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正义的分别_阿尔贝・加缪自述

自由与正义的分别_阿尔贝·加缪自述

反抗也在历史中开展，历史不仅要求对可以作为榜样的事例进行选择，而且要求有效的态度。合理的杀人有可能被认为是正当的。反抗的矛盾于是反映在不能解决的矛盾中。这些二律背反在政治上有两个典型，一方面是暴力与非暴力的对立，另一方面是正义与自由的对立。

反抗的第一个运动中所包含的正面价值意味着放弃暴力原则，这样便不可能使革命稳定下来。反抗不断地引起这种矛盾，在历史的层面，反抗变得冷酷起来。倘若我不再想让人尊重人的身份，那么我便是向压迫者认输，便是放弃反抗，重新回到虚无主义赞同压迫的立场，虚无主义于是成为保守的。我若要求必须承认人的身份，以便生存，这样便投入一种行动，这行动若要成功，便需要运用无耻的暴力，并否定这种身份与反抗。在扩大这一矛盾时，如果人看不到世界统一性的降临，便不得不在历史上营造它。历史没有使它自己改观的价值，它是由效率法则来支配的。历史唯物主义、决定论、暴力、对与效率背道而驰的一切自由的否定、勇敢与沉默的世界，这一切是纯粹的历史哲学最合理的结果。在当今的世界，唯有一种永恒的哲学可以为非暴力辩护。它以历史的创造来反对绝对的历史性，向历史询问其根源。最后，这种哲学认可了非正义，由上帝解决正义的问题。这样，其回答本身也要求信仰。人们认为，上帝或是无所不能却作恶，或是行善事却无所作为，以此来反对这种哲学。因而要在圣宠与历史、上帝与刀剑之间作出选择。

反抗者这时持什么态度呢？他要脱离世界与历史，就必定要否定其反抗的原则本身；若选择永恒的生命，则必定要对恶听之任之。他不是天主教徒，应该坚持到底，而坚持到底便意味着绝对地选择历史，并且与历史一道杀人，如果杀人对历史是必须的话，而同意杀人的合理性仍然否定其根源。倘若反抗者不进行选择，那便选择了沉默，让他人受奴役。若出于无可奈何，他声明同时反对上帝与历史，便成了纯粹的自由，即虚无的见证人。在我们这个历史阶段，由于不可能肯定一种不以恶为界限的高级理性，便陷入沉默或杀人这种明显的两难境地。就这两种情况而言，都是放弃。

因而正义与自由的问题依然存在，这两种要求已经属于反抗运动的原则，在革命的冲动中可以找到它们。然而革命的历史指出，它们几乎始终是冲突的，好似彼此是不可调和的。绝对的自由是最强者统治的权利。它因此维持着有利于非正义的冲突。绝对的正义要消除一切矛盾：它摧毁一切自由。通过自由而争取正义的革命最终使正义与自由相互对立。因此，每次革命一旦清洗了在此之前统治的阶级，必有一个阶段会激起反抗运动，这运动指出革命的局限，宣布其失败的机会。革命首先想满足使它产生的反抗思想，但以后却不得不否定反抗思想，这样才能更好地肯定它自身。似乎在反抗运动与革命的成果之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对立。(www.guayunfan.com)没有自然法与民法作为社会的基础，社会即无正义可言。而没有这种法律的表现方式，则法律也不存在。让法律毫不迟疑地表现出来，这样由法律所奠定的正义才迟早有一天会出现在世界上。要征服存在，应从我们在自己身上所发现的那少许存在着手，而非首先否定它。让法律沉默，直到建立起正义，这其实是让法律永远沉默，因为正义若永远主宰世界，则再不需要讲话。人们重又把正义交付给那些掌权者，唯有他们可以讲话。几个世纪以来，由掌权者所分派的正义与存在被称作恩赐，为了树立正义而扼杀自由，无异于恢复没有神明的圣宠的概念，让最卑贱的人重新成为神秘的偶像。甚至在正义没有实现之前，自由便保存了人们抗议的权利，拯救了人们的交流。在一个沉默的世界上，受奴役而默默无语的正义破坏了人们的沟通，最终不再成为正义。二十世纪的革命为了过度征服的目的，将两个不可分的概念分裂开。绝对自由嘲笑正义，而绝对正义否定自由。这两个概念若要收到效果，必须彼此在对方中找到自己的界限。人的生存状况若不是正义的，无人会认为它是自由的。同样，人的生存状况若不是自由的，则无正义可言。若没有权利明确地指出正义与非正义，不能从一个拒绝死亡的个人的名义要求全体民众的生存，则自由是难以想象的。只有恢复自由这个历史上唯一不朽的价值，最后才会有正义，虽然它是非常不同的。人唯有为自由而死，才死得其所。他们那时会认为自己并没有完全死亡。

——《反抗者·历史的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