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集注》――中国儒学的核心文本_中国儒学导论

《四书集注》——中国儒学的核心文本_中国儒学导论

二、《四书集注》——中国儒学的核心文本

（一）《四书集注》的形成

《四书集注》全称为《四书章句集注》。南宋绍熙元年（1190年），朱熹[11]把《礼记》中的第四十二篇《大学》、《小戴礼记》中的《中庸》和《论语》《孟子》合编而成就。《论语》早在汉初已为专门之学，《汉书·艺文志》列在“六艺”，而《孟子》仅在“诸子”，《大学》相传为曾参所作，《中庸》相传为子思所作，与《大学》一道被汉人戴圣收入《礼记》书中。“四书”相提并论，始于二程，而“四书”合一，则自朱熹编订《四书集注》始。

朱熹，为二程（程颢、程颐）四传弟子。《宋元学案·晦庵学案》中称其“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会众说而折其中”。是孔子之后最博学的儒家学者。《朱子语类》卷14中载朱熹对攻读“四书”的秩序和方法说道：

朱熹承北宋周敦颐与二程学说，创立宋代研究哲理的学风，称为新儒学。将《论语》《孟子》以及《礼记》一书中的两篇《大学》《中庸》合订为一部书，定名“四书”。“四书”遂与“五经”合称为“四书五经”，后来“四书”的地位逐渐超越传统儒家的“五经”。(www.guayunfan.com)朱熹曾在岳麓书院讲学，其书院被誉为“潇湘洙泗”；他也重建了白鹿洞书院，邀请了吕祖谦、陆九渊等学者讲学。朱熹把《大学》重新整理，认为“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朱熹发扬《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成为后世学者必宗的追求。明代学者薛蠧说：“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清代理学家陆陇其更以朱熹的是非为是非，认为“宗朱子者为正学，不宗朱子者即非正学。……今有不宗朱子之学者，亦当绝其道，勿使并进”。

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中庸》工夫密，规模大。

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

朱熹在这里所谓“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一语，就是对于全部儒学规模即核心所在的肯定。

（二）《四书集注》的文化史意义

程颐所作《明道先生墓表》文中说道：

……周公殁，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于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将以斯道觉斯民。

以周公所开创的“人文精神”为儒学起点、以孟轲为儒学绝响，自觉以斯道而觉斯民，这就是新儒学对儒学的认同。新儒学的起点在于“圣人可学而至”，新儒学的开山周敦颐在《通书》中首先说出了：“‘圣可学乎？’曰：‘可。’”这是一场类似于慧能所发动的思想史上的“革命”。继后，程颐在《颜子所好何学论》中直接说道：“学以至圣人之道也。”怎样学以至圣人呢？朱熹《四书集注》中这样说道：

读书，且从易晓、易解处去读。如《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会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

朱熹在这里认为“四书”是全部中国典籍入门的钥匙。对于“四书”的原创性，空前反潮流的贾宝玉也是不能不承认的。《红楼梦》第三回书中载：

……宝玉笑道：“我送妹妹一妙字，莫若‘颦颦’二字极妙”，探春便问何出。宝玉道：“《古今人物通考》上说：‘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画眉之墨。’况这林妹妹眉尖若蹙，用取这两个字，岂不两妙！”探春笑道：“只恐又是你的杜撰。”宝玉笑道：“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我是杜撰不成？”

《四书集注》一书，是“新儒学”对“原始儒学”认同的标志。而新儒学的产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使“内圣”之学成为一种宗教精神——这原是全部儒学的菁华所在。

《四书集注》，内含“大学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中庸章句”四个部分，集中了儒学的核心问题，为儒学史上的“新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与基督教文明中的《圣经》和伊斯兰教文明中的《古兰经》几乎相当。

《四书集注》虽然仅为“中国文化十一书”[12]之一，但却如同《荷马史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但丁、莎士比亚的文学之于西方人文精神的作用一样，它是儒学教育中完成“对外适应”“目标完成”“内部整合”和“模式维持”诸功能的文本[13]。

【注释】

[1]（清）崔述：《洙泗考信录》，见《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61－326页。

[2]钱穆：《孔子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3]匡亚明：《孔子评传》，齐鲁书社1985年版。

[4]金景芳、吕绍纲、吕文郁：《孔子新传》，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

[5]［日］井上靖：《孔子》，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

[6]杨书案：《孔子》，长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7]［英］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徐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9－220页。

[8]［德］H.Keri：《佛教及其在印度的历史》，莱比锡，1982年。

[9]［法］E.Sanest：《试论佛陀之传说及其性质与源流》，巴黎，1982年。

[10]［德］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转引自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541页。

[11]朱熹（1130—1200），原籍徽州婺源县（今中国江西婺源县），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又称紫阳先生、考亭先生，谥文，又称朱文公。为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历高孝光宁四朝，一生清白，贫困时多，虽餐食常有不继，然非分一文不取。于建阳云谷结草堂名“晦庵”，在此讲学，世称“考亭学派”，亦称考亭先生。庆元六年（1200）三月初九午时病逝于建阳考亭之沧州精舍，寿七十一岁。嘉定二年诏赐谥曰“文”（称文公），累赠太师，追封信国公，后改徽国公，从祀孔子庙。

[12]“中国文化十一书”是指：儒学类的程树德《论语集释》（《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中华书局1990年版），李泽厚于《论语今读·前言》说：“此书……是有关中国文化的某种‘心魂’所在。”焦循《孟子正义》（见《诸子集成》，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陆象山曾有语云：“夫子以仁发明斯道，其言浑无罅缝，孟子十字打开，更无隐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岳麓书社1985年版），是历时两千余年的儒学林林总总中之“简明精锐，极有深度”者。道学类的魏源《老子本义》（见《诸子集成》，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老子》一书，是起源甚为久远的原始思维的遗响。王先谦《庄子集解》（见《诸子集成》，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庄子是孤独的，而孤独是一种状态；当孤独一旦被孤立地、抽象地关照到时，它就会成为一种精神。佛学类的（唐）三藏法师玄奘译《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为四千余部佛经之一，意为“无缘慈悲，无相般若”；此经乃大乘经，如来为发大乘心者说，是摄取大部般若，六百卷中之要义，故前无“如是我闻”，后无“受信奉行”，计二百六十字。其文虽约，其义甚丰，不仅六百卷般若之奥旨，收摄无遗，即一大藏圣教之要义，包括殆尽。郭朋《坛经校释》（见《中国佛教典籍选刊》，中华书局1983年版），《五灯会元》卷1有载：“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呵迦叶’。”这是“禅宗”发生的传说。史学类的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赵翼《廿二史札记》：“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潜精积思”二十余年所成就的中国最伟大的一部断代史。文学类的《毛诗正义》（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1979年版），《诗·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1982年版），《红楼梦》问世之初，曾有竹枝词流行，云：“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

[13]即T.帕森斯（T.Parsons）创立的，具体分为“对外适应”（Adaptation）、“目标完成”（GoalAttainment）、“内部整合”（Integration）和“模式维持”（PatternMaintenance），简称“AGIL”功能分析的“正向教育功能”学说。《四书集注》——中国儒学的核心文本_中国儒学导论

二、《四书集注》——中国儒学的核心文本

（一）《四书集注》的形成

《四书集注》全称为《四书章句集注》。南宋绍熙元年（1190年），朱熹[11]把《礼记》中的第四十二篇《大学》、《小戴礼记》中的《中庸》和《论语》《孟子》合编而成就。《论语》早在汉初已为专门之学，《汉书·艺文志》列在“六艺”，而《孟子》仅在“诸子”，《大学》相传为曾参所作，《中庸》相传为子思所作，与《大学》一道被汉人戴圣收入《礼记》书中。“四书”相提并论，始于二程，而“四书”合一，则自朱熹编订《四书集注》始。

朱熹，为二程（程颢、程颐）四传弟子。《宋元学案·晦庵学案》中称其“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会众说而折其中”。是孔子之后最博学的儒家学者。《朱子语类》卷14中载朱熹对攻读“四书”的秩序和方法说道：

朱熹承北宋周敦颐与二程学说，创立宋代研究哲理的学风，称为新儒学。将《论语》《孟子》以及《礼记》一书中的两篇《大学》《中庸》合订为一部书，定名“四书”。“四书”遂与“五经”合称为“四书五经”，后来“四书”的地位逐渐超越传统儒家的“五经”。(www.guayunfan.com)朱熹曾在岳麓书院讲学，其书院被誉为“潇湘洙泗”；他也重建了白鹿洞书院，邀请了吕祖谦、陆九渊等学者讲学。朱熹把《大学》重新整理，认为“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朱熹发扬《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成为后世学者必宗的追求。明代学者薛蠧说：“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清代理学家陆陇其更以朱熹的是非为是非，认为“宗朱子者为正学，不宗朱子者即非正学。……今有不宗朱子之学者，亦当绝其道，勿使并进”。

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中庸》工夫密，规模大。

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

朱熹在这里所谓“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一语，就是对于全部儒学规模即核心所在的肯定。

（二）《四书集注》的文化史意义

程颐所作《明道先生墓表》文中说道：

……周公殁，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于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将以斯道觉斯民。

以周公所开创的“人文精神”为儒学起点、以孟轲为儒学绝响，自觉以斯道而觉斯民，这就是新儒学对儒学的认同。新儒学的起点在于“圣人可学而至”，新儒学的开山周敦颐在《通书》中首先说出了：“‘圣可学乎？’曰：‘可。’”这是一场类似于慧能所发动的思想史上的“革命”。继后，程颐在《颜子所好何学论》中直接说道：“学以至圣人之道也。”怎样学以至圣人呢？朱熹《四书集注》中这样说道：

读书，且从易晓、易解处去读。如《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会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

朱熹在这里认为“四书”是全部中国典籍入门的钥匙。对于“四书”的原创性，空前反潮流的贾宝玉也是不能不承认的。《红楼梦》第三回书中载：

……宝玉笑道：“我送妹妹一妙字，莫若‘颦颦’二字极妙”，探春便问何出。宝玉道：“《古今人物通考》上说：‘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画眉之墨。’况这林妹妹眉尖若蹙，用取这两个字，岂不两妙！”探春笑道：“只恐又是你的杜撰。”宝玉笑道：“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我是杜撰不成？”

《四书集注》一书，是“新儒学”对“原始儒学”认同的标志。而新儒学的产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使“内圣”之学成为一种宗教精神——这原是全部儒学的菁华所在。

《四书集注》，内含“大学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中庸章句”四个部分，集中了儒学的核心问题，为儒学史上的“新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与基督教文明中的《圣经》和伊斯兰教文明中的《古兰经》几乎相当。

《四书集注》虽然仅为“中国文化十一书”[12]之一，但却如同《荷马史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但丁、莎士比亚的文学之于西方人文精神的作用一样，它是儒学教育中完成“对外适应”“目标完成”“内部整合”和“模式维持”诸功能的文本[13]。

【注释】

[1]（清）崔述：《洙泗考信录》，见《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61－326页。

[2]钱穆：《孔子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3]匡亚明：《孔子评传》，齐鲁书社1985年版。

[4]金景芳、吕绍纲、吕文郁：《孔子新传》，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

[5]［日］井上靖：《孔子》，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

[6]杨书案：《孔子》，长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7]［英］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徐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9－220页。

[8]［德］H.Keri：《佛教及其在印度的历史》，莱比锡，1982年。

[9]［法］E.Sanest：《试论佛陀之传说及其性质与源流》，巴黎，1982年。

[10]［德］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转引自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541页。

[11]朱熹（1130—1200），原籍徽州婺源县（今中国江西婺源县），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又称紫阳先生、考亭先生，谥文，又称朱文公。为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历高孝光宁四朝，一生清白，贫困时多，虽餐食常有不继，然非分一文不取。于建阳云谷结草堂名“晦庵”，在此讲学，世称“考亭学派”，亦称考亭先生。庆元六年（1200）三月初九午时病逝于建阳考亭之沧州精舍，寿七十一岁。嘉定二年诏赐谥曰“文”（称文公），累赠太师，追封信国公，后改徽国公，从祀孔子庙。

[12]“中国文化十一书”是指：儒学类的程树德《论语集释》（《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中华书局1990年版），李泽厚于《论语今读·前言》说：“此书……是有关中国文化的某种‘心魂’所在。”焦循《孟子正义》（见《诸子集成》，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陆象山曾有语云：“夫子以仁发明斯道，其言浑无罅缝，孟子十字打开，更无隐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岳麓书社1985年版），是历时两千余年的儒学林林总总中之“简明精锐，极有深度”者。道学类的魏源《老子本义》（见《诸子集成》，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老子》一书，是起源甚为久远的原始思维的遗响。王先谦《庄子集解》（见《诸子集成》，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庄子是孤独的，而孤独是一种状态；当孤独一旦被孤立地、抽象地关照到时，它就会成为一种精神。佛学类的（唐）三藏法师玄奘译《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为四千余部佛经之一，意为“无缘慈悲，无相般若”；此经乃大乘经，如来为发大乘心者说，是摄取大部般若，六百卷中之要义，故前无“如是我闻”，后无“受信奉行”，计二百六十字。其文虽约，其义甚丰，不仅六百卷般若之奥旨，收摄无遗，即一大藏圣教之要义，包括殆尽。郭朋《坛经校释》（见《中国佛教典籍选刊》，中华书局1983年版），《五灯会元》卷1有载：“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呵迦叶’。”这是“禅宗”发生的传说。史学类的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赵翼《廿二史札记》：“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潜精积思”二十余年所成就的中国最伟大的一部断代史。文学类的《毛诗正义》（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1979年版），《诗·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1982年版），《红楼梦》问世之初，曾有竹枝词流行，云：“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

[13]即T.帕森斯（T.Parsons）创立的，具体分为“对外适应”（Adaptation）、“目标完成”（GoalAttainment）、“内部整合”（Integration）和“模式维持”（PatternMaintenance），简称“AGIL”功能分析的“正向教育功能”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