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北的荒唐事_李培福的故事

大西北的荒唐事_李培福的故事

1958年6月17日，坐落在洮河畔的岷县古城，鲜艳的旗帜迎风招展，1.2万余人隆重举行“引洮上山水利工程”开工典礼。省委常委、副省长、省直各部委厅局主要负责人以及各地区的地委书记等参加了典礼。李培福也参加了这次典礼。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省长邓宝珊、定西地委第一书记窦明海先后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张仲良书记指出：

引洮工程，标志着甘肃人民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共产主义思想的新高涨。……是英雄人民的创举。

张书记称的“创举”，是一项大型跨流域调水工程，将洮河水引过海拔2130米的华家岭，终点到庆阳的董志塬，灌溉甘肃中部、东部干旱地区23个县的1500万亩土地，解决沿途城镇生活及工业用水、生态环境用水，同时有利用落差发电，在山上行船，开发航运、灌溉、防洪等综合功能，是甘肃历史上最大的水利工程。跨越大小山沟880余条，总干渠长1150公里，15条支干渠，总长约3500公里，单是总干渠的长度就比世界上著名的苏伊士运河长6倍多，比巴拿马运河长13倍之多……工程计划四年半完成，1959年通水到陇西的大营梁，1961年通水到宁夏西吉的赤水岔，1962年底通水到庆阳的董志塬。(www.guayunfan.com)

6月18日《甘肃日报》社论中说：“由20万民工组成了长年基建大军，山山扎寨，步步为营，高举红旗，漫卷西风，高唱征服大自然的战歌，摆开千里长阵。他们用劳动的双手，智慧的头脑，冲天的干劲，钢铁的决心，劈高山、平大岭、填深沟，命令波涛滚滚的洮河驯服地流上华家岭，流上董志塬。”

《人民日报》在第一时间刊发了消息《惊天动地的引洮工程开工》。

1958年2月，中共甘肃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期间，定西地区组织把黄河水引到靖远旱坪川发展水浇地的勘察人员向参加党代会的定西地区水利局局长梁兆鹏、农村工作部部长马兆芳汇报说，渠道需经过兰州市区，估计在市区开渠道的可能性不大。马兆芳联想起过去老年人说的引洮入渭的设想，正好铁道部第一设计院想在甘肃搞些支农项目，马部长一联系，设计院的同志愿意支援勘察。马部长便向定西地委书记窦明海汇报了进一步引洮抗旱的打算和设想。吃饭的时候，窦明海顺便向坐在同桌的省委书记张仲良汇报了这项工作。张仲良听得兴奋了。甘肃是全国有名的干旱省份，水的缺乏一直是制约甘肃农业发展的瓶颈，张仲良对这有深刻的认识。这个水利工程和省上考虑的不谋而合，他大声地说：“好啊！这个想法不错。一言为定，这个工程由省上抓啦！省上要扩大规模，变成全省的一项重点工程。”就在这次党代会上，他力促引洮工程上马，做出了引洮河水上董志塬的决定。《甘肃省农业志》这样写道：这次会议还确定了从岷县引洮河水上董志塬的引洮工程计划。[2]

1958年3月19日，省人民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洮河水利工程委员会名单，成立了25人的领导小组，主任李景林，副主任李培福、葛士英、贺建山、窦明海，委员有万良才等20人。李培福是领导小组成员之一，任第一副主任，省委让他分管引洮工程。随后成立引洮上山水利工程局，张建纲任党委书记，折永庆等任副局长。引洮上山水利工程1月拍板，2月中旬勘察结束，3月下旬测量定线，4月成立引洮上山水利工程局，6月全面开工，十多万民工就风风火火地干了起来。本来，这项“技术复杂程度和工程任务的艰巨是历史上所少见的”（张仲良语）工程，要进行收集资料、勘察、论证等正常的工作程序。可是，在“跃进形势逼人猛省”的大局下，这一套程序是“陈规旧习”，创造了“边测量、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工作方式，6个月内就完成了5年半的任务。

3月4日，《甘肃日报》报道：“引洮河和大通河水灌溉工程，从元月15日到2月15日，业已踏勘完毕。”

3月26日，《甘肃日报》报道：“经过千山万水，行程一个月，终于找到了理想的渠线。”

开工典礼上，按省委书记张仲良“一旗高举、万旗飘扬，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要求，党团员带头，16万民工高举着“水不上山不回家”的保证书在洮河畔表示了决心。那雷一样震荡的声音，火一样热烈的激情，在古城荒山上是从来未有过的。这是解放了的甘肃人民的自觉行动。

李培福和全省1260万人民，无不为“引洮工程”而欢欣鼓舞。开工典礼的前夕，全省便有30万件生产工具以及大量生活用品、医疗物资运到了工地。祖居于施工渠线的农民，腾出1500多间房子供民工住宿。会宁县的群众在三天之内捐献了铁锅、蒸笼、案板、衣服等8000多件。儿童们收集废铜、破铁、头发、废纸、猪鬃等，变卖支援“引洮工程”，他们还用天真的双手制作了2000多盏小油灯。

陇西县的一位妇女王梅花道出了庄稼人共同的心声：

太苦了！定西要有了水，幸福万万年啊！

洮河东岸，在东西长320公里、南北宽200公里土地上的25个县市，到处是童山秃岭，沟壑纵横，终年风沙侵袭，平均年降雨量不过200毫米，从1644年到1906年间，发生大小旱灾114次，省志、州志、县志上，随处是“大旱，民饥，多卖子为奴”“民饥馑，饿殍载道”“积尸梗道，臭不可近，人相食，甚有碾骨挖尸者”的记载。

洮河上山以后，将把35亿立方的水送往干旱区，1500万亩土地将变成水浇地。除了灌溉，还可通航、发电。在高耸入云、海拔2000多米的山巅上，可以行驶重20～200吨的各种船只。古城到董志塬，河道的落差是700米，沿河将建立100多个大、中型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50余万千瓦。

工程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施工的，十几万民工来到高山大壑里，没有房住，挖洞穴居；没有菜吃，下工后到山上挖野菜；没有床，睡在地上;没有防雨的衣服，自己编蓑衣。在九甸峡、拉马崖坚硬的岩石上，在关山、宋家山、宗丹岭上，进行深劈高山工程的人们用的铁锤、钢钎、镐头、铁锨等基本工具施工。人们又从家乡拿来绳子、木料、门扇、铺板，亲手做成几万件工具。没有炸药、铁、水泥、石灰，自己办下了600多座工厂。没有修理工具的设备，便垒石为炉，柴草作炭，石头当砖，镢头代替锤子，唯一先进的工具就是利用高低落差架设的铁索轱辘，而且还是依靠人力摇动运沙送料。

石门峡到九甸峡，一连18峰，工地长42公里。河道设计在半崖上，要在高耸入云、坚硬的陡岩峭壁上，从山顶劈开一个槽，使水流过，最高处需下挖180米，宏伟的工程规模、高涨的革命热情，引起了举国上下的关注。1958年9月，全国第三次水土保持工作会议447位代表参观了引洮上山工程，国务院水土保持办公室主任屈健及代表们对整个工程予以很高的评价。动工半截，全国有20个省、自治区650多名代表前来参观。1958年秋季，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也特地来视察，他指出：“这个工程不但有全国意义，而且有世界意义……引洮上山显示出我们不仅是社会的主人，而且是自然的主人。这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敢想敢干。这一点甘肃跑在前面了，这是共产主义的风格……它使人们看到了共产主义前景……”

在会川工程指挥部的山崖上，刻写着1958年10月9日朱德总司令视察后的题词：“引洮上山是甘肃人民改造自然的伟大创举。”

1959年4月8日，全国人大代表朱蕴山，全国政协委员罗任一、刘仲容向邓宝珊省长、黄正清副省长汇报视察引洮工程情况。罗任一委员说：“甘肃的水土保持是个创举，做得很好。引洮工程是个特殊工程，有世界意义。他们使用的工具几乎没有什么现代化的工具，都是手工的土工具，真是人定胜天，伟大得很,引洮工程的成绩，不仅中国历史上没有，就是世界历史上也没有，1400公里长的渠，劈山开道，真是了不起的事情。”他们不仅对甘肃省人民的大干苦干搞水利的精神感到吃惊，而且对群众的大干精神和全民总动员的劲头乐于称道。[3]

工程施工一年零两个月，水利电力部技术委员会委员和三位苏联专家来到现场，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技术性问题：“提供的设计资料不足，并且不精确……目前已在长达400公里左右的战线上施工，但是所控制的灌溉面积和它的范围还没有弄清……”

苏联专家的意见措词虽然平和，内容却相当尖锐。有些明显含有否定性质，有些简直像在教诲小学生，有些意见在“泼冷水”。水电部的技术委员会委员孙辅世和水电部工作组的成员，敢于这样直言不讳，的确是有一些胆量的。

现实是铁冷的，无情的。引洮工程干了还不到半年，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政策已经悄悄地演变成了“四边”政策了，增加了一条“边修改”。

奔流了数千年的洮河是挺牛气、挺倔犟的。最无情的教训是洮河将要脱离原有河道的那个古城水库。

古城水库容量为3亿多立方米，坝高42米，是引洮上山的枢纽工程，是山上运河的起点，倘若拦不住滚滚的洮河水，“洮河上山”将永远是纸上谈兵。

1959年5月，从银川请来的五名草土围堰技工，第一次进行“土法”截流，经验不足，发生决口，未获成功。7月初，第二次“洋法”截流。各级领导给予了极大重视，李培福亲临古城坐镇，现场指挥。工程局党委做出决定，几个局长、书记各负责一处，经过两个月备战，截流的工程准备就绪，6月21日成立截流指挥部，副省长黄罗斌也受命来到现场指挥截流。李培福专门组织了刘家峡工程局、盐锅峡工程局、甘肃省交通厅、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兰州市交通管理局等一些单位的人力、物力进行强大的支援，组织了30辆翻斗车、吊车和推土机为主力军的机械截流队伍，从6月28日下午4时开始，经过57个小时的奋战，于7月1日凌晨1时半，断流成功，将汹涌的洮河水改入导流槽，总算是成功了。

截流成功后，李培福再三指示，在水库汛期，一定要注意防汛，准备足够的抢险物资；要算账（工程账、劳日账、技术账）、施工两不误，围堰加固决不能停顿，千方百计地加高加宽围堰，确保水库安全。

一个月之后，因人为的“破坏事件”，这次截流又“流产”了。

8月11日，洮河上游骤降暴雨，河水陡涨，洪水冲下了梅川储木场的大批木料和库区内的麦草捆子。木材、麦草堵塞了导流槽，炸散一次堵塞一次，无法导流。堰坝新砌，外侧厚度不足，洪峰水位扑着往上涌，距堰顶不到50厘米，工地上两万多民工组成了抢险防洪突击队，拼命地加高加宽围堰。

告急的电话打到省上，第一书记张仲良在庐山开会，李培福代表省委电示工地指挥抢险的副局长折永庆，要采取紧急措施，保证水库安然无恙。

洪峰越来越猖狂，考虑到两万民工的生命安全，在危急的形势下，折永庆只好临阵决策：决口排洪。

省上得知了“决口”的消息，李培福当即在电话里对引洮工程局发火：“查！谁干的？！这是反革命破坏事件。”

“事件发生”后，引洮工程局党委先后召开了两次扩大会议，各个工区也举行了各种形式的群众会，对人为决口的“破坏事件”，以及隐藏在引洮工程各部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你们能扒开围堰，却动摇不了我们引洮上山的决心！”

最后，撤销了折永庆工程局副局长的职务，梁兆鹏背了个警告处分。

围堰冲开，两面山上的人们情不自禁的失声痛哭，哭声震天，痛心惋惜。两次截流失败，少数人畏难退却，流露不满议论，甚至逃跑。沿河受灾群众怨言极多。针对一时产生的混乱情绪，李培福组织召开局党委会议，进行检查，总结经验，统一认识，以此教育全体职工。决定各工区要重新安排工作，迅速召开一次先进生产者会议等措施，以安定和鼓励干部，稳定民工情绪，对受灾社员进行慰问，会后向省委写了检讨。

10月21日，大雪纷飞，天气寒冷，数万民工又掀起了第三次截流。经过65个小时紧张工作，终于将洮河拦腰截断，河水被驯服了，流入导流槽。

1959年12月8日，李培福检查了洮河工地并对引洮工作作出指示：

总的来看，在经过反右后，干劲已经鼓起来，表现在民工情绪很饱满、很积极。干部经过反右批判，思想上积极了，非修成不可，领导抓得很紧，所以有很大进步，变化很大，可以说进展快、质量好。从“五一”通水来看，任务是很大的，而且也很艰巨，必须做好以下工作：第一，坚决改进领导方法。第二，大抓劳动力的问题。第三，大抓工具改革。第四，古城水库的施工要做到质量第一。第五，渠道上方的石方要大搞爆破。第六，要把民工的生活安排好。[4]

引洮工程施工计划安排，完全是适应党代会议上指出的“苦战三年，改变甘肃面貌，奋斗六年，实现四十条”的政治口号来进行的。省委书记张仲良视察了工程后指出：苦战一冬，大干一春，为确保明年夏季通水大营梁。

省上定下五一通水没实现，又定下十一通水，结果两次通水计划都落空了。

1959年2月17日工程局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亲自到会讲话：“引洮工程要确保今年七一通水大营梁，向党的生日献礼，战斗口号应该是：“修成千里河，水通大营梁，灌地百万亩，打好第一炮。”

在引洮工程中，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安排和要求，李培福多次进行检查指导。洮河工地开工初期，战线太长，他曾建议分段修渠，缩短战线，科学施工。工地给民工定的工作量太高，根本无法完成。指挥部先定五一通水，后改为十一通水，这时都不敢讲真话，也没有办法，上面不看实际情况硬给下限期指令，只能鼓劲不能泄气。靖远县剧团准备来慰问，因路难走，不想来了。李培福发了火，让把团长抓了去，剧团最后在工地进行了演出。还有一次，一辆送面粉的车在木寨岭翻了，面粉让百姓拿走了，汽车司机很害怕，李培福安慰他，事出有因，责任由李培福承担。

1960年1月18日，中共甘肃省委批转培福、守仁同志关于加快古城水库工程进度的检查报告：

省建委、省经委、引洮工程局党委并培福、守仁同志，省委同意李培福、李守仁同志“关于加快古城水库工程进度的检查报告”。请引洮工程局党委认真加以研究讨论，迅速改进施工管理、劳动组织，加强对职工的政治思想教育，大搞工具改革，力争“四一”通水，“五一”基本完成，五月底扫尾。本省制造的各种设备，经委加以检查，保证如数、按时、按质供应。所需要的技工，请建委解决。[5]

这时，国家遇到暂时经济困难，受物力、财力和技术条件的限制，提出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国家决定停建这个项目，省上决定还要继续上。

1960年9月8日，中共甘肃省委关于要求引洮工程继续施工的请示：

国家计委、建委党组并报中央书记处,中央批准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党组“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保证生产的措施”中指定，甘肃停建20个建设项目和单项工程。我们完全拥护中央的指示，并已根据中央指示，对施工项目逐个进行了摸底排队，集中力量，保证重点，打歼灭战，停建90个建设项目和单项工程，现在已经付诸执行。唯在中央决定停建项目中的引洮工程，经我们反复研究，如果停下来，问题较多……当前如若停下来，首先是水库无法导流，隧洞工程因岩石破碎，石质松软，若不很快衬砌，将风化坍塌，已成雏形的渠道将会遭受洪水浸漫，道路、施工现场、民工住房和工具将会遭到部分损失，给将来复工带来较大困难。我们意见，这项工程是否可在5万人或再减一点的基础上继续施工，缩短施工战线，集中兵力，保证重点，由上到下，逐段完成，分段放水，尽快发挥效益。[6]

工程上马不到两年已经难以为继了。甘肃省召开第三次党代会时，省委书记张仲良在会上下达死命令：“引洮工程是我省英雄人民的伟大创举，是‘大跃进’的产物，它集中反映了全省人民摆脱更穷更白面貌的迫切愿望，和敢想、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只准办好，不准办坏；只准加快，不准拖延。”

两个“只准”，两个“不准”，书记心里急了。

1960年经济困难时期，粮食供应不上，天灾加上人祸，使民工的施工决心动摇，人员开始流动，工程建设苦苦支撑，逐渐减少施工量。1961年6月引洮工程全线停工，被迫下马。

1961年8月17日至22日，水电部组织召开了引洮工程专题会议，甘肃省水利厅和水电部西北勘测设计院及有关单位的专家参加了这个会议。时任水电部副部长张含英主持了会议。会议期间，与会者对引洮工程存在的问题、目前该怎么办、将来怎么办等进行了讨论，并取得了一致意见。当时引洮工程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工作量大、工期长；技术问题未过关。[7]

1961年10月17日，引洮上山水利工程局委员会关于撤销引洮工程局党委和引洮工程局机构向省委的请示：

引洮工程从今年3月开始收缩摊子，进行清理工作。现在清理工作已基本结束，到11月底可移交完，经与培福及建纲同志研究，局党委讨论：从11月1日起，引洮工程局党委和引洮工程局停止办公，机构随之撤销，一切手续和遗留工作完全移交甘肃省水利厅引洮工程办公室办理。[8]

1962年4月18日，甘肃省委关于引洮工程彻底“下马”给党中央、西北局写了报告，此报告由西北局批准。西北局批示中指出：“这是我们大家永远不能忘记的一次历史教训。”

这一“震惊中外的工程”历时三年后，终因没有经过科学的勘察论证，脱离实际，盲目上马，违背客观规律而宣告失败。

后来的权威性的有关资料是这样记载的：

三年间耗费6000万工，国家投资1.6亿元，完成土石挖方1.6亿立方米，仅占计划量的8%，一亩地也没浇上。已施工部分有的当年就被山洪冲毁。

2010年9月初，我们采访张自强老人时，他说了一段非常中肯的话：

1958年上的引洮工程，是甘肃的很大教训，设想是对的，有可能，但在那个时代是不可能的。一是我们国家没有经济力量，甘肃更没有；二是有大量的技术我们克服（解决）不了；三是没有物资条件（材料）；四是群众的生活十分困难。所以，没有成功的可能。是“大跃进”中盲目上马的。经过这一次，后来我们就有经验了。

引洮上山水利工程，是由省委、政府直接领导的大型跨流域引水灌溉工程，是“大跃进”年代轰动全国的“共产主义工程”，当时全省投入了极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由于指导思想的错误，它也是一个典型的半途而废、劳民伤财的失败工程，带来了巨大损失和许多消极影响。李培福是这个工程的具体领导者之一、指挥实施者、参与者。多年来，工程上各级干部艰苦奋斗的作风，民工吃苦耐劳的精神，以及指导思想的错误给工程带来的许多无法挽回的重大失误，对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的严重挫伤，无不时常萦绕在他的心头。

经验和教训都是巨大代价换来的，都是宝贵的财富。

1974年春，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的宋平，从1958年搞的引洮工程的渠首看起，先后从临洮县的洮河边，沿着引洮工程的线路，看到定西、陇西、会宁、通渭、静宁，一直看到陇东的董志塬。他评价引洮工程时说过一段中肯的话:

1958年“大跃进”期间，甘肃上马了“引洮工程”。当时因为财力、物力、科学技术等条件不具备，结果半途而废。但是，“引洮工程”的思路没有错误。引洮工程设想方案需要科学论证，暂时搞不了，将来可以搞。[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