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定易图序论》

四、《删定易图序论》

李觏作《删定易图序论》，共六论。这是他在删节刘牧的《易数钩隐图》的基础上并对其批判而撰写成的。

刘牧与李觏同时代，字先之，号长民。曾从学于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孙复。是宋初《易》学象数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刘牧将《易》与《河图》《洛书》相附会，主张“象由数设”，以数为核心来解释卦象和物象，由此来说明整个世界。而李觏对此持批判态度。李觏认为“气”生万物，应以“气”来说明世界。李觏在《序论》的前言中简要地说明了他的写作目的，即通过对《易经》的阐释而使“人事修”和“王道明”。他说：“觏尝著《易论》13篇，援辅嗣（汉代王弼——笔者注）之注以解义，盖急乎天下国家之用，毫析幽微，所未暇也。”但世间研究《易》的人大多根据刘牧的图解，并且，对其解说一日更与一日不同，于是他自己也买来了一本刘牧的易图，读了之后感觉到图中重复部分很多。即使他的图解正确，但其内容也不出《河图》《洛书》《八卦》之内，况且刘牧的书“力穿凿以从傀异，考之破碎，鲜可信用”。李觏很担心刘牧的书会“诖误学子，坏坠世教”，于是删去其图仅留下了三分之一，即留下了《河图》《洛书》《八卦》部分。并在序论中对其进行了更正与详解。李觏《删定易图序论》主要通过批驳刘牧把《河图》与《洛书》合二为一的不当做法而体现了李觏的哲学思想，李觏主要论述了以下几个方面。

“气”生万物。在李觏看来，世间万物与人类都是由气而生，“所谓生，言乎始也。”气则为万物之源。无形之气有阴阳之分，阳气轻且清则上浮而为天，阴气重且浊则下沉而为地，只有当阴阳二气相互交合，相互作用，才能生成人与万物，生成金、木、水、火、土五行。他说：

易经中的八卦图

厥初太极之分，天以阳高于上，地以阴卑于下。天地之气，各亢所处，则五行万物何从而生？故初一则天气降于正北，次二则地气出于西南，次三则天气降于正东，次四则地气出于东南，次五则天气降于中央，次六则地气出于西北，次七则天气降于正西，次八则地气出于东北，次九则天气降于正南。天气虽降，地气虽出，而犹各居一位，未之会合，亦未能生五行矣！譬诸男未冠，女未笄，婚姻之礼未成，则可孕育之有哉？……夫物以阴阳二气之会而后有象，象而后有形。象者，胚胎是也；形者，耳目鼻口手足是也。《河图》之数，二气未会，而刘氏谓之象，悖矣！若夫，《洛书》之数，五位既合，则五行有象且有形矣……其实二者合而后能生，生则成矣……天降阳，地生阴，阴阳合而生五行，此理甚明白，岂有阳与阳合生阴哉？

李觏又认为，“《河图》之数，二气未合，品物未生，何所象乎？”而“《洛书》之数，五行成矣，万物作矣。”如果“天地不合”，则“万物不生”。“圣人既按《河图》有八方，将以八卦位焉。《洛书》有五行，将以八卦象焉。于是观阴、阳而设奇偶二画，观天、地、人而设上中下三位。纯阳为乾，取至健也；纯阴为坤，取至顺也。”但刘牧“不知画与位各一事也”。其实，“画者，譬诸人也；位者，人所处之地也。三画虽纯阳象天，而三位有天、地、人之别，何害也？上、中、下三位，譬如公也，卿、大夫也。奇偶二画，譬如君子也，小人也。公卿大夫皆君子盍有之矣，皆小人亦有之矣，或一君子而二小人，或一小人而二君子，犹行人之止传舍，何常之有？”

李觏还就“太极”与“虚一”问题做了探讨，他认为，在阴阳两仪之前，“太极”或“虚一”，作为“一气”，存在于宇宙之间，“天”为“阳”，“地”为“阴”，是一个相对立的两面，是“太极”的一仪，而“太极与虚一相当”，“虚一”为“气”，“太极”也是“气”，“太极”是在“天地之先”，“太极”含有“两仪”（阴阳），并由此而裂变，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并在此变化过程中形成了人与世间万物。而刘牧以“天”为一，而不是以“太极”、“虚一”为一。李觏说：

究观《系辞》以四十九分而为二，以象两，则是虚一在两仪之前也。下文太极生两仪，则又太极在两仪之前。太极与虚一相当，则一非太极而何也！且其谓大衍后，天地之数，则太极不可配虚其一之位，此又不思之甚矣。作大衍之法，诚在数之后矣。然其所取象，固在数之先。所谓分而为二，以象两者也。盖有两仪，而后有数也。既可象两仪于数之先，岂不得配太极于两仪之上哉！若以一二三四便为两仪，则天非一地而已也。是知天地者,其体也！一二三四之类，其气也。苟虚一以象天一之气，而分四十九以象两仪之体，则是逸其末而劳其本，于义乖矣。……吾以为天地之先，强名太极，其言易有太极，谓有此名曰太极者耳，非谓太极便有形也。

李觏的这些思想颇具科学性，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对于《易经》中的“元、亨、利、贞”做了科学而合理的解读。元、享、利、贞本是天道四时之象，而李觏从“气”是万物之始对此进行新的阐述，“元”为万物的开始，“亨”为万物的成长，“利”为万物赖以生存发展的条件，“贞”为万物的基本特征。他认为宇宙中的万物，动物如人、飞禽、走兽、虫豸、鳞介，植物如百谷、草木，等等，它们的生成、发展、死亡都是由于“气”的作用，没有“气”，也就没有宇宙里的万事万物的生存与发展及消亡。李觏的这些解释初步揭示了事物的生成发展规律，显现他的科学智慧。他说：

或曰：敢问元亨利贞何谓也？

曰：大哉乎乾之四德也，而先儒解诂未能显阐，是使天道不大明，君子无所法。若夫元以始物，亨以通物，利以宜物，贞以干物，读《易》者能言之矣。然所以始之，通之，宜之，干之，必有其状。窃尝论之曰：始者，其气也。通者，其形也。宜者，其命也。干者，其性也。走者得之以胎，飞者得之以卵，百谷草木得之以勾萌，此其始也。胎者不殰，卵者不殈，勾者以伸，萌者以出，此其通也。人有衣食，兽有山野，虫豸有陆，鳞介有水，此其宜也。坚者可破而不可软，炎者可灭而不可冷，流者不可使之止，植者不可使之行，此其干也。乾而不元，则物无以始，故女不孕也。元而不亨，则物无以通，故孕不育也。亨而不利，则物失其宜，故当视而盲，当听而聋也。利而不贞，则物不能干，故不孝不忠，为逆为恶也。是《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

在李觏看来，“元亨利贞”是自然界事物发展的规律，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乾之元享利贞（乾之四德）可以解释自然界的现象，同样可以解释人类社会现象，人们应效法“乾之德”，来治理天下，具体的办法就是制夫田、任妇功、轻税敛、恤刑罚，从而使百姓能够生存下去，此即是“元”；随之，则可成年、成亲、成才、成人（交际），此即是“亨”；再之，士农工商有其业，百官有其职，贤能者能居上位，不肖者居下位，此即是“利”；最后，用善不疑，除恶不悔，令必行，事必果，此即是“贞”。如是乾之四行，天下必能得到治理。他说：

唯君子为能法乾之德，而天下治矣！制夫田以饱之，任妇功以煖之，轻税敛以富之，恤刑罚以生之，此其元也。冠以成之，昏以亲之，讲学以材之，摈接以交之，此其亨也。四民有业，百官有职，能者居上，否者在下，此其利也。用善不复疑，去恶不复悔，令一出而不反，事一行而不改，此其贞也。是故《文言》曰：‘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李觏不仅认为事物发展是有规律的，而且还认为事物发展是不断变化的。特别是“吉”、“凶”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之前，许多阴阳五行家认为“五行相生则吉，相克则凶”，他认为此种观点是不正确的。继之，他提出了“相生未必吉，相克未必凶”的观点。由于金、木、水、火、土五行间是相互作用，体现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则事物是相依相克且相互转化的。是吉是凶，关键在于使用，使用得当则是利，反之则是害，使用得其宜则吉，失其宜则凶。他说：

或曰：敢问五行相生则吉，相克则凶，信乎？

曰：相生未必吉，相克未必凶，用之得其宜，则虽相克而吉；用之失其宜，则虽相生而凶。今夫水克于火，则燔烧可救；火克于金，则器械可铸；金克于木，则宫室可匠；木克于土，则萌芽可出；土克于水，则漂溢可防，是用之得其宜，虽相克而吉也。以水浸木则腐，以木入火则焚，以火加土则焦，以土埋金则鏉，以金投水则沉，是用之失其宜，虽相生而凶也。是以《太玄》之《赞》，决在昼夜，当昼则相克亦吉，当夜则相生亦凶。《玄告》曰：五生不相殄，五克不相逆，不相殄乃能相继也，不相逆乃能相治也。相继则父子之道也，相治则君臣之宝也。今夫父之于子，能食之弗能教之，则恩害于义也。君之于臣，能赏之，又能刑之，则威克厥爱也。恩害义则家法乱，威克爱则国事修。吾故曰：“相生未必吉，相克未必凶”也。

同时，李觏还提出了吉凶由人的观点。他的观点来源于儒家的“天地之性人为贵”的人本思想。在李觏看来，人受命于天，得天之灵气，人有人伦，因而人有异于其他动物；人能耕，能种，能养；能守法，能足用，故而礼成；所以人为贵，所以“释人事而责天道”是不可取，有违《易》之教人宗旨。不可盲目相信天命鬼神，不得为鄙儒、相士、巫人所愚弄，《易》告诉我们的是“吉凶由人”。知道了这一点，则“道明而君道成”。他说：

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人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是以以民之法，足民之用，而命行矣；导民以学，节民以礼，而性成矣。则是圣人为天之所为也。《系辞》曰：‘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补过也。’由此观之，吉凶由人，乃《易》之教也……若夫释人事而责天道，斯孔子所罕言……后之儒生，非史非巫，而言称运命，矫举经籍，以缘饰邪说，谓存亡得丧，一出自然，其听之者亦已荒矣……则《易》道明而君道成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