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自杀_阿尔贝・加缪自述

逻辑自杀_阿尔贝·加缪自述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所有主人公都执意探寻生活的意义。因此他们都具有现代人的气质：不惧怕世俗的讥讽。现代情感与传统情感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沉浸于道德问题之中，而前者则充满着形而上学的味道。这个问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那样尖锐地提了出来，以致只能导出一些极端的解决办法，存在或者是骗局，或者是永恒的。若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考虑问题，他就会是一个哲学家。但是，他只是阐明这些精神赌博在人生中可能产生的结果，因此，他是一个艺术家。在他指出的所有结果中，最令他沉迷的是他在《作家日记》中称作逻辑自杀的结果。1876年这部著作出版时，他确实想象要进行一种对“逻辑自杀”的推理，他坚信人的存在是彻头彻尾的荒谬，这种荒谬并不崇信永生，绝望的人因此会得出以下结论：

既然我提出有关幸福的种种问题，通过我的意识为媒介而得出的回答向我宣布：我只有与“大全”和谐同在才可能是幸福的，我不设想而且也永远不会处在设想的状态中，这是显而易见的……

既然我在诸物的范围内，同时扮演着原告和被告的双重身份，又同时扮演着被告与法官的双重身份；既然我认为这种性质的戏剧完全是愚蠢的，既然我判定同意扮演这样的戏是耻辱……

我以不容置疑的原告与被告、法官与被告的双重身份，判决这种轻率的、毫无顾忌的本性，它使我为着受难而生——我判处它和我一起灭亡。(www.guayunfan.com)这种立场还带有一点幽默的成分。这个自杀者所以自杀，是因为在形而上学的范围内，他被激怒了。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在报复。这是他用以证明人们“将得不到他”的方法。然而，我们知道，同样的主题在基里洛夫——《群魔》的主人公之一——身上异乎寻常地得到广泛而又深刻的具体化。基里洛夫也是一位逻辑自杀者。工程师基里洛夫在某地宣告他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这是他的“观念”。我们应该从这个词的本义去理解它。基里洛夫是为了一种观念、一种思想而准备去死的。这是高级的自杀。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基里洛夫的面目逐渐被揭露，冲击着他去死亡的思想表现出来了。这位工程师实际上又进行着《作家日记》中的推理。他感到上帝是必要的，而且上帝应该存在。但他又知道，上帝并不存在，上帝也不能存在。“你怎么能不明白，”他疾呼，“这就是自杀充足的理由！”这种立场同样使他得出一些荒谬的结论。他漠然地任凭别人利用他的自杀以助益于他所蔑视的一种事业。“我已决定今天晚上自杀，我不在乎死亡。”他终于怀着自由与反抗相混杂的感情准备他的行动。“我打算自杀是为着证明我的独立以及我新鲜而又可怕的自由。”这里不再是复仇，而是反抗。基里洛夫于是成为一个荒谬的角色——他在这个基本限度内去自杀。但是，他自己解释这种矛盾以使他同时揭示他的纯粹性中的荒谬的秘密。实际上，他在死亡的逻辑中添加上一种极度的欲望，这种欲望为角色展现了他的全部前景：他要自杀，为的是要成为上帝。

这样的推理具有传统的明晰性。若上帝不存在，基里洛夫就是上帝。如果上帝不存在，基里洛夫就应该自杀。因此，基里洛夫是为着成为上帝而自杀。这种逻辑是荒谬的，但又是顺理成章的。然而有意义的是，应赋予这被引向尘世的神明以一种意义。这就又回过来说明了这样的一个前提：“如果上帝不存在，我就是上帝。”这个前提的意义仍然是相当暧昧的。问题是要首先注意到表明这种无意义的愿望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得很幸福。为了身体健康，他每天早上都做体操。他为萨托夫再次找到妻子而激动不已。他要在死后留给人们一张纸，他在纸上要画上一个向人们伸舌的人头。他天真，喜怒无常而又好激动，有条不紊而又多愁善感。他只遵循“超人”的逻辑，而观念是记录普通人的。但是，正是他在平静地谈论着他自己的神明。他并没有疯，否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疯了。因而，并不是狂妄癔症使他受到震动。而且，若只从字面上理解基里洛夫的话那是滑稽可笑的。

基里洛夫本人的情况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这个问题。关于史塔福金纳的一个问题，他明确指出他不谈论神人。人们会认为正是在焦虑这点上区别于耶稣。但事实上他是附属于耶稣的。基里洛夫确实想象着在某一时刻，那正在死去的耶稣并不置身于天堂。他于是认识到耶稣所受的酷刑是无用的。这位工程师说：“自然的法则使耶稣在谎言中生活，而且为着一个谎言而死去。只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耶稣把全部人类的悲剧肉身化了。他是完美的人，因为他是实现了最荒谬条件的人。他不是神人，而是人神。我们每个人都像他一样可能受磨难，可能受欺骗——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他。”

上述神明于是完全成为地上的神明。“三年中，我苦寻着我的神性，我找到了。这神性就是独立。”基里洛夫这样说。人们于是发现了基里洛夫的前提：“如果上帝不存在，我就是上帝。”成为上帝，仅仅意味着在这大地上自由自在，不再为一个永生的存在效力。当然，成为上帝，这就特别意味着从痛苦的独立中获取全部的结果。如果上帝存在，一切就都取决于他，我们全然不能违背他的旨意。如果他不存在，一切就都取决于我们自己。基里洛夫与尼采一样，认为消除上帝，就是自己成为上帝，就是在今世实现福音书中所说的永生。

但是，如果这形而上学的罪过就足以实现人生，那为什么要在其中加入自杀呢？为什么在获得自由之后还要自杀、还要离开这个世界呢？这是矛盾的。基里洛夫清楚地明白这点，他又说：“如果你感觉到‘这个’，你就是沙皇，你就绝不会自杀，你将生活在荣华富贵之巅。”但是，人们并不知道，他们并没有感觉到“这个”。就如同在普罗米修斯时代，他们依靠盲目的希望为生。他们需要别人给他们指明道路，并且预言对他们是不可缺少的。因此，基里洛夫应该是为人类之爱而自杀的。他应该为他的兄弟们指明一条光明而又艰难的道路，他已在这条道路上先行开创。这是一种样板式的自杀。基里洛夫就这样献出生命。但如果他是受尽磨难，他并没有被欺骗。他始终是人神，始终相信一种前途渺茫的死亡，沉浸在福音书式的忱郁之中。他说：“我，我所以是不幸的，是因为我不得不肯定我的自由。”而他死了，人们终于清醒了。这个世界上将充满沙皇，而且这个世界将被人的荣耀所照亮。基里洛夫的枪声将成为最后的革命信号。因此，促使基里洛夫去死的并不是失望，而是他人对他的爱。在结束这种难以描述的精神遭遇之前，基里洛夫在血泊中说出了一句与人的苦难一样古老的话：“我是幸福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关自杀的论点于是就成为一种荒谬的论点。在继续深入研究这个论点之前，只需注意到基里洛夫又化为其他人物，这些人物再次涉及荒谬的论题。史塔福金纳和伊凡·卡拉马佐夫都在生活中实践了荒谬的真理。基里洛夫的死亡解救了他们。他们企图成为沙皇。史塔福金纳过着一种“可笑”的生活，我们都知道那是种什么样的生活，他遭到周围人的仇恨。但最应引起人们重视的是他写在遗书上的话：“我不能有任何遗恨。”他是冷漠的沙皇。伊凡也是同样，他拒绝放弃精神的种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和他的兄弟一样，对那些用自己的生活证明必须为信仰而受辱的人们，他可以这样回答：生活条件是不足为道的。他的警句是：“一切都是许可的。”这话带有一种相应的忧伤色调。当然，他与最著名的消灭上帝的刽子手尼采一样，最终精神失常。不过，这是一次冒险，并且面对这些悲惨的结局，荒谬精神最重要的活动就是要提出这样的问题：“这证明了什么呢？”

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和《作家日记》一样提出了荒谬的问题。它们建立了直至死亡的逻辑，建立了赞美，“可怕的”自由以及已成为人的荣耀的沙皇的荣耀。一切都是美好的，一切都是许可的，没有任何可憎恶的：这就是荒谬的判断。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品中塑造了我们那样熟悉的火热的而又冰冷的存在，这是多么奇妙的创造啊！醉心于冷漠的世界在这些存在的内心深处轰鸣，而我们丝毫不觉得这个世界是可怕的。我们在其中又遇见日常的焦虑。大概没有人能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能赋予荒谬的世界如此令人可亲而又如此令人肝胆欲裂的幻象。

那么，他的结论是什么呢？有两段话可以说明形而上学的完全颠倒会导致作家进行其他的论述。对逻辑自杀的推理已遭到某些人的反对，《作家日记》出版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发展了原来的观点并且总结说：“如果说，永生的信仰对人的存在如此必要（若没有它，人就可能自杀），那是因为它是人类的通常状态。既然如此，人类灵魂的永生则是确凿无疑地存在的。”另外，在最后一部小说的结尾部分、即与上帝激烈的抗争搏斗结束时，孩子们问阿廖沙：“卡拉马佐夫，宗教说，我们能死后再生，我们来世彼此可再次重逢，这是真的吗？”阿廖沙回答说：“是真的，我们来世会重逢，我们将快乐地共叙今世的一切。”

像基里洛夫一样，史塔福金纳和伊凡也失败了。《卡拉马佐夫兄弟》回应了《群魔》。这就涉及一个结论的问题。阿廖沙的情况并不像梅什金公爵那样复杂难解。后者由于疾病，生活在涂有微笑和冷漠色彩的现实之中，这种十分幸福的状态可能就是公爵所说的永恒的生活。阿廖沙则相反，他明确地说：“对我们将会重返欢乐的人来说，自杀与疯狂有什么用处呢？人以自己的神性去换取幸福。我们将重叙今世的一切。”基里洛夫的枪声就这样在俄国某地响起，但世界还是依然凭着它盲目的希望转动着。人们并没有明白“这个”。

因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是一位与我们对话的荒谬小说家，而是一位存在小说家。在此，飞跃还是强烈的，它把其全部的广度赋予启迪它的艺术。这是一种动人的，充满怀疑不定的而又热烈的介入。在谈到《卡拉马佐夫兄弟》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这本书的每一章节都涉及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我在我的全部生活中有意无意为之感到痛苦的问题：上帝的存在。”人们难以相信，一部小说就足以把全部生活的痛苦改变成为欢乐的信念。一位评论家说得好：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伊凡是同谋——陀思妥耶夫斯基花了三个月的努力完成《卡拉马佐夫兄弟》，而他所谓的“亵渎神明之语”在赞扬声中三个星期就完成了。在他笔下，没有一个人物身上不带有这根恼人的芒刺，也没有一个人不是在感情和永生中寻找解药。我们无论如何还是应该解决这个疑点。在这部著作中，我们凭借一种比阳光还要引人入胜的暧昧的肉身，可以把握人们与希望对抗所进行的斗争。创造者最终选择了反对他自己塑造的角色。这种矛盾于是使我们能看到一种差别。这里并不是一部荒谬的作品，而是提出荒谬问题的著作。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荒谬的回答是屈辱，即史塔福金纳所说的“羞耻”。一部荒谬的著作则相反，它并不提供答案，这就是二者全部的差别。最后，我们要特别强调：在这部著作中，与荒谬背道而驰的并不是它的宗教特征，而是它对未来生活的预告。人们可能会同时是教徒而不是荒谬的。世上还有一些基督徒并不相信未来的生活。对一部艺术作品，是有可能明确荒谬分析的方向，而我们在前面已能够预感到这个方向。这个方向导致人们提出“福音书的荒谬性”的问题。它照亮了死而能重生的思想，而信仰并不应阻止人们不信仰宗教。我们清楚地看到：熟悉这些道路的《群魔》的作者最终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创造者对自己创造的人物的回答，即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基里洛夫的回答实际上可以这样概括：存在是骗人的，而且它是永恒的。

——《西西弗的神话·基里洛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