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香港行

万国香港行

任美贞

快20年了，我所以会记得万国证券，并不是因为“327国债事件”，而是一份个人的因缘。

1993年7月，我刚从加拿大留学回到香港。在大师姐唐恩的游说和推荐下，我告别了6年的政治记者生涯，转投《香港经济日报》，做财经新闻。虽然头衔是首席记者，但事实上我对财经一点也不懂，战战兢兢上班的第一天，就遇上了万国的创办人管金生。

万国当时刚成为两家上市公司的主要股东。1992年12月，万国与后来倒闭了的中国创新技术投资公司，联同李嘉诚旗下的长实集团，用1.6亿港元收购了大众国际（后更名为“第一上海”）；1993年4月，原班人马加上台商张平沼，又用了6800万港元，买下持有证券牌照的王集团，改名称为上海万国，万国由此正式登陆香港证券市场。

收购完成后，管金生立马做了一次供股，集资3.5亿港元，随后开了他在香港的第一个记者会，也就是我加入《香港经济时报》后的第一个采访任务。

我不懂财经，只知道政治也好，财经也好，记者要问的是五个W。我就一条一条地问：为什么要供股？为什么要五供二？钱要怎么用？很快我就被打断了，大伙儿要知道的是注资。

的确，那是一个讲注资，不讲业务的年代。

那时距离香港回归还有不到5年，当时的港督彭定康推出改革，连累恒生指数跌了千点，中资概念股却是一枝独秀。

从20世纪80年代末的粤海集团买入世联，再注入国泰酒店开始，一场一场的买壳注资大戏上演着，大如中信泰富、华润集团；小如深圳赛格，都上演着一样的戏剧、一样的憧憬，外加香港富豪的身影，投资者们炒得不亦乐乎。

到了万国上场，虽然说是上海券商一哥，在投资者和媒体的眼里，也是翻拍了十遍的《神雕侠侣》，主角是谁？戏做得怎么样？都没关系，反正就有人看。大众宣布卖壳的第一天，股价长了八成，位居升市榜首。万国出掌王集团的当天，股价也升了两成。

万国是怎样的企业？管金生有什么能耐？上海万国有怎样的发展策略？来港上市是怎样的一步？这些没有人要知道，市场要的是注资故事。

对于我的问题，管金生答的是什么，我全忘了，只记得他和当年那些讲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繁荣稳定的京官们，没有两样。

翻看老剪报，管金生当时说要发展中国内地、香港及台湾三地之间的金融业务，以发挥“金三角”之战略部署。又说希望以上市公司为据点，将万国版图推向国际。

从时机上来说，管金生是对的。1993年9月，国务院批准国有企业以H股的形式到香港上市，由青岛啤酒揭开序幕，虽然开始时市场反应并不热烈，中间也有过起落，也出过丑闻；但是在利益驱动下，是只会向前不会向后的，随后的20年证明，国企上市改变了整个香港股票市场的面貌。

对于缺人才、缺客户的中资券商来说，国企上市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在英国人治下的香港股票市场，汇丰银行和怡富等英资券商占大头，其余就是百富勤和新鸿基证券等本地大佬。他们有人脉、有认识，中资券商难以突围。直到国企来临，后者才有了一个切入点。

先说企业融资业务，像中国银行旗下的中国建银财务等中资券商，凭借一张“中”字招牌，加上特有的人脉，总算可以和大佬们一道说话，跻身包销团队，甚至晋升为保荐人，从而发展人才和客户基础。

经纪业务上的机遇亦然，当时内地积累的财富不能与今天相比，但是不少国企和有背景的人士还是相当有钱的。红筹股和国企股的出现，大大增加了他们的投资意愿，了解他们的特别需要，并提供服务的主要就是中资券商。

为了抢这个滩，管金生可以说是不惜代价，在收购王集团的整个过程中，他并没有向中国证监会等相关部门报批，直到生米煮成熟饭，才打报告。须知万国之前，从没有内地券商在港收购上市公司，如果管金生走足程序的话，此事很可能会泥牛入海，深懂游戏规则的他选择了先斩后奏。当然啦，上海万国日后还是要为此付出代价的。

抢滩成功，万国拿下了三个经纪牌照，但是除了这些，就没有其他了。王集团原来专门做高端客户，就是一些有钱家族和企业，服务他们的就是同样来自大家族的新加坡商人王国泰，也就是王集团的大股东。当时行家们戏说：“王集团只有一个经纪。”既是指主要客户都在老板手里，也是说这家券商没有什么人才和基建可言。

随着王国泰的离开，这些也就所剩无几。行内也没有听说上海万国怎样招兵买马，即便如此，管金生和行政总裁庄淑婉还是有本事在一年后交出一张亮丽的成绩表。

截至9月30日止，上海万国的营业额从收购前的1.47亿港元，急升至6.59亿港元。股东应占溢利为4200万港元，收购前为亏蚀1900万港元。

其中原因固然是因为股市畅旺，多得美国资金的流入，1994年恒生指数长了近5成，上海万国亦水涨船高，经纪业务急升5倍，至6亿港元。管金生的大胆进取作风也有重大贡献，他利用供股所得大搞保证金业务，贷款额从5600万元，增加至五亿多元，又开始坐盘炒股，年末的短期投资由一百多万元变成1.15亿元，风险和利润自然不能同日而语。万国也凭着其关系网，挤进了半数国企的包销队伍，拿下了一千多万元的企业融资利润。

但是对于股民们来说，这些“成就”都是微不足道的，管金生说的金融王国梦，远远不及注资般即食。

热情过后，慢慢地，大家开始搞清楚，原来内地的证券业务是不可以由外资持股的，也就是说上海万国没有注资的戏可以唱。上海万国的新闻也从金融版的头条，变成了三、四条。

虽然万国的一周年成立庆典邀得当时的新华社副社长张俊生出席，但是第一上海的成立酒会有李嘉诚举杯与陈伟力及一众中资企业高层祝酒，锣鼓自然敲得更响亮。

这些并没有影响管金生的心情，因为每天都有些大券商围着这位“证券大王”转，争取任何与万国成立中外合资券商的机会。

20世纪90年代初，虽然内地股市刚起步，但是任何有远见的券商都知道这早晚会变成一个金库，一定要想办法进入。追求者包括当时如日中天的百富勤投资，这家由梁伯韬创立的投资银行包办了多家红筹和国企的买壳和招股，又是注资概念的始创者，对国情之了解，当年可以说是无出其右。

“大家都知道万国发展神速，都希望借助它的影响力，成为中国第一。”一位曾经三次出席谈判的前百富勤高层说：“虽然法例上没有说可以搞合资，但是也没有说不可以。”

的确，就大胆冒进、积极创新这种精神而言，百富勤与万国是一致的。管金生和梁伯韬两位大佬先后谈了三次，但是一直停留在原则性问题上，未能深入。

有趣的是问到香港上海万国当年的情况，这位先生说：“我根本不知道它在香港有业务。”

“说实话，内地券商当年和我们谈得最多的，并不是怎么去搞好业务，而是‘搭棚’、‘围飞’等等操控股价的技巧。”

1995年初，双方再次踫头，那时国际大行如摩根士丹利也开始追逐万国，管金生的口气也不一样了，一开始就问：“百富勤去年赚多少？”听到答案后，他说：“我们就差一点而已。”

意思就是万国很快就要超越百富勤了，这对于管金生来说有着特殊意义，因为恰巧两家券商都是始创于1988年，万国身处刚起步的中国金融市场，如果能在不足十年间比并百富勤，甚至跑过它，管金生的兴奋自是不言而喻。

但是这场比赛永远也没有结果了，1995年2月底，传来万国折戟债券市场的消息，不久大家也听到管金生和庄淑婉正协助调查，4月26日，上海万国终于发出公告，宣布管金生被免职。

在内地金融市场，这是炸开锅的事，在香港大家也热议过一阵子，连美国的《纽约时报》也在头版作了报道，毕竟是中国证券教父啊。

的确，不管是叫红筹还是叫H股公司，国家企业受太多的因素牵扯，业绩的好与坏，老总的上去或下来，甚至是进去或出来，都没有客观规律。

或许是因为对这种宿命的理解，当内地媒体大肆报道管金生“刚愎自用”、“不学无术”等五大罪状之际，香港及海外媒体会写出“市场问题政治解决”、“一次巨损顿成众人箭靶”等比较客观的报道。

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尽管以朱恒为首的新领导在人事变动后不到一周，就来港会见记者稳定人心，但是上海万国已经无复当年勇，暗藏的问题逐步浮出水面。

1995年11月，公司宣布该年度盈利为700万元，除了较往年大幅下跌外，更显示管金生走后，公司已出现亏损。

1996年底，香港证监会公开谴责上海万国两名交易员违规。三个月后，又有另一起违规事件。事发时间都在管金生任内，内部监管之缺失可见一斑。

上海万国业务上进入低潮，但是高层对香港业务的雄心并没有减退。1996年7月，申银与万国合并后不到一个月，新任总裁阚治东策动收购港资大行新鸿基证券，涉资10亿港元，也想来个先斩后奏。但是香港证监会坚持要看到内地监管机构的批文，才会开绿灯。交易最后胎死腹中。不到1年，阚治东也因为内地自营业务的巨亏而下台，香港的万国进入长长的冬眠。

13年后，海通证券宣布以18.22亿港元收购香港大福证券，希望能用好中港业务互动的优势，看来当年万国管理层是早慧的。只是在当年的体制下，早慧的结果可能是早夭，个人如此，企业亦然。今天的香港万国成绩远远跑输海通和国泰君安等同行。这是后话了。

任美贞，曾任《香港经济日报》首席记者；后任该报副总编辑；现任香港《南华早报》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