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要注意回父亲

光荣牺牲——回忆我父亲李大钊烈士被捕的前前后后_李大钊被捕资料

李星华

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惨案以后，段祺瑞军政府下令通缉那些领导爱国斗争的所谓“暴徒”。在段政府的通缉令中，名列第一的就是我的父亲李大钊[1]。从那天以后，父亲便暂时转入地下，住在苏联大使馆的兵营里。他每天还是照旧工作，从早上忙到天黑，没有一会儿闲暇的功夫。

那时正是北伐大革命的前夜。可是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京，反动势力仍然十分嚣张。父亲住进苏联大使馆兵营以后过了三个来月，也就是一九二六年的六月间，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日本人的庇护下入关进京。张作霖一到北京，首先就对革命力量来了个下马威：他逮捕了进步报纸《京报》的主笔邵飘萍，把他枪决了；紧接着又处决了另一个进步小报的主编林白水。我记得当时有个画报上有人曾用“萍水相逢百日间”的话来描写张作霖进关后的白色恐怖。一时，整个北方的天空布满了乌云，形势十分险恶。住在苏联大使馆兵营里的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工作也更紧张、更繁忙了。为了应付随时都可能突变的形势，在党的安排下，一部分同志从兵营中撤出去，离开了北京。有的去南方参加北伐，有的被派往苏联学习。

看到那些去苏联学习的同志，我们都十分羡慕。关于苏联和伟大列宁的故事，我们过去从父亲那儿听到过许多，早就向往着能到那个神话般的社会主义国家去看看。于是我还有哥哥，都向父亲提出去苏联学习的要求。可是为了整个革命利益，父亲没有答应我们，他总是和蔼地回答我们：“不忙，你们现在还小，将来有机会，一定送你们去。”我们坚持要去，父亲就风趣地笑着说：“候候有席，候候有席。”(www.guayunfan.com)父亲自己也留在北京坚持斗争，他几乎足不出户地整整工作了一年多。

第二年的初春，风声更紧了。有一天，在父亲那里负责交通工作的阎振山同志一早出去送信，到天黑也没见回来，大家都为他没有回来而焦虑。父亲派人到外面去了解，才知道他被捕了。阎振山一被捕，送信、取报的工作就由那位帮父亲他们作饭、打杂的张全印同志担当起来。可是没过几天，张全印上街去买菜时也失踪了。这时，作饭全得由父亲和同志们自己动手，有些事情母亲也帮着做。生炉子、烧开水、切菜、作饭这些事情，父亲他们从来没有做过，但他们并不觉得是负担，倒是干得满有兴头。每到做饭的时候，父亲提着水壶到水管子下面去接水，谭祖尧端起小瓦盆淘米；范鸿劼拿着菜刀切菜。有一次范鸿劼一不小心，用菜刀把食指切破了一层皮，鲜红的血滴到菜叶上。父亲在一旁开玩笑说：

“这倒好，我们正少肉吃呢，今天就吃点荤吧！”

父亲这句话，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他自己笑得特别痛快，似乎危险和紧张的局势全都不存在了。

没有多久，不知道什么人推荐了一个打杂的工人来代替张全印的工作。这个人长得獐头鼠目，行动鬼祟，常见他贼头贼脑地四处乱看。父亲觉察不对头，悄悄对母亲说：

“这个人不老实，要注意他！”

母亲说：“咱们豁着自己多忙一些，还是赶快打发他走吧！”

第二天，父亲就把这个人打发走了。事后才知道这个人确实是反动政府派来的暗探。我们曾给这人起了个外号，叫他“老鼠精”。这个“老鼠精”虽然没能窃走什么机密或文件，但他却窃探到父亲仍然没有离开北京。这时候，东交民巷巷口和苏联大使馆周围，假扮作“东洋车夫”的暗探增多了，他们把车子擦得亮，停在使馆左近，窥测来往行人。

那时，父亲常常在黄昏以后沿着使馆兵营的围墙独自散步。有时候，他慢慢踱到兵营的旗杆下，蹬上升旗子的高台，向四外眺望。谁能想到，这个漫不经心欣赏夕阳的人，正警觉地在那里侦察敌人的行动呢？

有一天，父亲匆匆地回到家里，一句话也没说，走到书桌旁，拉开抽屉，把一支乌黑的手枪放了进去，接着从衣袋里又掏出一支手枪来。

母亲看见父亲拿回来两支手枪，吓了一跳，连忙问父亲说：

“哪儿弄来的？”

“托人买来的，我们正在练习打枪，学会打枪还可以对付一下那些坏东西！”

父亲说到这里，很有信心地瞅了瞅他手里的那支小手枪，两只眼睛亮闪闪的。可是母亲低垂着的眼睛里却充满忧虑。于是一种无名的忧愁也从我的心底升起：今后的日子一定会更加不安宁！

以后，父亲一回来，就喜欢谈起打枪的事，他对我们说：

“瞄准的时候，要把枪握得紧紧的；一不握紧，枪的后座力就会把手腕震痛的。”

母亲在一旁插嘴问：

“好学不好学？”

父亲说：“好学，这没有什么，很好学。现在我已经瞄得很准了。我们的人已经全部学会打枪了。”

说着，他脸上露出胜利的微笑。

在那些日子里，父亲格外忙，他每天夜里回来得很晚，早晨不知道几时又离开了房间，有时候他也留在家里，埋头整理一些书籍和文件。

我们住的那座院落后面有一个僻静的小院子，父亲和他的同志们在那里生起一个小火炉，一叠叠的文件被父亲扔进熊熊的炉火中。我常常蹲在旁边呆呆地看着。那些书籍和纸片扔进炉子后，立刻冒起一股浓烟，随后“忽”地一下烧着了，它们变成一些深灰色、浅灰色的蝴蝶飞了出来，在空中不住地飘舞盘旋。

父亲的脸上显得十分严肃。我问父亲：

“爹，为什么把它们烧掉呢？怪可惜的。”

父亲没有立刻回答我的问题，待了一会儿才说：

“不要它们了，就把它们烧掉。你小孩子家，不要管这些事。”

父亲对我们永远是慈祥的，从来没有骂过我们，更没有打过我们。我常常爱向父亲提出许多幼稚可笑的问题。他不论怎样忙，对我的问题也总是很感兴趣，耐心地讲给我听。这一次却不知道为什么回答得这样含糊。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有许多情况父亲没有告诉我。我看见他是那样地紧张，那样地忙，也就不再问他了。

局势越来越严重，但是父亲并不因为情形恶化而有发愁的样子。他工作完了，还讲些惹人发笑的话。父亲对艰巨的革命事业从来是乐观的。

几天以来，常有父亲的朋友秘密来看父亲，劝他离开北京。父亲对他们的劝告不很在意。母亲也为他担着心，时时向父亲提出劝告。但这也毫无效果。父亲似乎嫌母亲有些罗嗦，态度坚决地对母亲说：“我不是常对你说过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做？……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是怎样重要。哪里能离开呢？”一直说得母亲闭口无言。我虽然也在发愁，但总脱不掉孩子气，自己玩到高兴的时候，会把什么事情都丢到脑后，绝不象母亲那样整天浸在愁苦里。我们就这样在终日不安中过着日子。

被 捕

一九二七年的四月六日，那天正是清明节。一早上起来，天气非常温和，我和妹妹愉快地换上了新夹衣。父亲看到了，立刻说：“快到外面玩去吧，真是春天了。”这几天父亲很忙，很少象今天这样得空和我们讲话，但今天他也仅仅和我们说了一句话，就又匆匆地去忙他的工作了。

母亲兴致勃勃地带了妹妹去兵营那边散步，连早饭也没吃。父亲在里间屋里，伏在黑色的桌子上写字，我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短短一段新闻还没看完，就听见“啪”地一声尖锐的枪声，接着就听见庚子赔款委员会那边发出一阵纷乱的喊叫，接着又听见有许多人从那堵矮小的花墙上跳到我们的院子里来。

“什么？爹！”我瞪着两只受惊的眼睛问父亲。

“没有什么，不要怕。星儿，跟我到外面去看看吧。”他不慌不忙地从抽屉里取出那支闪亮的小手枪，就向院里走。我们刚走出房们，就看见许多赤手空拳的青年象一群受惊的小鸟似地东奔西撞，找不到适当的去处。刚才就是他们从墙上跳过来的。我紧随父亲身后，走出这座一时充满恐怖的院子，找到一间僻静的小屋，进去后暂时安静下来。

父亲坐在椅子上，一句话也没说，神情非常冷静，手里握着那唯一的武器。看样子，假如可能抵抗，他一定要抵抗一下的。我也有些胆壮起来。

一会儿，外面传来一阵沉重的皮鞋声，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我没有吭气，只用恐怖的眼光瞅了瞅父亲。听声音，来的人不在少数，而且已经把这间小屋团团围住。

“不要放走一个！”粗暴的吼声在屋外响起来。喊声未落，穿着灰制服和长筒皮靴的宪兵们、穿便衣的侦探和穿黑制服的警察就蜂拥而入，一瞬间挤满了这间小屋子。他们象一群魔鬼似的，把我们包围起来，十几只黑洞洞的枪口对着父亲和我。一个坏蛋立刻冲到跟前，把父亲的手枪夺过去了。

在这许多军警中间，我发现了前几天被捕的那位工友阎振山，被绳子给牢牢地拴住胳膊，由一个肥胖的便衣侦探拉着；从那两边披散着的长发间露出一张苍白的脸，显然他受过苦刑了。他们把他带来，当然是叫他认人的。

那个粗大身材、满脸横肉、一双阴险眼睛的便衣侦探指着父亲问阎振山：“你认识他吗？”

阎振山只简单地摇一摇头，表示不认识。

“哼！你不认识？我可认识他呢！”胖侦探狡猾而阴险地一笑，“给我搜！”

他手下的那一伙人拥上来，把父亲的全身上下、里里外外搜了个遍。他们什么也没得到。这时父亲始终保持着他那惯有的严峻态度，他轻蔑地望着这群匪徒们，不屑于同他们讲任何道理，因为他明白，对他们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

残暴的匪徒们把父亲绑起来，簇拥着走了。我不知道他们要把他带到哪儿去。父亲临走时只深情地看了我一眼，没有说任何话。他那高大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拐角处。我强忍眼泪，没有哭，也没有喊叫。

匪徒们并不肯放过我这个年仅十几岁的孩子，他们用一条白绳捆住我的胳膊，拉着我飞快地走出东交民巷，往北穿过邮政总局门前，把我从一个便门带到了警察厅。

在高大的砖墙围起来的警察厅院里，我看见母亲和妹妹身上沾满灰尘，也在警察的看押下蹒跚地被带进来了。母亲一见我，几乎哭出声音；一刹那间她又忍住了眼泪，装做不认识我。我们谁也没有说话，各自坐在地上，默默注视着院里发生的一切事情。

那些来来往往的警察和宪兵，象一群捕到猎物的狗，欣喜若狂地忙碌着。他们不时地从那个押我进来的便门，把一筐筐书报和被褥等物抬进院子，然后往东边去了。当他们从我跟前走过时，我认出其中有很多东西是从我们家抄来的。我立刻想起父亲前两天在家里烧文件的情景，哦，原来父亲早有准备，除了这些书和破烂的东西以外，坏蛋们是捞不到什么的，重要的机密早就被父亲销毁了。

回过头，看见母亲的眼睛里也闪着愤怒的光，同时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掠过，我知道母亲准是在惦记父亲的安危。是啊，父亲现在究竟在哪里？那些“牲口”们会怎样折磨他呢？我的心又黯然了。我们眼巴巴盯着来来往往的警察、宪兵，盯着那扇通向外面的便门，希望父亲会突然从那里出现；可是，整整盼了一天，连他的影子也没见到。

下午约摸四、五点钟时，谭祖尧同志的未婚妻李婉玉也被带来了，还有她的妹妹李柔玉。这时候我们一共七个人，都是妇女和孩子。其中有两个在使馆里工作的保姆，我们叫她们“阿妈”。敌人对我们这几个人并不怎么注意，我就慢慢挪动着，和母亲、妹妹凑到一起，小声商量起对策来。

母亲说：

“咱们先别暴露真名，他们如果要问，我就说，我是大使馆里当保姆的，叫王杨氏，你们呢，”她指了指我和妹妹，“就说是我的女儿，从家里来这儿看我的。”随后母亲替我和妹妹编了个假名，我叫“王慧”，妹妹叫“王淑敏”。

黄昏的时候，警察厅院子的便门又开了，一群戒备森严的警察、宪兵拖进一个人来，只见这人浑身是血和泥，衣服已经破烂不堪。起先我们以为是父亲，透过黄昏的余晖，才勉强认出他不是父亲，而是范鸿劼同志。一位最后进来的阿妈向我们说了范鸿劼同志被捕的经过：大搜捕开始后，范鸿劼躲在使馆里的一个花房内，一直没有被发觉。匪徒们不轻易放过一个革命者，搜捕从早晨进行到下午，终于，他们在花房里发现了范鸿劼同志。敌人呼喊，叫他出来，范鸿劼从花房里向匪徒们开枪射击，但最后还是因为寡不敌众，被敌人逮捕了。听到这儿，我更加佩服这些勇敢的革命者，同时也为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捏了一把汗。

清明前后，气候无常。早晨那还是春光明媚的天气，到傍黑突然变冷了，好象老天故意欺负我们这些遭难的人。寒冷的夜风吹透了我们身上单薄的衣衫，一直刺到骨头里。我和妹妹紧紧依偎在母亲身旁，尽管身体蜷曲成一团，也还是不能抵御那阵阵袭来的寒风，禁不住地瑟瑟发抖。

从院子东边不知哪个房子里，传出一阵用惊堂木拍桌子的响声，匪徒们显然正在审问被捕的革命者，我们的亲人肯定是受尽了苦刑折磨。想到这些，我的心象冻僵的身体一样，揪得更紧了。大概是因为敌人忙着审讯，从被押进这座大院里，就没人来过问我们。黑暗笼罩着这个院子，四周是布满电网的高墙，就连头顶上的天空，也被这高墙围成了一个方框框。惊堂木声、审讯的吼叫声，掺杂着墙头上偶然跑过的野猫的叫声，使这个本来就阴森恐怖的警察厅的院子，显得更加阴森可怕。虽然这一天非常累，可是谁也没有睡意，只是坐着、听着。李婉玉和她妹妹低声在哭泣。婉玉还小声咒骂着：“这些暴徒！……这些土匪们！……”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平时胆子很小的人，今天反而什么也不怕了。父亲高大的身影总在我眼前浮起，使我浑身增添了力量。我暗暗想，那些坏蛋会怎样处置我们呢？也许，很快就要把我们都处死吧？于是一个很幼稚的念头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处死就处死吧！就这样和父亲、母亲死在一块儿，也挺光荣的。”我开始盼着天快一点儿亮，因为我想，天一亮就什么都知道了。

东方终于微微发白了，几个警察来给我们登记姓名。我们报了事先编好的假名。没过多久，警察提着一盏发出暗淡的亮光的马灯，把我们七个人押送到一个小院子中坐北朝南的女拘留所内，交给了女禁子，并对我们说：“你们就在这儿过夜，不准说话，不准乱动！”说完，女禁子就把我们每人周身搜了一遍，把头绳、发卡、裤腰带都收走了。他们临走时，“砰！”地一声把门关上，把门上了锁。从此，拘留所的生活开始了。

在拘留所里

我们被关进拘留所的女拘留室，这个院子里关押的都是女“犯人”。我们七个一同进来的“政治犯”住在当中的一间，两边关着一些刑事犯。一排三间拘留室，其实是彼此相通的，中间只用两道圆木做的栅栏把它们隔开。从栅栏的缝隙中可以看到两旁屋里的一切，甚至连刑事犯们说话、喘气的声音都能听得一清二楚。这些刑事犯干什么的都有：有杀人放火的、抢劫偷盗的、流氓拐骗的、贩卖人口的……她们中有的是真正的坏人；有的是被生活所迫而被迫“下水”的，还有被拐骗遭受冤屈的。有一个眼睛哭得又红又肿的妇女就是被流氓拐骗的，当时我们都很同情她。这些形形色色的罪犯，都是罪恶社会的产物，使我第一次实际而生动地了解到中国社会的黑暗，也使我记起父亲说过的话：“这个人压迫人的黑暗社会不会太长久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已经在苏俄实现，日后也一定会在我们这里实现。”

小院两侧的厢房，是几个单间拘留室，门口挂着“优待室”的牌子。听女禁子说，那里面关的都是些案情重大的“女政治犯”，她们是前些时候被捕的。第二天“放茅”的时候，优待室也“放茅”，“女政治犯”用惊奇的眼光看着我们，趁女禁子不注意，她们有意走近我们，悄悄问道：

“你们是从哪里被捕的？”

我说：“在苏联大使馆被捕的。”

“李先生怎样了？”

“也被捕了……”

她们苍白的脸上顿时变得沉重了。她们还要问我们什么话时，女禁子恶狠狠地呵斥道：“不许说话！”我们便赶紧走开了。

回到拘留室，女禁子也跟进来，板起那满是横肉的面孔训斥我们：“你们到这里就得守规矩，不准随便说话！”她看我们不搭理她，又凶神恶煞地喊了一句：“听见没有？”我们还是不理她，女禁子一看没人理睬，就没趣地嘟囔着走出去了。

虽然和那些“女政治犯”素不相识，但我知道她们是父亲的同志，我深信她们也和父亲一样是世界上最好的人。象她们关心我们一样，我也很关心她们。很快我就知道了她们每个人的名字，不管谁被提审，受讯，我的心都相随而去，直到她们回来为止。这些女同志都和父亲一样坚强乐观，尽管受尽毒刑拷打，但她们绝不低头。有时从那狭小的拘留室窗户里，传出她们深沉的歌声：

“走向前去，

曙光在前！

…………”

听到这熟悉的《少年先锋队歌》时，我的眼前出现了父亲亲切的脸庞，在心里默默合着她们的歌声唱起来。

拘留所的生活艰苦而单调，每天主食两顿棒子面窝头，一碗清水漂着几片咸萝卜算是菜；拘留室潮湿阴暗，空气污浊；七个人睡在一个炕上，挤得要命。这儿使我头一次尝到失去自由的痛苦。白天不许随便走动交谈，即使你说一句话，被凶恶的女禁子发现了也要遭到一通呵斥。看着窗外那自由翱翔的鸟儿，我想，人要是能长两只翅膀多好阿，那我就要从这个窗栏中飞出去，飞到父亲的身旁。

对我们这些“犯人”来讲，唯一可以“自由”一会儿的时间就是一天两次的“放茅”，尽管每次“放茅”只有十分钟，我们还是盼望着。因为唯有这时，我们可以到院子里走走，伸一伸那坐肿了的腿；也唯有这时，我们才能享受一点大自然对人类的恩赐：温暖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

相对来说，晚上的“自由”倒是更多些。女禁子把门上了锁，回她们自己的房中睡去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悄悄地谈天。我和李婉玉就是在那时候才慢慢熟悉的。婉玉常常爱给我讲她自己的事。她告诉我，她的父亲是张作霖手下的一名海军大官，很有势力，但是她没有跟着她父亲走，而是参加了革命。她和谭祖尧同志感情很好，事变前当形势恶化时，她曾几次劝谭祖尧化装离开北京，可是谭祖尧说什么也不走，他说；“李先生不走，我也不走，我们要在这里坚持斗争到底。”[2]……我也给她讲起父亲的事。李婉玉天天盼望提审，我和母亲也盼望提审。她盼提审是为了见到谭祖尧，得到谭祖尧的消息；我们盼望提审，是渴望得到父亲的消息。我们每天除了盼望提审，总是得空就谈自己所知道的情况。有时谈到很晚很晚才入睡。

一天早上，警察跑到我们拘留室来，我们以为是要提审呢，可是他恶狠狠地喊叫；“你们都坐好，都坐正！不许动！待会儿外面有人到这儿来参观。”

不一会儿，一群穿着长袍马褂打扮得奇形怪状的人蜂拥而入。看了看我们，又去看一进门右边墙上挂着的人名牌。有个人用侮辱的口吻拉着长调说：“共产——共妻！”说完就往外走。我们听了都气坏了，婉玉生气地骂道：“谁共产共妻？你们才共妻呐！”那些人装做没听见溜掉了。我很佩服婉玉的勇敢，她在拘留室里常常和那些坏家伙们作斗争，连女禁子都有点怕她呢。

就这样，十几天过去了，我们始终没有看见父亲，也无从打听到他的消息，我和母亲每天都沉浸在疑惑里：父亲现在怎样了？是不是发生了意外？或许我们能在法庭上见到他？于是我天天盼着警察喊我们的名字，可是始终没人来叫我们。

有一天，上午十一点钟左右，我们正在吃饭，手里的窝窝头还没啃完，就听见警察喊母亲、我和妹妹的名字，说是“提审”。我的心怦怦地跳了起来，立刻放下窝头、萝卜汤，和母亲、妹妹下了炕，跟在警察后边走出房门。我一边走一边想：“不管怎样，这回事情总算有了头绪，不会再装在闷葫芦里了。”

在法庭上，我们和父亲见了面。父亲仍穿着他那件灰色旧棉袍，头发长而且乱，稍微遮住他的一部分脸。样子和平常差不多，只是没戴眼镜，脸比从前消瘦了。还是那样沉着，那样平静。

“爹！”我忍不住喊出声来。母亲一下哭得瘫在地上，妹妹也跟着哭起来了。

“不许乱喊！”法官拿起惊堂木重重地在桌上拍了一下。

“不许乱喊！”他的手下也跟着喊叫。

父亲瞅了瞅我们，没有对我们说一句话。脸上的表情非常镇静。

“这是我的妻子，”父亲指着母亲说。接着他又指了一下我和妹妹，“这是我的两个女孩子。”

“她是你最大的孩子吗？”法官指着我问父亲。

“是的，我是他最大的孩子。”我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机智和勇敢，怕父亲一不留神说出哥哥来，就这样抢着说。

“不准多嘴！”法官怒气冲冲的又将他面前的那块木板狠狠地拍了几下。

“不准多嘴！”他的左右也狐假虎威地重复着。

父亲立刻就会意到了，接着说：“是的，她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个家庭妇女，我的孩子们年纪都小，都在上学，可以说他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与她们没有关系。”父亲说完了这段话，不再说了，又望了望我们。

狡猾的法官不相信我们的话，他皱了皱眉就又想出一个鬼主意来，当场出了一道数学题让我算，看我到底是不是学生，我不慌不忙把那道题回答出来了。法官一看没了招，就命令警察：“把她们押下去！”

就这样，同父亲见了一面，就又匆匆分别了。想不到这竟是最后一次见面。回到牢房里以后，父亲在敌人法庭上的那种严峻而坚强的态度，长久回旋在我的脑海里。

以后父亲的情况一点也没有法子知道。沉浸在疑惑、焦虑和挂念里。

不久，李婉玉、李柔玉被释放了。另一个女政治犯，也是父亲的学生，又被关进我们的拘留室。晚上，我们就向她打听一些外面的消息，她说起父亲被捕以后，全北京城、全中国、甚至全世界，都轰动了。报纸上天天有关于他们的报道。她说报上还登着父亲的照片，是一张很神气的照片，眼睛里闪着慈祥的光，是印在头版显著地位的。她讲得很起劲儿，完全忘了是在深夜，而且忘了是关在没有自由的拘留所里。她谈话的声音不由得高起来，又说报上每天的舆论很多是站在父亲方面，甚至最反动的报纸也不得不虚伪地对父亲的人格和学问表示钦佩。有的劝告当局不要对这样一个人轻易地处治；有的主张立即释放；有的主张判无期徒刑，终生监禁，让他在监狱里写作。

讲到这里，她又有些失望地加上一句：“我觉得报上不论怎样替李先生说话，恐怕不会有一点效果。”母亲和我一阵兴奋，又是一阵不安。

四月二十八日早上，张挹兰被叫走了，她那天穿得特别整洁、干净，头发梳得也很齐整。我们象往常一样，一整天里都在盼望着她早点回来，可是直到黄昏也没见她回来。

傍晚的时候，警察第二次喊母亲、我和妹妹的名字，这次是叫我们收拾东西出拘留所了。在忙乱中，我帮着母亲，用颤抖的手整理好我们的几件破衣服。一个警官一直把我们押送到大门口。临出大门，门房的警察把我们进来时收走的头绳、腰带等还给了我们，可是母亲唯一的一个金戒指没有还。母亲问他：

“我那只戒指怎么不还给我？我还要用它换钱吃饭呢，还给我吧！”

警察爱搭不理地说：

“没有！”

旁边的一个警察有点同情我们，低声说：

“给她们吧！”那个警察这才把戒指取出来还给了我们。

这时，我焦急想知道父亲的情形怎样，低声地问押送我们出来的警官：

“警官先生，有件事向你打听一下，你知道我父亲……怎样了？”我的声音不自主地有些发抖，眼睛里充满泪水。

“唉！回去吧。回去以后什么都会知道了。”他用一种哀伤的口吻说。

我们走出那座漆黑的大铁门。回到家里，天已经全黑了。站在这座寂静冷落的门前，感到说不出的生疏。周舅老爷[3]听见我们拍门，跑来开门，他一看见我们，意外高兴地向院里高声喊着：“回来了！”帮助母亲照看孩子的雨子妈简直乐得闭不上嘴。“这是老天的保佑！”她只说了这么一句。

家里的东西七零八落、东倒西歪，显然是被搜查过的。母亲看见留在家里的三个孩子，[4]免不了伤心落泪，母子抱头大哭。跑过来看我们的周围的邻居也都落下眼泪。这天晚上谁也没睡，我们只给母亲收拾出一小块地方让她躺下休息，大家就在极度的不安中度过了这漫长的一夜。

第二天一清早，舅老爷就到街上去买报纸，我们在家里不安地等待着他把父亲的消息带回来。老人是哭着从街上回来的。他的手里无力地握着一份报纸。我看见报上用头号字登着“李大钊等昨已执行绞刑”的大标题。我立刻感到眼前蒙了一团云雾，晕倒在床上。醒来时，房里已乱成一团，母亲伤心过度，晕过去三次，每次都是刚刚叫醒又晕过去了。

我们这一群孩子，象嗷嗷待哺的一窝小燕，团团围在母亲身边。

“妈，妈，……我们在这里。”我们是用那样可怜的声调在母亲的耳边喊着。

“记住昨天是你爹被害的日子。昨天是几号？”母亲醒过来，低声问我。

我又哭了，从地上捡起那几张零乱的报纸摆在眼前，横下心，咬紧牙齿，那上面清楚地登着父亲他们二十人在昨天上午被绞死的消息。

我把报纸扔在床上，低声向母亲说：

“妈，昨天是四月二十八日。”

母亲微微点了一下头。

父亲壮烈牺牲的消息很快就轰动了北京全城。到家里来慰问的人终日不断，其中许多是父亲的朋友们。他们都泣不成声，呜咽着劝慰母亲不要过度伤心，要珍重身体。反动政府为了蛊惑人心，在报上宣传说，他们已经为死者装殓，一般的每人给一口四十元的棺材，唯独对父亲格外“优待”，给一口七十元的棺材。母亲听说这件事以后气极了，忿忿地说：“这些牲口们！人都让他们给害了，还假惺惺地给棺材！谁要他的棺材！我们不要，我们自己买！”

朋友们支持母亲的意见，他们发起募捐，很快就把买棺材的钱筹够了。棺材铺的人听说要给惨遭杀害的李大钊买棺材，对他的遇难很表同情，特意挑选了一口柏木棺材减价卖给我们，以表示他们对革命先驱者的敬意。

有一位父亲的朋友曾含着眼泪低声对我说：

“杀害你父亲的不单是张作霖。蒋介石前些天叛变了革命，听说蒋介石给张作霖来了一个电报，使张作霖很快下了毒手。另外，帝国主义也插手参与了这件事；如果不是外国使团同意，张作霖的军警是不能进到东交民巷使馆区搜捕人的。”他还说，绞刑这种残暴的刑法，中国从来也没有过；就连绞架也是从帝国主义那里运来的。

后来，当我翻阅报纸的时候，发现报上有一则消息说：“最妙者，是南方某要人也有电来京，主张将所捕党人速行处决，以免后患。”证实了那位老伯的话是确实的。杀害我父亲的，绝不只是张作霖，还有人民公敌蒋介石以及帝国主义侵略者。

父亲牺牲后，在我们朝阳里住宅的大门口，流氓、暗探并没减少，反而增多了。有时甚至公开跑到我们家搜查。我们无法在北京生活下去。我们重新把父亲装殓过，将灵柩暂停在宣武门外的浙寺。母亲带着我和两个弟弟、两个妹妹[5]回到乐亭乡下，哥哥也离开了北京。我们的家庭就这样分散了。

自从父亲入狱一直到他为革命英勇就义，报纸上的报道是非常多的。可是当时我根本不忍心细读这些“消息”。事后翻阅报纸以及从一些消息灵通的朋友那里，才陆续知道了父亲在狱中的一些详细情况。

报上说，父亲在狱中十几日“绝口不提家事”，联想到父亲在法庭上见到我们时的那种冷漠而毫不留恋的态度，我相信这话是真的。尽管当时对父亲的这种冷淡我作梦也没想到，但在事后还是非常能够理解我所敬爱的父亲。他永远爱我们，可是在他坚强的心中，革命事业所占的位置，却要比妻子、儿女、个人的安危重一千倍！重一万倍！

报上还登载了父亲在审讯中要求亲自审阅和修改他的“供词”记录的事。关于他为什么要修改“供词”，父亲的同志和朋友对我说过，而且对他的态度非常称赞。他们说父亲在被捕后曾多次被审讯，受尽了敌人的严刑折磨，但他绝不低头，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概。敌人审讯他时所记录的供词多半与他的原意不符，为了不使自己的话被敌人歪曲篡改，他坚决要求亲自审阅和修改他们的全部记录。他在亲笔写的“供词”[6]中，历历叙述了他一生为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为解放天下劳苦大众而英勇斗争的经历。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父亲是北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负责人；但当时共产党同国民党在组织上的界限十分清楚，两个机关走一个大门，相隔不远，但人员要严守纪律，彼此不能往来。早在工友阎振山被捕前，父亲就把我党的文件、名单都烧掉了，这是我亲眼看到的。敌人把从庚子赔款委员会搜查出来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印章等等也都当作共产党的罪证公布。父亲在他的“供词”中，利用他在国民党中的公开身份，机智地隐蔽了我党的机密，严守了党的纪律，没有半点损伤共产党人荣誉的地方。

父亲和他的战友们英勇就义时，父亲是第一个走上刑台的。他从容、镇静，面不改色，临刑前还同敌人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面对反动法官、刽子手，父亲大义凛然，作了最后一次简短的、慷慨激昂的演说。他说：“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就绞死了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反动政府把父亲视为“罪魁祸首”，对他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为了延长他的痛苦，刽子手们对他施绞刑长达四十分钟之久[7]，比其他人每人用二十分钟长一倍。和父亲同时壮烈牺牲的烈士中有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左派，共有十九人，他们是：谭祖尧、邓文辉、路友于、张挹兰（女）、谢伯俞、莫同荣、姚彦、张伯华、李银连、杨景山、范鸿勋、谢承常、莫华、阎振山、李昆、吴平地、陶永立、郑培明、方伯务。

父亲的英雄形象，他的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永远铭刻在我的脑际，深深地教育着我。我们要继承他的遗志，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努力奋斗。

（《回忆李大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7- 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