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军万里铸帅才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孤军万里铸帅才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1929年底和1930年初的广西百色、龙州起义后,李明瑞任红七、红八军总指挥,邓小平任红七、红八军总政委兼任前敌委员会书记,两军军长分别为张云逸和俞作豫。

红七、红八军创建时,拥有左右江根据地,辖20个县,100多万人口。对这支军队和这个根据地的发展,邓小平在1930年1月回上海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时提出了这样的设想:

政治上,继续深入土地革命,建立直接由群众选举的苏维埃革命政权,建立由贫农组织的农会,防止无目的的烧杀主义,一切工作面向群众,扩大宣传,发展工人组织,健全地方党的组织。

经济上,对小商人进行保护,对大商人加重捐务,废除苛捐杂税,扣留部分鸦片,加重鸦片交易的税收。(www.guayunfan.com)军事上,加紧提高部队战斗力,建立游击战争的战术,改善待遇,官兵一律平等,改造军队,加强军中政治工作,维护军纪党纪。在军事发展方向上,左右江取得联系,向湘粤边界发展,造成与朱毛会合的前途。

当时,中共中央已开始“左”起来,在对广西工作进行指示时,提出了“要为武装保卫苏联和反军阀战争这两大党的任务服务”的不切实际的主张。在讨论中,一些中央领导人提出要向柳州、桂林发展,认为对李明瑞绝对不要存“丝毫的幻想”,要求加紧与其进行斗争,否则将被其出卖。但在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的主持下,邓小平的正确设想,特别是在军事发展方向问题上的设想基本上得到了中央的肯定。李明瑞也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2月7日,邓小平回到广西,来到红八军驻地龙州。这时,八军主力已由军长俞作豫率领前去配合七军攻打南宁,七军则正在隆安与桂军的四个团激战。

当时正值桂张(发奎)联军与蒋粤军大战,广西局势极为混乱。所以,除了“左”倾思想的影响外,这种局势也是广西红军决定攻打南宁的原因之一。但在军阀混战时,敌人集结的兵力相对而言也要强大,当时在广西,桂张联军有三个军,分别由张发奎、杨腾辉、黄绍竑(兼)任军长,并由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统一指挥。蒋粤军兵力更为庞大, 有9个师和2个独立旅。在这种形势下,刚刚诞生的红军攻打任何一个重要城市都会面临没顶之灾,更何况是省会南宁。因此,邓小平到达龙州后,立即急电李明瑞、张云逸、俞作豫,要求他们停止攻打南宁。

接到指示后,俞作豫立即率军回到龙州,红七军则在隆安战斗失利后主力退出右江,一时失去联系。

同红七军相比,红八军实力较弱,只有2000多人,1000多支枪,部队基础仍由旧军官所掌握,还发生了第二支队游击司令、龙津县县长黄飞虎于1930年2月上旬叛变的事件。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一方面抓紧对部队进行改造,另一方面要求红八军立即与红七军会合。并于3月上旬亲自率领红八军第一纵队攻打靖西,以打通左右江通道。在攻打靖西过程中,邓小平得知曾经失去联系的红七军的下落,便在一个连的护送下,于3月下旬辗转到达东兰韦拔群处,约两个月后,才与李明瑞、张云逸会合。红八军在邓小平离开后不久,遭到敌军的大举围攻,俞作豫等英勇牺牲,余部300多人在参谋长袁振武的率领下于9月在河池地区与红七军会合,并从此并入红七军。

193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向红七军前委发出正式指示,要求红七军“向湘粤边、广东的中心推进与朱毛红军以及北江的暴动取得联络,以“争取广东一省或数省先胜利的前途”。这个指示,由于在1930年2月至9月间广西前委与中央失去联系没有收到,这使红七军得到了一段暂时免受“左”倾路线危害的宝贵时间。

1930年5月底6月初,邓小平在与红七军主要领导和主力会合后,在河池地区分别召开了领导与党员会议,传达了基本正确的中央一月指示精神,并决定回师右江,收复百色,建立革命根据地。6月上旬,胜利收复百色。随即又乘胜前进,相继收复了右江沿岸各县城,全部恢复了右江苏区。这时,桂军主力出省参加中原大战,省内兵力空虚。一时,右江苏区革命烈火熊熊,有20多万群众参加各种组织,地方赤卫队发展到数万,百色起义时约为2800人的红七军也扩充到7000人。

中原大战期间,蒋介石以广西政权、巨额军饷为条件命令滇军入桂。1930年5月,以卢汉为前敌总指挥的“讨逆军第十路军”在云南集结完毕,全军共3个师,15个团,2万多兵力。6月,滇军进入广西,7月,到达南宁。桂军见机不妙,其主力也于7月回到桂林,8月集结柳州。后于1931年2月将滇军全部驱逐出境。

在这种新的形势下,红七军于7月初主动退出百色,前往百色东面的平马地区。途中,红军在平马附近的果化一带伏击滇军,打死打伤滇军五六百人,红军也伤亡了二百多人。此役之后,滇军不再与红军交战,这使红军在平马和桂黔边境的河池地区获得了一个长达约三个半月的休整时间。这段时间,红军在所驻地轰轰烈烈地开展各种活动,队伍由三个纵队扩大到四个纵队,约8000或约万人。邓小平说,此时,“是红七军的极盛时期”。当时,全国革命形势也在好转,到1930年3月,全国红军有13个军,62000多人,党员10万人。

1930年9月30日中央代表原广西特委书记邓岗来到红七军,前来贯彻中央的新指示,这个指示就是:“坚决的进攻敌人的柳州桂林向着广东的西北江发展”,然后夺取广州,最后与红三军团“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这显然是个非常荒唐而幼稚可笑的指示,对成立还不到一年的红七军来说,找个立足的地方都十分困难,怎么能去和桂军争夺连蒋介石先后利用粤军、滇军也抢不到的柳州、桂林呢?

邓小平说,他当时的心理是,听到中央代表传达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的精神,的确很兴奋,但他又考虑到,当时红七军攻打百色都已经十分艰难,打桂林、柳州这样的大城市,是没有把握的。但年轻气盛的“钦差大臣”邓岗态度十分强硬,坚决要求红七军“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还成立了一个支持他的“兵委”与邓小平为首的前委对抗,并罢免了明确持反对态度的红七军前委委员、广西特委书记、右江苏维埃主席雷经天的职务。邓小平、张云逸基于服从组织与避免领导层分裂的考虑,同意执行中央指示。这既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策略,反正不可能的事谁也不能让它发生。

1930年11月9日,红七军7000大军从河池出发,前去攻打柳州、桂林。

第二天,红七军打下小镇怀远。前方目标为庆远(今宜山县城),庆远是一个大镇,敌军有重兵把守。在邓小平、李明瑞的坚持下,红七军弃攻庆远,转而向北,进人大苗山区三防。在这一过程中,有时与敌人相持,有时与敌人打打小仗,时间过去了好几天。到三防后,又因下雨而休整了几天。这样,急于攻打柳州、桂林的中央代表邓岗火了,他联合前委委员、红七军政治部主任陈豪人、红七军参谋长龚楚对邓小平提出了违反中央命令的严厉批评,并召集营以上干部会,动员立即攻打柳州。会上争论很激烈,但主攻派占绝对优势,深感忧虑也难免气愤的邓小平只好请求辞职,由邓岗或其他人来接替他的职务,未被允许。

三防会议后,红七军急急向柳州进发,途中,在长安镇遇到两个师敌军的堵截。12月15日,红七军主力在李明瑞亲自指挥下攻打长安,连攻5天,震动广西。李宗仁派出白崇禧前往督战,并增兵一个师。红七军主动撤离战场,伤亡数百人。

长安之役使红七军再次暂时放弃攻打柳州的计划,于12月21日占领湖南绥宁。稍事休息后,继而攻打湖南武冈。当时以为武冈这个小县城只有民团没有正规军很容易攻破,没有作为大战役来部署,不料连攻数日未克。第四日,准备调整部署时,湘军的一个师又赶来增援,红七军撤退。这样,红七军又意想不到地伤亡了二百多人,还牺牲了一名团长。

这样一再折腾,到红七军1931年1月2日攻克广西全州时,部队已只剩下三四千人,损失约半。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红七军对“攻不攻打桂林”的问题仍展开了激烈争论。惨痛的教训,使多数人站到了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一边。邓岗回上海汇报,陈豪人则在一次战争后悄悄地走了,他们成立的“兵委”也被撤销。这两人后来继续革命,分别于1931年和1940年牺牲。牺牲时,一个方28岁,一个方33岁。他们都是因教条、僵化、无知、冲动而盲目执行“左”倾冒险路线,令人心痛而难以重责。此外,邓岗9月30日到红七军,红七军到11月9日才出发,又于12月15日才开始打大仗、硬仗。这一方面体现了邓小平的领导艺术,另一方面也表明邓岗逼得还不是太紧。但特别令红七军数千烈士难以瞑目,也特别令邓小平等人痛心疾首的是,“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路线早在1930年9月底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就已经得到纠正,由于红七军同中央失去联系,这种错误只好用自己的鲜血来纠正。

中央代表邓岗走后,红七军的指挥权重新回到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等坚持实事求是的领导人手中,此时他们尽管仍不知道中央的新精神,但已决心不再干“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蠢事。决定放弃攻打桂林、柳州的任务,改变硬打攻坚的战术,以沿途发动群众和军事斗争相结合的方式,经湘南粤北,至粤湘赣边界与江西红军会合。这样,再经多次激战和磨难,他们终于将这支历尽险境的队伍自1931年2月起陆续带到了江西革命根据地,4月,红七军各部2500多人在永新胜利会师。

红七军这次北上,历时五个月,转战黔、桂、粤、湘、赣五省,行程一万二千里,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笔。当他们胜利会师永新时,全军上下,兴高采烈。但让人哭笑不得的是,王明、博古把持的中央竟于1931年5月14日发信给在江西的红七军前委,用极其严厉的语气批评前委犯了“很明显”的“立三主义的盲动冒险路线”、“右倾机会主义的本质和富农路线”等三大错误,还批评红七军不没收沿途地主的土地,对商人、地主“特别的谦让”,“充满了失败逃跑的情绪”,等等。并认为这些错误,“没有像七军前委的领导表示得更明显了!”尤其令人悲愤的是,红七军总指挥李明瑞、政治部主任许进还有政治部秘书处长佘惠等一批领导人在1931年10月被王明路线扣上“改组派”、“AB团”等帽子枪杀。

同王明路线不同,毛泽东在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大会的闭幕式上,以新当选的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亲手将“转战千里”的锦旗隆重授予红七军。70年代,毛泽东还几次对邓小平说:“红七军能打啊!”后来,在这支队伍中,据张云逸估计,至少产生了50位将军。其中1955年首次授衔的就有大将1人:张云逸,上将2名:韦国清、李天佑,中将4人:莫文骅、覃健、韦杰、冼恒汉,少将12人:(略)。还产生了雷经天、叶季壮、陈漫远、龚饮冰、袁任远等一批担任部长、省长等要职的党政领导。当然,最为重要的还是产生了邓小平这位帅才。从这个意义上说,红七军在革命战争中牺牲的数千烈士和被王明路线枪杀的李明瑞等烈士,亦可含笑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