运》就想表明精神病患者和酒精中毒者的后代从遗传中所受的重大影响。不过，在左拉的一些优秀作品中，现实主义战胜了自然主义，病理学研究让位于社会学研究，生物决定论让位于社会决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