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变法光绪定国是的故事

图变法光绪定国是

公车上书失败后，康有为并没有低落下去，他一方面不忘继续上书，另一方面开始着手创办报纸、学会，来宣传维新思想，为变法做舆论准备。可是他的这些举措却频频受挫，无奈之下，他只好回到广州，继续他的教书生涯。

但康有为并没有安居一隅，面对国难当头的紧迫形势，他再次来到北京上书，要求皇上变法。这一次，他的奏书终于得到了重视，皇帝派人专门召见了他。

这时，光绪帝也有意变法，他不想做亡国之君。随着维新派声势的日益浩大，光绪觉得变法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颁布《诏定国是》，开始实施新政。

然而，变法从一开始就遭到了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的强烈抵制，他们阳奉阴违，处处掣肘，导致许多变法措施都流于一纸空文。最终，在慈禧的一手操纵下，发动了戊戌政变，历时103天的百日维新以失败而告终。

频频受阻

“公车上书”在北京以及全国各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倾向于变法维新的人与日俱增，康有为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闰五月，又第四次呈上了近万字的上皇帝书。在这份奏折里，他明确提出了设立议会以通下情的政治要求。由于这次上书触及了变革政治体制，遭到了朝中一些反对变法的顽固派的扣压，在他们的阻挠下，该书又未能上达光绪。这次上书受挫后，康有为感到宦途进登颇难，辅清帝行中兴之治的路无望，便打算南归广州，继续讲学著书的生活。

军机章京陈炽、好友沈曾植得知他的打算后，前往南海会馆极力挽留，说现在不是讲学著书的时候，劝他在京城创学会、办报纸。沈曾植还向康有为推荐了一个人，让他好好向他学习，康有为听了此人的简介后，顿时两目放光，欣然答应在京城留下来。

究竟是谁能让康有为如此佩服呢？他便是严复。当下，康有为就命梁启超去天津造访严复，并向其借阅《天演论》的译稿。康有为拿到该书后，用了一昼夜的工夫即将该书读完，顿时觉得自己的眼界更开阔了，于是，他下定决心在京城以传播新知为事业，创办一份报纸，进行维新思想的宣传。

经过半个月的紧张准备，康有为等人在北京创办了《万国公报》，由梁启超、麦孟华编辑和撰稿，宣传西学，鼓吹变法。京城的官僚大夫初见这份免费的报纸时，见其上多是介绍闻所未闻的外国政事风俗以及西法之良和强国富民的新政措施，不少人骇然。但两个月后，不少朝士已渐知新法之益，报纸需求量猛增，印刷量达到了数千份。

《万国公报》的发行，也引起了翁同龢的注意。翁同龢是光绪的老师，看着皇帝长大，光绪对他也极为尊重。翁同龢支持变法，为此，他特意去拜访康有为，却没有见到。康有为得知后，立即回访，两人终于相见。翁同龢首先就自己先前不代康有为上书之事表示了歉意，也后悔当时没有采用康有为的谏言。接着，两位博学之士就变法之事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在开办报纸的同时，康有为又在紫禁城创办了强学会，把《万国公报》改为《中外纪闻》，作为强学会的机关报。强学会是带有政党性质的研究时政的组织，他们每十天集会一次，每次有人演说，大讲中国自强之学和挽救民族危亡的道理，成为维新派人士的重要活动场所。

但是，慈禧出于对维新运动的忌恨和恐慌，她未等强学会办出名堂，就强迫光绪将其关闭，后党官僚荣禄、刚毅等人见状，也群起反对，大学士徐桐更是弹劾康有为“谋反”，一时间，北京的风声紧张起来。

康有为一看不妙，被迫离开北京到达上海，以避不测。但是，他并没有停止维新思想宣传。在张之洞的赞助下，他成立了上海强学会。同时，还出版了《强学报》，宣传变法。

正当东南地区的维新运动以上海为中心迅速发展起来的时候，李鸿章却暗中指使其亲家、御史杨崇伊上奏参劾强学会。慈禧太后借此机会，严责光绪下诏查封强学会和《中外纪闻》。张之洞见风转舵，找了个借口，解散了上海强学会，《强学报》也被查封。无奈之下，康有为只好再次回到广州的万木草堂，时不时举办个演讲，宣传维新变法思想。

柳暗花明

忧国忧民的康有为并没有偏居一隅，他时刻在关注着祖国的命运。德国强占胶州湾的消息传来后，他食不甘味，寝不暖席，迅笔写下了一封六千余言的奏书，急匆匆从广州赶到了北京，准备将折子上呈光绪。

然而，工部尚书松溎却拒绝代奏。康有为气愤之极，将此事告诉了兵部掌印给事中高燮曾。高燮曾连夜拟好折子，弹劾松溎愚昧昏聩，不谙形势，压制部属，阻隔言路，要求皇上特予召对康有为，听听他的建议。

高燮曾上奏后，翁同龢也乘机奏请光绪召见康有为。此时，光绪已经对康有为很感兴趣，早就想亲自召见他。因此，他传旨总理衙门，让其负责安排召见事宜。

可没想到，谕旨下达后却遭到了恭亲王奕的坚决反对，他不动声色地说道：“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能召见。今康有为乃小臣，皇上若欲有所询问，命大臣传语可也。”奕上奏后，一些大臣也纷纷附和他的意见。光绪见此，觉得由大臣传话也不失为一个变通的办法，便让总理衙门大臣接见康有为，询问天下大计，变法之宜，并令如有所见及有著述论政治者，皆由总理衙门进呈。

那边，光绪正在急切地盼望着来自康有为的消息。这边，康有为却扛不住了，他见上书无望，内心焦躁不安。他废寝忘食，奔走游说于公卿之间。半个月下来，王公大臣却没人理解(www.guayunfan.com)他这种忠贞为国的精神。绝望之中，康有为又想起了广州万木草堂的学生，觉得与其滞留京师无益，还不如再回广州。

这年十二月，正值北京的隆冬时节，屋外大雪迷漫，寒风刺骨。康有为正在南海会馆收拾行装，打算择日启程返粤。忽然，门外传协办大学士翁同龢到。康有为很惊诧，急忙迅步跑到门外，将冒着风雪前来的翁同龢迎入馆内。进屋后，翁同龢拉着康有为的手，恳切地说：“老朽早朝刚刚回家，听说你要走，特赶来留你。2017-02-19 早晨我又在皇上面前力荐你，请皇上破格擢用，委以重任。如今，皇上就要起用你了，你不应该走啊。”康有为听后，又感动又振奋，他没想到事情会有转机的一天，当即答应留下不走。

就在康有为等待皇帝召见的这段日子里，有人告诉他，驻美副公使容闳眼下正在京城。容闳是清廷最早派遣留学美国的幼童，毕业于耶鲁大学，思想先进，且是广东南屏人。这些康有为早有耳闻，于是便去拜访这位有远识的老乡。容闳热情地接待了他，康有为将变法的想法一一道出，句句敲进了容闳的心里。由于政见相近，二人谈得十分投机。此后，他们两人之间往来频繁，经常在一起商讨变法的具体事宜。一时间，容闳的家几乎成了维新人士的聚会场所。

与容闳相谈不久后，康有为又萌生了创办学会的念头。这一天，内阁侍读杨锐到南海会馆聚谈时，康有为向其大发感慨：“这一个月来，我废寝忘食，四处奔走于朝臣公卿门下游说维新，却备受冷落，这主要还是风气仍未开化的缘故。如今我已经上书要求皇上变法，寻思着再开办学会来振作大家的士气，不知道你意下如何？先前我拜访了容闳先生，他也表示极力支持。”杨锐听了他的想法后，当即表示同意，但考虑到贸然建立一个包纳各省的学会势必引起清廷的猜忌，便建议康有为先联络广东在京人士创办粤学会，等到成功之后，其他省份自然也会跟着办起来。果然，没过多久，闽学会、关学会、蜀学会就都创立起来。一时间，京城吹起了“学会风”，各省学会遍开京城。这些学会互通消息，共倡西学，无形之中强大了维新派的力量，康有为的名气也一天天大起来。

就在康有为为开办学会四处奔波、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紫禁城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光绪二十四年（1898）一月下旬的一天，总理衙门派人前来南海会馆传令，要康有为在第二天午后去衙门进见问话。康有为得到传令后，欣喜之余又有点紧张。他想，等了将近一个半月了，这一天终于来了。

口若悬河

元月的北京已是深冬，但天气晴朗。第二天中午时分，康有为兴致勃勃地来到总理衙门的大门口。应该说，对于这次约见，康有为早有充分准备。在侧房小心地等了一个多时辰后，方才传入接见。

进去后，康有为定睛一看，召见自己的五位大臣一字儿排开，个个神态庄重地坐在那里，有大名鼎鼎的李鸿章、荣禄，有自己熟悉的翁同龢，还有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他们清一色都是一、二品朝廷重臣，康有为只不过是小小的六品工部主事。所以，康有为难免有些紧张。

五位大臣见他进来后，便赐座问话。可是，还没等他坐定，荣禄便眯缝着小眼，似看非看地用一种不置可否的口吻说：“祖宗之法不可变！”试图为这次谈话定个基调。

康有为心里非常清楚，荣禄这是在给自己下马威，便不卑不亢地反驳道：“祖宗之法是用来治理祖宗之地的，现在祖宗之地都保全不了了，还谈什么祖宗之法？”康有为顿了顿，接着说，“就像这总理衙门，也不是祖宗之法规定设立的。所以，法要因时制宜。”

康有为的一席话说得荣禄哑口无言，怒火中烧。廖寿恒忙把话接了过来，追问：“既然要变法，那么应该怎样进行呢？”这一问话巧妙地引入到了召见的主题。

康有为对此早有准备，画龙点睛地答道：“宜变法律，官制为先。”

在座的五位大臣当然明白“先变官制”的道理，关键是，官制若为变法而变，肯定会折损慈禧派大臣的利益，所以，李鸿章略一沉吟，故作惊讶地发问道：“然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

对于李鸿章的问题，康有为胸有成竹，答道：“当下的大清，列强遍地，已不是江山一统之世。现在的法律官制都是一统之法，只会让中国越来越弱，直至覆亡，为了江山社稷，理应全部撤掉它们，即便一时半会儿不能尽去，也要斟酌着予以改变。这样的话，新政才好推行。”

翁同龢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早有了解，他最关心的是变法所需要的钱的问题，便说道：“变法所需经费如何筹措呢？”

康有为一听，便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从银行的设立，到纸币的发行，再到税负的征收……一直讲到掌灯时分。整个下午，五大臣问话少，康有为答话多，几乎成了康有为宣讲变法的专题会议。

“问话会”的第二天，光绪就迫不及待地召见了军机大臣和总署大臣，垂询五大臣约见康有为的详细情况。翁同龢上奏了约见的全过程，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还对康有为大加夸赞了一番，建议光绪好好听听康有为的想法。

光绪极想立即召见康有为，但奕仍认为不妥，横加阻拦。光绪见无法亲见康有为，便下发意旨，但凡康有为的折子条陈，都要及时送上，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扣押。同时，他还传旨将康有为所编的《日本变政考》和《俄彼得变政记》两书一并呈送，以供阅览。

散朝后，光绪因亲自召见康有为受阻，心中颇为不快。他要变革朝政，可堂堂一个皇帝，竟然连传召大臣都不能随心所欲。他愤愤地返回南书房，却不意与一个太监撞了个满怀，光绪大怒，一巴掌便打了过去。等看清楚了，才知道自己打的是太监总管李莲英。李莲英入宫多年，是慈禧最宠信的人，光绪立刻意识到自己惹下麻烦了。

果然，这一巴掌打出了风波。不多时，慈禧便把光绪叫了过去。光绪诚惶诚恐地来到宁寿宫，跪在慈禧面前。慈禧怒气冲冲地训斥光绪，连匆匆赶去为光绪求情的珍妃，也被慈禧扇了两耳刮子。最后，慈禧只顾自己去用膳，让光绪一直跪着。

光绪跪在地上，内心却暗暗发誓，不管遇到什么麻烦，都要力挺康有为。这一次，他决心拼尽全力改变命运，将变法进行到底！

诏定国是

召见之后，康有为的政治热情又被调动起来了，他计划将各省学会联合起来，在此基础上成立保国会，作为日后变法维新的阵地。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保国会的成立大会在粤东新馆召开。康有为作为创始人，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提出保国会的宗旨是“保国、保种，保教”，希望集众人之力救国图存。

可是，保国会刚一成立，朝中保守人士就群起而攻之。礼部尚书许应$说保国会惑众敛财，行为不正，应严加斥逐，禁止他们再在粤东新馆开会。

而早就看康有为不顺眼的荣禄也放出狠话，说：“朝廷大臣还没死绝，就算亡国也轮不到康有为来保。康有为僭越妄为，非杀不可。其他入会的人，也最好小心自己的脑袋。”

就在朝中大臣多数主张取缔保国会时，光绪却听了翁同龢之言，对保国会加以保护。他把所有弹劾保国会的奏章全部封存，不让慈禧太后阅览。上朝时，他还反复对大臣强调：“会能保国，岂不大善，何可查究耶？”

保国会的事，早就有人密告慈禧了，慈禧让奕、荣禄、刚毅三位大臣去颐和园面询。这三位大臣借此事挟私把矛头对准了光绪的老师翁同龢。然而，还没等他们密谋出来个什么结果，恭亲王奕却去世了。

奕一死，朝中格局发生了变化。此前，支持慈禧而倾向变法的奕在朝中一直充当着“平衡者”的角色，因为他，维新派和保守派才避免了大分裂。可是，奕一死，牵制皇上的力量就弱了，光绪为加快变法的步伐，开始将更多的政事交给自己最信任的老师加宠臣翁同龢，君臣二人策划立即推行变法。这让保守派深感恐慌，慈禧也咬牙切齿地暗下决心要除掉翁同龢。

此时，御史杨深秀屡上奏章，敦促皇上速定国是，率群臣以变法。但光绪还是有所顾虑，他怕慈禧不同意。令人没想到的是，慈禧在召见庆亲王奕劻和荣禄等宠臣密谋后，居然答应让光绪试一试。

光绪得知慈禧的态度后，立即让翁同龢连夜起草变法诏书。拟好后，光绪也没将它交慈禧阅览，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当天早朝就直接颁发了。

就在同一天，慈禧太后决定除掉翁同龢。而此时，翁同龢却还不知危险正在慢慢地靠近自己。四天后，慈禧太后传旨召见他，这天恰好是翁同龢六十九岁生日，可没想到，当值班太监来朝房传呼诸大臣进宫时，却宣布“翁同龢勿入”。这让翁同龢心头一怔，预感到大事不好。一个时辰后，御前大臣就宣布了一道上谕，将翁同龢开缺回籍。对翁同龢来说，这犹如晴天霹雳，他顿时涕泪满面，泣不成声。

巧合的是，翁同龢被革职的这天，恰好是光绪召见康有为、张元济的同一天。这天早晨，他们二人穿着朝服，怀着兴奋的心情，来到了颐和园的仁寿殿，等候皇上接见。

在这里，他们与荣禄不期而遇，双方又展开了一场舌战。

荣禄架子十足，斜眼看着康有为，傲慢而挑衅地说：“以子之槃槃大才，亦将有补救时局之术否？”

康有为面对荣禄的戏弄，斩钉截铁地答道：“非变法不能救中国！”

荣禄咄咄逼人，进一步责问道：“我也知道法应当变，但一二百年的成法，一下子就能变吗？”

康有为本来就深恶荣禄，知道来者不善，便愤然地回击说：“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就立即变了。”

荣禄闻听此言，恶狠狠地盯了康有为一眼，当即甩袖走进了仁寿殿。

当天上午，光绪与康有为、张元济二人促膝而谈，涉及改革的方方面面。这是光绪第一次召见康有为，也是最后的一次。这次召见为百日维新奠定了基调，此后，百日维新便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

戊戌政变

光绪开始变法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宣布废除八股。保守派大臣闻知后，无不相顾失色，纷纷起来反对，后来见光绪心意已决，又都暗中串联阻止实施。

八股一废，读书人犹如骤然失业，断了生路。于是，便把所有的怨恨撒到康有为身上，还威胁要杀了他。

康有为在八股引起的喧嚣还没平息的时候，他又展开了第二步，上折请开制度局。康有为把制度局当作一个向议会过渡的机构，改变清朝政治的第一步。

没想到，折子刚刚呈递上去，庆亲王奕劻就把开制度局一事悄悄告诉了慈禧。慈禧态度相当坚决：“既不可行之事，只管议驳。”奕劻得到慈禧的撑腰后，便在交给光绪的复折里扬言：“开制度局是废我军机，我宁可忤逆圣旨，也要阻止开设。”光绪没办法，只好采用了变通之策，将开设制度局改为开懋勤殿。

为了扫清变法“障碍”，他又冒了一次险，在没有向慈禧请示的前提下，朱笔一挥，将阻挡言路的礼部六堂官全部革职。没过多久，他又下诏裁汰冗员，不分文武。这样一来，一大批大臣小臣都丢了工作，整个清廷不免怨声载道。所以，不只保守派官员极力反对，原本一些中间派官员，也恼怒起来。

此时，光绪意识到实施新政的每一步都走得磕磕绊绊。于是，他决定起用一批新人来辅政，强力推进变法进程。不久，他就授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等维新名士以四品卿衔，就任军机章京，命四人竭力赞襄新政，出谋划策。杨锐等人上任后，立即替皇上起草了许多新政谕旨。

对于光绪的这些举动，慈禧早就有所察觉，她已经着手反击了。

随着百日维新的深化，光绪与慈禧的矛盾日益加剧。这时，康有为认为光绪没有兵权，为防止万一，必须找一个支持维新又兵权在手的人，想来想去，他想到了袁世凯。

袁世凯这人阴险狡诈，假装坚定地支持新政，还故意透露自己和荣禄的不和。袁世凯的一系列花言巧语蒙蔽了康有为等人，于是，光绪便召见了袁世凯，将自身的安危、新政的推行都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可袁世凯前脚刚对光绪的恩情“感激涕零”，后脚就忙着拜会慈禧一派的要员。

慈禧对光绪召见袁世凯一事看得十分清楚，于是，马上派荣禄调兵遣将预先防备。调聂士成守卫天津，以断袁军入京之路。调董福军密入京师，以备举大事。

此时，光绪也发觉事有变故，十分焦灼，密诏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人商量对策，设法救驾。大家决定由谭嗣同前往袁世凯寓所，劝其护驾勤王。

八月初三深夜，谭嗣同来到袁世凯的居所，请求他出手相救。袁世凯信誓旦旦，大呼：“杀荣禄如杀一狗耳。”然而，谭嗣同前脚刚走，袁世凯后脚就跑到荣禄那儿去告密，把维新派给出卖了。

得知在维新派的鼓动下，光绪已有心要发动兵变，慈禧终于不再静观其变，她觉得收网的时候到了。

八月初六一早，慈禧便发出“训政”旨令，将光绪囚禁于中南海的瀛台。这位积极施行新政以图强，委用维新青年以革除冗官弊政，行西法以求振作大清帝国的年轻皇帝，就这样被慈禧太后赶下台，从此在极端痛苦中默默地度过了他的后半生。

与此同时，慈禧还下令捉拿维新派人士及同情或支持维新的官吏。康有为在英国公使馆帮助下，逃至香港避难。梁启超也乘日舰逃往日本。谭嗣同拒绝出逃，并坚决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八月十三日，慈禧太后下令将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等六人，斩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谭嗣同临刑不惧，面对顽固派的屠刀，他吟出了“我自横刀向天笑”的慷慨悲壮的诗句。

此后，顽固派把支持变法的张荫桓等官僚遣戍新疆，将陈宝箴、江标等人革职，永不叙用。除京师大学堂保留外，全部新政都被废弃。很快，一切旧制也随之复辟，百日维新运动宣告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