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翔五代十国_敬翔谋略才运筹帷幄间

敬翔五代十国_敬翔谋略才运筹帷幄间

五代乱世，是名将辈出、军人得势的时代，但也少不了有一批智谋之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正如汉高祖刘邦所说，武将们是冲锋陷阵的猎狗，谋士们却是指挥猎狗的人，更加难得。

辅佐朱温完成帝业的敬翔，为李存勖打理后方的张承业，替石敬瑭办外交的桑维翰，向柴荣上天下大计的王朴，就是他们之中的代表人物。

第一谋臣

923年，李存勖的后唐大军攻进了后梁的首都开封，为了收揽人心，李存勖下诏赦免了后梁的旧臣。为保性命梁臣们纷纷去向新主子效忠，连号称“一代奇才”的李振都没有例外。只有宰相敬翔在长叹了一番后，黯然自缢，与他参与缔造的后梁王朝同归于尽。

敬翔字子振，是同州冯翊（今陕西大荔）人，远祖据说是唐朝宗室平阳王李晖，不知什么时候改姓为敬。曾祖和父亲都做过唐朝的刺史，可算是官宦世家。敬翔青年时期非常好学，写得一手好文章，但在腐败的晚唐时期，他考了多次进士也没有及第。那时候的不第秀才，有一条特殊的出路就是投靠藩镇，但敬翔的投靠之路却十分曲折。当另一位不第秀才黄巢起兵造反，攻占了长安后，关中这一带大乱起来，住在同州的敬翔就逃到了开封。他的老乡王发担任汴州观察支使，敬翔就暂时住在王发家里，等待着发迹的机会。

朱温大概也是在这个时期来到开封任汴州刺史和宣武军节度使的。战乱年代，朱温需要的是能打仗的猛将，敬翔是一介寒儒，王发也没办法把他推荐上去。时间久了，敬翔在开封的生活越来越困顿，只能降低身份，以卖文为生，替军中的将领们写一些文件。朱温和他的将领们都没有文化，不喜欢华丽高深的文章。敬翔为了赚钱，就投其所好，尽可能地引用一些民间俚语，把文章写得通俗易懂。这样，不仅将军们越来越喜欢敬翔的文笔，连日理万机的朱温都知道了敬翔的名气。

朱温让王发把敬翔领了过来，两人进行了一番饶有趣味的对话。朱温问道：“听说你是研究《春秋》的，《春秋》这本书都写些什么事呢？”敬翔说：“是讲述诸侯争战之事。”朱温一听就来了兴趣，继续问：“那你能不能把《春秋》里的用兵之道讲给我听，让我也用一用呢？”敬翔这时候给出了一个决定自己命运的答案：“用兵之道，最关键的是出奇制胜。《春秋》里讲的都是古法，现在不好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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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句话就说到朱温心窝里去了。朱温的父亲就是读书人，教了一辈子书，也没有混出个样子，所以朱温很不喜欢别人卖弄书本上的学问。他立即给敬翔补了一份军职，留在自己身边服务。敬翔毕竟是文人，打仗的事他做不来，反复央求朱温给他调个文职，最后朱温让他做馆驿巡官，实际上还是做谋士和文秘工作。

敬翔给朱温提的最好的建议是扩军计。朱温当时势力还小，不敢轻举妄动，没有正当的扩军理由。敬翔就教他使诈，先让一部分士兵诈降邻近的藩镇，然后公开抗议邻镇的不轨行为，发兵征讨。这样，既能够趁机召兵，还能够扩充地盘，朝廷知道了也没法怪罪。朱温就是反复利用这种流氓技巧，成功地壮大了自己，并称霸中原。敬翔本人也因此成了朱温手下的第一谋臣。

朱温打败了赵匡凝，夺取了荆襄地区，又想要趁机进军淮南和杨行密决战。战前，敬翔坚决反对，说刚刚打了胜仗，应该“持重养威”。朱温听不进去，结果在淮南打了大败仗。回来以后，朱温大发脾气，杀了很多唐朝大臣以泄愤，但对敬翔却更加信任。

朱温建立后梁王朝后，也封给了敬翔最重要的官职。他把唐朝时由宦官统领的枢密院改名为崇政院，任命敬翔为崇政院使。这个机构相当于清朝的军机处，是皇帝身边的决策机构，实际权力比外朝的宰相要大得多。皇帝的命令由崇政院转发给外朝，外朝的信息由崇政院汇报给皇帝。另外，他还让敬翔兼任了金銮殿大学士和兵部尚书。

朱温对敬翔还有一个特殊的回报，就是把自己抢来的美女刘氏赐给敬翔做老婆。刘氏的经历十分复杂，最初做过黄巢部将尚让的姬妾，后来又给唐朝藩镇时溥做姬妾，朱温灭了时溥后，她又跟了朱温一阵子。她嫁给敬翔后，还时常跑到宫里和朱温幽会，完全不顾敬翔的感受。敬翔发脾气时，刘氏说：“我嫁过几个男人，都比你强。尚让是黄巢的宰相，时溥是国家的忠臣。现在嫁给你这个不第秀才，我已经受委屈了。你要是不满意，那我就走了。”敬翔因为刘氏是朱温赏的，不好翻脸，只能忍气吞声。刘氏利用朱温的宠幸和敬翔的特殊地位，作风极为败坏，她有一套自己的办事系统，结交藩镇，广纳贿赂，后梁的权贵们都以能结交到刘氏为荣。而权贵夫人们则以刘氏为榜样，学着干坏事。这是敬翔平生一个洗不掉的污点。

敬翔辅佐朱温三十多年，朱温把自己的大小事都托付给敬翔。敬翔尽心尽力，晚上连睡觉的工夫都没有，只有在骑马的时候，能打个盹休息一下。他非常熟悉朱温的刚暴脾气，有了不同意见，很少公开劝谏和顶撞朱温，只是巧妙地拿话暗示一下，朱温脑子好，立即就能省悟过来。

朱友珪杀了朱温自立为帝后，害怕敬翔暗算他，就把他从崇政院调开，担任没有实权的外朝宰相，而把朱温的第二谋臣李振调到了崇政院。朱友贞做皇帝后，敬翔和李振都受到了排挤，不再参与机密大事，但名义上都还是朝廷的重臣。敬翔是有智谋的人，在受排挤的时候也能装聋作哑，不理朝政，用韬晦的方式来保护自己。

朱友贞君臣越搞越糟，后梁天下朝不保夕，敬翔终于坐不住了，他以自杀相威胁，向朱友贞保荐大将王彦章。后来，他又想自己出马，替后梁王朝抵挡一阵子，但朱友贞信任的赵岩一伙人，还是诋毁他，不给他机会。朱友贞在最后关头终于想起了敬翔，请求敬翔给他出主意，敬翔伤心地说：“我跟随先帝三十多年，虽然贵为宰相，但其实就是朱家的一个老奴才，把陛下当小少爷一般看待。以我的忠心，怎么敢有所隐瞒呢？当初陛下重用段凝的时候，我就反对过。现在敌军打到城外，段凝的大军又不来救援。我想给陛下出个主意，但陛下身边的那几个小人又会阻挠我。现在，我只有自己先死一条路可走，实在不忍心看到国家灭亡。”君臣二人只能相拥着痛哭一场。

后梁和后唐是世仇，双方没有谅解的余地。朱友贞明白这一点，就选择了自杀。敬翔也明白这一点，也做好了自杀的准备。只有崇政院使李振，听说李存勖赦免梁臣，就兴冲冲地前去报到。敬翔听说李振的消息后，长叹一声：“李振妄为男子汉大丈夫，还有什么面目再进梁朝的建国门呢？”说完就自缢而死。几天后，李存勖果然不原谅这几个篡唐的元凶，李振和敬翔都得到了灭族的报复。

后世对朱温和后梁评价偏低，对他们的政绩都很忽视，因而这方面的记载也就比较少了。有史家指出，后梁末年朝政混乱，军事上连吃败仗，但中原百姓中却没有大规模叛乱和流亡的情况发生，这说明后梁的轻徭薄赋政策相当成功，很得民心。相反，后唐的李存勖主政洛阳没有几年，就把天下搞得很乱，说明后唐的政策没有后梁的好。朱温本人忙于争战，对行政事务可能操心不多，后梁王朝在澄清吏治、轻徭薄赋、恢复经济、惠泽百姓等方面的成绩，应该都是敬翔替朱温干的。

晋国萧何

张承业（846—922）是唐朝的宦官，本姓康，同州人氏，长期担任李克用和李存勖的监军使。这是一位十分特殊的人物，相当于李克用、李存勖的萧何，为晋国和后唐的建国大业做出了了不起的贡献。

张承业比李克用大十岁，李克用出兵攻打王行瑜时，张承业作为朝廷的使者，经常来到李克用的军营，两人脾气相投，就成了朋友。唐昭宗被李茂贞胁迫，想到太原投奔李克用，先派张承业去联系，后来就任命张承业为李克用的监军使。唐昭宗从凤翔返回长安后，崔胤和朱温掌了权，消灭了唐朝的宦官势力。因为还有一小部分宦官在外给藩镇当监军使，他们又下诏令要求各藩镇杀死这些宦官。李克用和张承业是朋友，当然不肯执行诏令，他先把张承业藏在佛寺内，又胡乱斩了一个死囚，拿人头向朝廷交差。朱温篡唐以后，原来的诏令就无效了，李克用又把张承业请出来再次担任监军使。张承业对唐朝有一种“愚忠”精神，在他的影响下，李克用的晋国也成了坚定的唐王朝维护者。

李克用死的时候，儿子李存勖才二十四岁，势单力薄，李克用就把后事郑重托付给了张承业。张承业是政坛老手，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李存勖终于成功接掌了权力。李克用的弟弟李克宁手里有兵权，阴谋叛乱，形势危急，曹太妃找张承业帮忙，张承业召集亲信，秘密布置，轻而易举地就擒杀了李克宁一伙人。这样，他就成了李存勖继位的首功之臣。

李存勖带兵出征，张承业留在太原负责晋国的军政大事。他积极发展经济，为李存勖的军队提供物资保障。他执法严明，晋国的宗室贵族慑于张承业的威严，没有敢胡闹的。李存勖出征河北二十多年，基本上没有后顾之忧，史书上说：“成是霸业者，承业之忠力也。”

张承业的“一心为公”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呢？从他和李存勖间的一次冲突就可以看出来。

李存勖在外打仗，不管是要粮草兵器还是要钱，张承业从来没有误过事，但李存勖想给自己弄点零花钱，那就比登天还难了。李存勖每年都要回太原看望母亲，他需要钱赏赐自己喜欢的伶人，也需要一些赌博游乐的本钱。为了走通张承业的后门，他特意在钱库中设宴招待张承业。席间，李存勖让儿子李继岌给张承业跳舞助兴。李继岌是少主人，张承业哪敢怠慢，舞跳完后，他就拿出自己珍藏的宝带、名马和金钱献给李继岌。

李存勖就不高兴了，他平时管张承业叫“七哥”，而李继岌小名叫“和哥”，他就指着库里的钱堆说：“和哥没有钱花，七哥就给他这一堆吧！”张承业说：“郎君为我跳舞，我应该拿自己的俸禄回报。库里的钱是给大王赏赐三军的，不能够公款私用。”

两人争吵起来，李存勖气得让侍从取宝剑，张承业拉住李存勖的衣襟不放，流着泪说：“我今天为了节省国库财物而被杀，也算对得起先王的托孤之情了。你杀吧！”降将阎宝上来解劝，想拉开张承业的手，张承业挥拳就打，还把阎宝痛骂了一通。

这时候，曹太妃知道了，就派人叫李存勖去，李存勖很孝顺，他急忙向张承业让步：“今天我喝多了，对不起你。你也喝两杯，母亲问起来，就说咱们都醉了。”他拿起杯子连喝四杯，张承业却不依不饶，一杯都不喝。后来，曹太妃把李存勖责打了一顿，亲自向张承业道歉，这事才算过去。

文臣卢质很有才能，但爱喝酒，喝醉了就胡说八道，还喜欢侮辱沙陀人，说李存勖兄弟都和猪狗一样。李存勖很生他的气，想找机会把卢质除掉。张承业却是个保护人才的人，他故意说：“卢质无理取闹，我看不如杀了他，怎么样？”李存勖不知是计，急忙说：“现在正是招贤纳士、开创霸业的时候，七哥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张承业笑道：“大王能有这份心胸，取天下是不成问题了。”这样就算救了卢质一命，让卢质做了一辈子大官。冯道当初是刘守光的部下，刘守光灭亡后，他就到太原依附张承业，有人诋毁冯道，张承业却听了卢质的话，认识到冯道是人才，提拔重用了他，冯道后来也成了五代的名臣。

张承业忠心扶保李存勖，目的其实是为了恢复唐朝江山。后来李存勖要自己称帝，年老多病的张承业就坐不住了，他从太原赶到河北，反复劝谏。李存勖称帝后，张承业就在太原绝食而死，终年七十七岁。张承业既是李存勖的忠臣，也是他的克星，如果他能多活几年，继续管住李存勖的坏毛病，后唐王朝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不过，他活了七十七岁，在当时而言实在也是高寿了。

“万世罪人”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曾经写过一篇《桑维翰论》，说桑维翰是“万世之罪人”“秦桧之嚆矢”，这一评价也真是贬斥到极致了。不过，想起出卖幽云十六州对后世的影响，这一评价也不算是过分。

桑维翰（899—947）字国侨，是河南洛阳人。他父亲桑拱，在张全义手下做客将，负责接待宾客。能做这个官职，起码得长相端庄、言语流利、礼貌周全，是个人尖子才行。桑维翰却偏偏不像父亲，长得身短面长，十分丑陋，谁见了都不喜欢他。桑维翰自幼立下大志，认为“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自己这副长相，以后一定可以做到公卿。他学习很努力，积极地参加科举。但不幸的是，他姓了一个“桑”字，与“丧”字同音，考官不喜欢，就把他刷了下来。有人劝他放弃科举通过别的方式做官，他很气愤地写了一篇《日出扶桑赋》，以表达自己的远大志向，并间接地说明“桑”也是能成大器的。另外，有个著名的成语“铁砚磨穿”也和他有关。他铸造了一方铁砚台，声称如果铁砚磨穿了他还考不上进士，才肯放弃科举这条路。他年轻时的这些作为，很容易让人想起战国时代的洛阳人苏秦，苏秦也是这样拼命读书以求博取富贵的。

桑拱看儿子读书这样努力，心里过意不去，就找到老主公张全义，请求张全义给推荐推荐，做做幕后工作。这样桑维翰没有等到铁砚磨穿，就在后唐同光年间中了进士。931年，桑维翰被河阳节度使石敬瑭看中，罗致到自己手下做掌书记，做的是文秘工作，从此他就积极表现，成了石敬瑭最亲信的谋臣。936年，石敬瑭密谋反唐，桑维翰也是这个密谋的重要参与者。

当时，石敬瑭提出联合契丹抗击后唐，太原的众将都吓得不敢表态，只有刘知远和桑维翰两人表示支持。石敬瑭又提出割让幽云十六州，对契丹称儿皇帝，每年纳帛三十万匹，这时候，连刘知远都不敢支持了，只有桑维翰一个人表示同意。石敬瑭和刘知远都是沙陀人，又是武人，对中原感情不够深，对国家大义不够懂，他们如此主张这都容易理解。但桑维翰是个读了一肚子圣贤书的中原士人，他竟然也支持割地称儿，人们确实就不懂他是何居心了。大概，他做公卿的欲望比石敬瑭做皇帝的欲望还要强烈，只要自己能成功，别的都可以不考虑了。

从史书上看，割地称儿的创意属于石敬瑭，但最终实施完成的却是桑维翰。耶律德光答应了石敬瑭的请求，出兵到太原，打了几场胜仗，但唐军的晋安寨一直没有打下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这时候，卢龙节度使、北平王赵德钧派人来和耶律德光联系，要求他帮助自己称帝，两国建立兄弟关系。而耶律德光呢，发现自己孤军深入，几边都是唐军，弄不好会被抄了后路，回不到草原，就有点犹豫不定。石敬瑭看情况不妙，立即派桑维翰赶到耶律德光的营帐，反复陈说利害。

桑维翰指出，唐军的晋安寨已经在包围之中，食尽力穷，很快就可以攻下，成功就在眼前。而赵德钧父子品德不好，不值得信任，又有观望的心态，不会拼死抵抗，所以也并不可怕。同时他又指出，石敬瑭开出的条件很高，称帝建国之后，会倾全国之力侍奉契丹，赵德钧拿出的那一点点金帛根本算不了什么。

耶律德光的回答比较有意思，他说：“你没有见过捕鼠的人吗？如果不加防备，会被老鼠咬了手的。面对赵德钧这样的大敌，我怎么能不加防备呢？”桑维翰说：“现在契丹大军已经扼住了唐军的咽喉，他们哪里还能咬人呢？”耶律德光又说：“我并不是想背叛以前的盟约，只是因为兵家的权谋，才做出这些姿态而已。”桑维翰又说：“皇帝是讲信义的人，四海之内都在关注着您的言行，您怎么能随意改变呢？”桑维翰跪在耶律德光的帐前，从早到晚，泪流满面，争论不已。最后，耶律德光指着帐前的一块石头，对赵德钧的使者表了态：“我已经答应了石郎，等这块石头烂掉，才能改变。”

石敬瑭称帝以后，桑维翰果然如愿以偿地做到了公卿，先任翰林学士、礼部侍郎，知枢密院事，后来又改任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充枢密院使。平心而论，桑维翰既有大臣的能力，又有大臣的风范，是一位很不错的政治家。石敬瑭迁都到开封后，范延光在邺都叛乱，张从宾又在洛阳一带起兵，一时间朝廷上下人心惶惶，桑维翰却从容镇定，毫不介意。杨光远平定叛乱后，朝廷担心骄兵难制，桑维翰便建议解散这支军队，并把杨光远移镇到洛阳，很快就解决了问题。

杨光远被调离了邺都，心里不服，就攻击桑维翰，说他办事不公，而且在洛阳和开封都经营着生意，与民争利。石敬瑭没办法，只好把桑维翰调离朝廷，担任相州节度使，后来又调任兖州节度使、晋昌节度使。桑维翰做地方官也是一把好手，在相州时罢除弊政二十余条，在兖州时擒获豪贼上千人，史书上说他有汉代良吏寇恂、尹翁归之才。其中，以在相州减轻盗窃犯刑罚一事最为有名。桑维翰到相州担任节度使时，发现所有盗窃犯都要抄没家产，官吏们说这是河北藩镇的旧例，桑维翰觉得处罚过重，就上书朝廷，请求革除。这一举动免除了很多家庭的灾难。

桑维翰做节度使时的另一个著名事件就是上书讨论契丹问题。当时朝野上下对石敬瑭称儿皇帝，每年向契丹交纳岁帛等事感到十分屈辱和痛恨，有一种反契丹的情绪。镇州节度使安重荣不仅经常劫杀契丹使者，秘密收留吐谷浑都督白承福，还上书要求征讨契丹。安重荣手握重兵，飞扬跋扈，石敬瑭感到十分为难，一时竟动了和契丹绝交的心思。桑维翰在兖州得知这个信息后，以密奏的形式，详细讨论了与契丹绝交的“七不可”。这是一篇很著名的文章，桑维翰在文中冷静而全面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要求石敬瑭忍辱负重，等待时机。客观地说，桑维翰这篇文章是从后晋王朝和中原百姓的整体利益出发的，他指出汉高祖刘邦曾经向匈奴纳贡，唐高祖李渊也曾向突厥称臣，忍一时之辱没有什么，等契丹内乱或衰弱时再攻击不迟。不幸的是，石敬瑭和他的后晋王朝只干了卖国的事，却没有等到收复失地的那一天，所以桑维翰这篇“七不可”仍然是卖国的罪证。

石重贵即位后，桑维翰被召回开封担任侍中，监修国史。他仍然积极主张与契丹保持和平关系，与主战的景延广产生矛盾，被排挤到一边，不能参与军国大事。后来，桑维翰通过政治手腕，把景延广排挤出朝廷，自己重掌大权，做了宰相等重要官职。他晚年的这次当政，一方面运用自己的政治能力，改变了后晋朝廷的混乱局势，达到了“百度浸理”的效果，另一方面也扶持自己的亲信，大肆收受贿赂，是一副权臣的做派。有一次，石重贵生病，桑维翰向太后建议给石敬瑭的小儿子石重睿安排师傅，有推举石重睿称帝的意图。石重贵病好以后，在大臣冯玉的陷害下，桑维翰又一次失势了。契丹大军南下之后，耶律德光要求后晋朝廷把主和的桑维翰和主战的景延广交出来，石重贵当时已经决定投降，担心桑维翰说他坏话，就令张彦泽杀桑维翰灭口。张彦泽早已投降了契丹，本来可以不听石重贵的话，但他看中了桑维翰的财产，就把桑维翰缢死，假称桑维翰是畏罪自杀。耶律德光非常惋惜，专门让人调查桑维翰的死因，最后发现确实是缢死的，也就不再追究了。

王夫之说桑维翰是“秦桧之嚆矢”，确实是十分形象的。桑维翰一心主和像秦桧，专权纳贿也像秦桧，但他在契丹大军压境、开封城内一片混乱时，坚决不肯逃走，与社稷共存亡的表现，确实是有大臣风范的。这人在历史上的功过是非，确实是一言难尽。

王朴献策

传说宋太祖赵匡胤有一天路过后周时代建立的功臣阁时，恰好狂风吹过，阁门半开，露出了王朴的画像。赵匡胤见状，急忙后退几步，整理衣服，恭恭敬敬地向王朴鞠躬施礼。身边人诧异地说：“陛下贵为天子，王朴只是前朝一个臣子而已，用得着这样行礼吗？”赵匡胤用手指指自己的龙袍，说：“王朴如果还活着，我哪能穿上这件袍子？”

王朴（905—959），字文伯，东平（今属山东）人。他从小聪明好学，善写文章，但直到四十几岁才中进士。当时是后汉时代，他在朝廷任校书郎，依附于枢密使杨邠，平时就住在杨邠的家里。王朴是个机警有智谋的人，他看到朝政混乱，大臣不和，心想杨邠这个靠山并不可靠，就找了个理由辞职回乡。他走后不久，后汉隐帝刘承祐就在舅舅李业等人的密谋下，诛灭了杨邠、王章、史弘肇三位大臣的家族。平时依附于三大臣的中下层官员也死了不少，王朴算是靠自己的聪明逃过了一场大难。

后周建立以后，王朴重新出来做官，被任命为澶州节度使柴荣的掌书记，这个官职近似现在的秘书，和领导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柴荣调任开封尹，王朴也跟着进京，做了右拾遗、开封府推官，仍然是柴荣的亲信部下。柴荣做皇帝以后，又任王朴为比部郎中，这个官职并不高，但柴荣给他赐了紫袍，十分荣耀。

955年，柴荣广开言路，召集了二十几名在朝任职的学士才子，布置下《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平边策》两道题目，要求大家认真撰写文章，为国家贡献宝贵建议。这些才子们摸不清皇帝的思路，只能泛泛而谈，从儒家传统理论出发，讲一些仁政的道理。王朴长期在柴荣身边工作，知道柴荣是胸有大志的人，是要治国平天下开创盛世的，他就很认真地写了一篇《平边策》，提出了很具体的意见。

王朴认为，后唐失去吴蜀，后晋失去幽并，都是因为“君暗政乱，兵骄民困”。现在要讲“平边”，只要把后唐后晋几代朝廷的错误改正就行。他建议提拔重用贤能的人才，用恩信号令来团结人心，用赏功罚罪来使人尽所能，另外还应当提倡节约，发展经济，使国强民富，政通人和。如果搞好了内政，树立起形象，周边割据地区的民心就会被吸引过来，统一就成了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他又提出了“先易后难”的大战略，认为应该先进攻南唐的江北地区，攻下江北之后，再依次征服南方的其他政权。南方平定之后，国家实力增强，再北伐进攻契丹的幽州地区。只有北汉政权是后周的死敌，不可能招降，只能用强兵进攻，但北汉实力不强，可以最后再解决。在进攻南唐的方案上，王朴还提出了更具体的措施，南唐和后周的边境线长达两千里，可以派出少量部队骚扰其防守薄弱的地区，还可以多处骚扰，反复骚扰。通过骚扰可以了解南唐的虚实，并逼迫南唐反复调动主力部队，浪费南唐的财力物力，一旦南唐疲于应付，后周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夺取江北诸州。

这篇著名的文章不仅成就了后周，也成就了后来的北宋，柴荣和赵匡胤都是利用这种“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思路，才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王朴本人也因为这篇文章受到柴荣的空前器重，官职不断提升，最后做到了枢密使和检校太保，成了柴荣最重要的助手之一。柴荣每次出征，王朴都是留守开封的大臣。

柴荣时代曾经大规模扩建开封城，这项具体工作就是由王朴做的。王朴除了是大学者、大专家外，还是一个有魄力的行政领导，在他匠心独运的辛勤努力下，开封城后来成了著名的大都市。他还懂天文历法和声律，其撰写的《大周钦天历》《律准》等书都通行于世。他也精通水利，959年，在汴河上修建斗门，控制河水流量，大大方便了漕运。他也精通算卦，曾经卜算柴荣能做三十年皇帝，柴荣兴冲冲地设想了一幅为期三十年的宏伟蓝图。当然，这个卦没有算准。

王朴几乎是一位天才人物，和三国时的诸葛亮似乎不相上下。但王朴的缺点是脾气太硬，盛气凌人。在扩建开封城时，他见一位乡校工作怠慢，就毫不客气地把他拉到大街上鞭打了几十下。这位乡校心里不服，对人说：“我是个宣补乡虞侯，是有身份的人，怎么能随便责打呢？”王朴听到后，又把他拉过来活活打死。柴荣知道后，不但不责怪，反而嘲笑那位乡校糊涂，竟敢和王朴“叫板”。赵匡胤也碰过王朴的钉子，有一回他的马队被另一位将军冲撞，他去告状，要讨回公道，王朴把赵匡胤叫去批评了几句，赵匡胤只得乖乖地听话。

脾气太硬了，不但容易伤人，也容易伤及自己。959年3月，王朴刚刚建好汴河的斗门回到都城，就又不顾劳累地跑去找李谷聊天，正坐着说话的时候，突然发病倒在地上，抬回家就去世了，终年五十四岁。周世宗柴荣闻讯后心疼坏了，在王朴的灵柩前用玉钺捣地，痛哭了好久，之后又给予王朴很高的追赠。几个月后柴荣也病死了，这一对能干的君臣真是太短命了。

王朴因为《平边策》而名留青史，但因为后周和北宋都没有能顺利收回幽云十六州，反而让契丹、女真、蒙古依次入侵中原，“先易后难”的策略在后世也引起过争议。假如不是“先易后难”，而是“先难后易”，那历史会是个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