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行总载》国译本收录文献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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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注释】(www.guayunfan.com)[1]葛兆光《文化间的比赛：朝鲜赴日通信使文献的意义》，载《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第2期，第1—62页。

[2]韩国学者姜周镇曾对李朝朝鲜赴日使行情况进行统计，共统计出79次使行活动，参见姜周镇《〈海行总载〉解题》，收在［韩］民族文化促进会编《国译海行总载》，民族文化文库刊行会，1974—1981年出版，第一册，第3—28页。笔者在姜教授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检索朝鲜王朝实录进行统计并核对，对该统计结果进行了修订。

[3]朝鲜古书刊行会编《海行总载》（1—4册），朝鲜古书刊行会，1914年出版。

[4]“前后信使，毋论使臣员役，多有日记者。洪尚书启禧，广加搜集，名以《海行总载》。徐副学命膺翻誊之，题以《息波录》，合为六十一编，以为行中考阅之资。及其递任也，尽送于余。”见赵曮《海槎日记》，收在前引《国译海行总载》，民族文化文库刊行会，1974—1981年出版，第七册，附录第6页。

[5]［韩］民族文化促进会编《国译海行总载》，（1—12册），民族文化文库刊行会，1974—1981年出版。

[6]辛基秀、仲尾宏编《（善邻友好的记录）大系朝鲜通信使》（1—8册），［日］明石书店，1994年出版。

[7]首尔大学图书馆《奎章阁资料丛书·通信使誊录》，（出版社），1991年出版。

[8]日韩学者集中讨论通信使文献的主要著述有：（1）李进熙著《李朝的通信使——江户时代的日本与朝鲜》，讲谈社，1976年出版；（2）辛基秀著《江户时代的朝鲜通信使》，每日新闻社，1979年出版；（3）上田正昭编《朝鲜通信使——关注善邻和友好》，明石书店，1995年出版；（4）李元植著《朝鲜通信使研究》，思文阁，1997年出版；（5）高正晴子著《朝鲜通信使的响应》，明石书店，2001年出版；（6）郑章植著《使行录所见朝鲜通信使的日本观——江户时代日朝关系》，明石书店，2006年出版；（7）夫马进著、伍跃译《朝鲜（转下页）（接上页）燕行使和朝鲜通信使——使节视野中的中国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相关论文则有：姜周镇《〈海行总载〉解题》，收在前引民族文化促进会编《国译海行总载》，第一册，第3—28页。苏在英《〈海行总载〉的作品论》，《慕山学报》，1998年第10期，第381—402页。

[9]其中较具代表性的研究专著有：李惠成（）著《朝鲜通信使的文学》，梨花女大出版部，1996年出版；宋成哲（）著《朝鲜通信使与日本的沟通〈友情与背叛的五百年〉》，东亚西亚出版社，2006年出版；曹奎立（）等编《朝鲜通信使使行录研究丛书》（1—13），学古房，2008年出版。研究论文有：韩泰文《通过通信使往来展开的韩（转下页）（接上页）日文化交流》，载《韩民族语文学》第45卷，韩民族语文学会，2004年，第421—448页；权五凤（）《日本江户幕府通过朝鲜使行对韩国儒学的接受》，载《安东汉文学论集》第2卷，安东汉文学会，1991年，第789—813页；金泰准（）《冲击和调和：18世纪韩日文化交流的面貌—以江关笔谈为中心—》，载《东方文化比较研究丛书》第2卷，韩国东方文化比较研究会，1992年，第735—767页；甘宪华（）《朝鲜通信使的绘画交流：以17、18世纪为中心》，载《东北亚文化研究》第一辑，东北亚文学会，2001年，第83—115页；孙承喆《朝鲜时代对日本天皇观之类型方面的考察》，载《史学研究》第50期，韩国史学会，1995年，第217—249页；河宇凤《元重举的日本认识》，载《李基白先生古稀纪念论文集》，1994年，第1228—1264页；李元植《由通信使记录看对日本的认识》，载《国史馆论丛》第76辑，1997年，第292—312页；张荣哲（）《对朝鲜通信使仪礼性的考察》，载《教育理论与实践》第9辑，庆南大学校教育问题研究所，1999年，第233—249页；河宇凤《朝鲜时代的通信使外交和仪礼问题》，载《朝鲜时代史学报》第58卷，2011年，第65—95页；具智贤《17世纪通信使笔谈中出现的韩日间书籍交流的情况》，载《韩国汉文学研究》第47期，2011年，第527—551页；李敬元（）《朝鲜通信使随行乐队的音乐活动考》，载《韩国音乐学论集》第2卷，韩国音乐史学会，1994年，第325—369页；李正恩（）《朝鲜通信使随行画员研究》，庆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金德真（）《1763年通信使的使行费用的规模和意义》，载《历史学研究（原《全南史学》）》第25卷，湖南史学会（原全南史学会），2005年，第105—144页；金尚朝（）《青泉申维翰的日本认识和对雨森芳洲的理解》，载《瀛洲语文》第23卷，瀛洲语文学会，2012年，第311—337页；鲁成焕《朝鲜通信使与日本的端午节》，载《日本文化学报》第33卷，韩国日本文化学会，2007年，第259—279页。

[10]见庆暹《海槎录》，收在前引民族文化促进会编《国译海行总载》，第二册，附录第37页。

[11]同上，附录第45页。

[12]见申维瀚《海游录》，收在前引民族文化促进会编《国译海行总载》，第二册，附录第10—11页。

[13]见任守干《东槎日记》，收在前引民族文化促进会编《国译海行总载》，第九册，附录第86页。

[14]见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二百册，第422—532页。

[15]藏书号：古朝90-2。

[16]见前引《大系朝鲜通信使》，第五册，第135—175页。

[17]崔兴壁《书挹翠轩诗抄卷首》言：“罗、丽迄我朝，多文章大家数。崔文昌公尝隐遯焉，其后五百年有李翰林仁老，又二百年有挹翠轩，又三百年有申青泉维翰。”见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续编第95册，第592页。

[18]此处申维瀚生平情况，据申维瀚的年谱、行状、世家、遗事、言行实录、墓志铭等资料进行概要整理，这些资料均收在申维瀚《青泉集》附录中，见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二百册，第539—562页。

[19]本节引自申维瀚《海游录》的原文，均见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二百册，故不再一一进行脚注，而以“（页码）”的形式直接在文中标出。

[20]“太学头林信笃率其两子信充、信智即来请见。……其祖曰道春，父曰恕，世掌日本文学，凡为国用词翰，皆出于其家。为门徒而被荐食禄者数十人。然观其文笔，拙朴不成样。日本官爵皆世袭，虽有高才邃学，不得望信笃于床下，可笑。”见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二百册，第478页。

[21]“国中文才，多在童稚。大阪之水足童子，年十四，北山童子，年十五，倭京之明石景凤，年十八，江都之河口皞，年十七。无论所读述已富，皆貌如玉雪，视瞻端正，言动安详，似礼法中人。盖其气禀之清明，得之江山，而卒不免于政教之镕铸，可使明珠化为燕石耳。”见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二百册，第525页。

[22]《浪花女儿曲》和《男娼词》，见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二百册，第462—464页。

[23]事见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二百册，第435—437页。

[24]申维瀚墓志铭中有言：“节义则赴使日本斥岛主私礼，却彼国例币，以死自誓，始立后来不易之节。”见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二百册，第562页。

[25]姜在彦日文译注本《海游录：朝鲜通信使の日本纪行》，［日］平凡社，1974年。

[26]收在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韩］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五十九册。

[27]此处洪景海生平情况，根据《朝鲜王朝实录》所载其人相关记录概要整理而来。

[28]收在［韩］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国译海行总载》，民族文化文库刊行会，1974—1981年，第十册，附录第1—61页。

[29]本节引自洪景海《随槎日录》的原文，均见前引《燕行录全集》第五十九册，故不再一一进行脚注，而以“（页码）”的形式直接在文中标出。

[30]见前引《朝鲜王朝实录》，第四十三册，第304页。

[31]见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二百册，第480页。

[32]见前引《燕行录全集》，第五十九册，第273页。

[33]同上，第484页。

[34]同上。

[35]同上，第481页。

[36]见前引《国译海行总载》，第三册，附录第11页。

[37]同上。

[38]见前引《燕行录全集》，第五十九册，第486页。

[39]同上，第378页。

[40]见前引《国译海行总载》，第十册，附录第59页。

[41]同上，附录第55页。

[42]见前引《燕行录全集》，第五十九册，第456页。

[43]同上，第403页。

[44]见前引《国译海行总载》，第九册，附录第77页。

[45]见前引《国译海行总载》，第十册，附录第26页。

[46]见姜浩溥《桑蓬录》，收在前引《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第十四册，第141页。

[47]见前引《国译海行总载》，第九册，附录第79页。

[48]见前引《国译海行总载》，第二册，附录第53页。

[49]见前引《国译海行总载》，第三册，附录第22页。

[50]见前引《国译海行总载》，第十册，附录第60页。

[51]见前引《国译海行总载》，第三册，附录第42页。

[52]见前引《国译海行总载》，第三册，附录第22页。

[53]见前引《国译海行总载》，第二册，附录第53页。

[54]见前引《国译海行总载》，第三册，附录第22页。

[55]见前引《燕行录全集》，第五十九册，第282—283页

[56]见前引《国译海行总载》，第七册，附录第7页。

[57]见前引《国译海行总载》，第十册，附录第71页。

[58]认为火葬是蛮夷之俗的看法，并不只出现在朝鲜人对日本的评价中，在朝鲜人对清代中国的评价中也曾出现类似情况。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中有“清人皆火葬，汉人则否，而近来颇有火葬者，盖染胡俗而然也”之语。见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一百八十一册，第498页。

[59]见前引《国译海行总载》，第三册，附录第22页。

[60]同上，附录第46页。

[61]见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二百册，第527页。

[62]见前引《燕行录全集》，第五十九册，第407页。

[63]同上，第520页。

[64]见前引《国译海行总载》，第八册，附录第57—58页。

[65]见前引《国译海行总载》，第九册，附录第92页。

[66]见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二百册，第527页。

[67]见前引《国译海行总载》，第八册，附录第57—58页。

[68]见前引《国译海行总载》，第三册，附录第22页。

[69]见前引《国译海行总载》，第三册，附录第46页。

[70]见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二百册，第527页。

[71]见前引《国译海行总载》，第八册，附录第57—58页。

[72]见前引《国译海行总载》，第九册，附录第92页。

[73]见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二百册，第527—528页。

[74]见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二百册，第528页。

[75]见前引《国译海行总载》，第三册，附录第46页。

[76]早在1420年出使的宋希璟的《日本行录》中就有“若得明王施政教，贫残尽变即良民”的诗句，见前引《国译海行总载》，第八册，附录第32页。而申维瀚《海游录》亦有言：“所以制礼渐民而不格于禽兽者，圣王之政教在也。不如是，中国也有郑卫，抑何论炎荒之外卉服之乡，蛟肠鸟语，聚麀而同浴者哉”。见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二百册，第462页。

[77]见前引《国译海行总载》，第七册，附录第50页。

[78]见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二百册，第444页。

[79]同上。

[80]同上，第521页。

[81]见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二百册，第520页。

[82]同上。

[83]同上。

[84]同上。

[85]见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二百册，第525—526页。

[86]见前引《燕行录全集》，第五十九册，第377—378页。

[87]见前引《国译海行总载》，第七册，附录第50页。

[88]同上。

[89]见前引《国译海行总载》，第十册，附录第154页。

[90]申维瀚的一番话或许颇能说明这一点，他在《海游录》中说，日本“所谓儒者，学为诗文而无科举仕进之路，故苟得声誉，而为各州记室，则能食累百石廪米以终其身，不得则求入于兵家，又托于医。余于驿路站馆，有投文而求见者，或曰某地医官，或曰某城武臣，其文字往往可称，盖以文士而为医为兵，以求禄食者也。”见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二百册，第514页。

[91]见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二百册，第506页。

[92]见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九十五册，第334页。

[93]见前引《燕行录全集》，第五十九册，第434页。

[94]同上，第481页。

[95]见前引《国译海行总载》，第七册，附录第23页。

[96]同上，附录第30页。

[97]见前引《国译海行总载》，第三册，第22页。

[98]同上，附录第46页。

[99]见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二百册，第507页。

[100]见前引《国译海行总载》，第十册，附录第26页。

[101]见前引《燕行录全集》，第五十九册，第427页。

[102]见前引《燕行录全集》，第五十九册，第424页。

[103]见前引《国译海行总载》，第三册，附录第40页。

[104]见前引《燕行录全集》，第五十九册，第425—426页。

[105]见前引《国译海行总载》，第三册，附录第34页。

[106]见前引《燕行录全集》，第五十九册，第516页。

[107]见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二百册，第491页。

[108]见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二百册，第529页。

[109]同上。

[110]参见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二百册，第529页。

[111]见前引《国译海行总载》，第十册，附录第41页。

[112]转引自前引葛兆光《文化间的比赛》，载《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第2期，第1页。

[113]见前引葛兆光《文化间的比赛》一文。

[114]见申维瀚《海游录》，收在前引民族文化促进会编《国译海行总载》，第二册，附录第13页。

[115]如张伯伟《汉文学史上的1764》，载《文学遗产》，2008年1月，第114—131页；李永春《简论朝鲜通信使》，载《当代韩国》，2009年春季号，第73—79页；徐毅《朝鲜通信使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载《南通大学学报》，2011年9月，第63—70页；刘嘉元《17—19世纪朝鲜通信使的汉字书写》，天津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

[116]本大事记据朝鲜王朝实录资料为基础，参以日本历史大事编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