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刘平章先生讲述刘文典在云大生活的故事

刘文典的云大情缘——听刘平章先生讲述刘文典在云大生活的故事

雷文彬

（云南大学研究馆员，1991年云大档案系毕业）

国学大师刘文典1943年到云大任教，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三个时期，直至1958年7月因病去世。刘文典在云大生活了15年，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阶段，这也注定他与云南大学有着特殊的情缘。关于刘文典的逸闻已有很多，但作为云大人，我们一直都想更多地了解刘文典在云大生活的状况。很有幸，刘文典先生爱子刘平章先生为我们讲述了他们一家在云大生活的故事，从中也能窥见大师傲骨背后的柔情与情怀。

一、从联大到云大(www.guayunfan.com)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因刘文典曾两度留学日本，精通日语，又在学界和政界都颇有威望，便多次请其出任伪职，但都遭到刘文典的严词拒绝。日本人并未善罢甘休，又采取监视、搜家的方式以迫使刘文典臣服，刘文典丝毫未动摇。1938年初，面对被日本人占领的北平，刘文典感到北平不是久留之地，便只身一人逃到天津，托英国大使馆的一位朋友买到一张去香港的船票，乔装打扮后，从天津经上海到达越南海防，又由海防乘滇越铁路的火车到达蒙自。辗转两个多月，终于与西南联大文学院汇合。第二年，刘文典夫人张秋华也带着次子刘平章逃出北平，他们也从天津坐游轮到达香港，又从香港站辗转越南，最后到昆明与刘文典汇合。不幸的是，他们随身携带的刘文典的四箱书籍、资料、手稿因一路奔波劳累，只好留在了香港，交给刘文典的一位学生保管，后因珍珠港事件，香港沦陷，四箱书籍被日寇扣留，再也没有回到刘文典身边，这也成了刘文典先生终生的遗憾。

几个月后，刘文典一家随联大蒙自分校一同迁回昆明，住在文林街。由于逃脱了日本人的控制，在联大过上了较为安定的生活，刘文典心情也开始变好。但好景不长，1938年8月，日本飞机开始空袭毫无空防能力的昆明城，云南大学、西南联大也成为空袭目标，刘文典与所有昆明市民一样，过上了天天“跑警报”的动荡生活。由于战事吃紧，昆明物价年年飞涨，市民生活窘迫，教授们的生活也每况愈下。以往一个教授的工资可以养活一大家子人的情况已不复存在，许多教授连基本的吃穿都特别困难。为贴补家用，许多教授在外兼职，或业余做点手工换取一点钱以补家用，如闻一多就刻印章赚钱补贴家用。这一时期的刘家也不例外，虽然仅养育刘平章一个儿子，但因刘文典嗜烟，花费自然多些，生活也特别窘迫。

1943年春，普洱磨黑大盐商张孟希专程派人来到昆明，以重金相许，请刘文典为其母撰写墓志铭，兼做一些为中学教师授课的工作。为了生计，刘文典便不辞而别，离开昆明随张孟希的人到磨黑，在磨黑一住就是4个月。当年5月，西南联大给教授发下一年度聘书，工作人员按惯例给他寄到了磨黑。闻一多知道此事后，坚决要求校方解聘刘文典，理由是他去磨黑属擅自离校，且多年吸食大烟，不足以为人师表。8月，当刘文典回到联大，一纸解聘书交到他手里。

联大解聘刘文典一事已成定局后，国学大师陈寅恪即将他推荐给云大校长熊庆来，熊庆来爱才惜才，深知大学不能少了大师，对于像刘文典这样的人才他早已求贤若渴，因此，接到陈寅恪的信之后，立即给在磨黑的刘文典去了一封函，信是这样写的：

叔雅先生史席：

久违道范，仰止良殷。弟忝长云大以来，时思于此，养成浓厚之学术空气，以求促进西南文化。乃努力经年，尚少效果，每以为憾。尝思欲于学术之讲求，开一新风气，必赖大师。有大师而未能久，则影响亦必不深。贤者怀抱绝学，倘能在此初立基础之学府，作一较长时间之讲授，则必于西南文化上成光灿之一页。用敢恳切借重，敦聘台端任本校文史系龙氏讲座教授。月致薪俸六百元，研究补助费三百六十元，又讲座津贴一千元，教部米贴及生活补助费照加。素识贤者以荷负国家文化教育为职志，务祈俯鉴诚意，惠然应允，幸甚，幸甚。附上聘书一份，至希察存。何日命驾来昆，并请赐示，以便欢迎。专此布达，敬请道祺。

弟熊庆来

八月二十一日

这封信言辞恳切，情真意切，充分肯定了刘文典的学术大师地位，也给出了极高的薪酬待遇，表达了熊庆来对刘文典的尊崇之情。刘文典接到信后，虽然对西南联大还怀有十二万分的不舍之情，但还是得到了极大的安慰，于是接受了熊庆来的聘请，于1943年11月19日到云大任职，开启了他人生的另一次航程。

1943年刘文典任云南大学教授的应聘书

刘文典到云大后，受到了极高的礼遇，还在生活上得到了最好的照顾。熊庆来校长兑现了聘请函中所说的所有待遇，不算各种津贴，他已和校长的工资持平，加上讲座津贴和研究经费及各种补助，已远远高于校长和普通教授的待遇。加之，1943年后日本飞机已不再空袭昆明，人们的生活已开始安定，因此，到了云大，刘文典一家的生活好了很多，他的心情也一天天好起来。

二、坚守云大

刘文典到云大后，至少有两次机会可以离开云大到别处谋求更好的发展，但他最终选择留在了云大任教。

1945年抗战胜利，刘文典心情更加舒畅。1946年西南联大北归时，中法大学和安徽大学两所高校高薪聘请他去任教。刘文典也有所动心，这时，熊庆来校长极力挽留他，多次登门拜访，同他分析留下的种种优势，真诚地对他说有什么困难尽管说，他都会尽力办好。这时，刘文典想到他的一个弟弟本来是要回南京谋职，但他很想留在云南做事，就提请熊庆来校长帮助，熊校长立即答应去找省长卢汉帮忙，于是省里安排他弟弟到昆阳做了县长。看着胞弟之事顺利解决，刘文典再无离开的理由，加之熊校长将他的工资加得很高，且昆明气候适宜居住，一家人生活非常好，可以天天吃肉，还请了保姆，这样的生活在当时是没有几个人能达到的。熊庆来校长对他有知遇之恩，刘文典之后再没有提离开云大之事，即使是两年之后其弟辞掉县长之职，他仍然坚守对熊庆来校长的承诺，留在云大继续任教。

第二次机会是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政府将一批专家、学者、名人输送到台湾地区，他的好友胡适也想到了刘文典，并做他的工作，希望他一家先去美国，同时，帮他办好签证手续，联系好在美国的居所，最后还是被刘文典谢绝了，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

三、情系桃李

刘文典一生可谓桃李满天下，而且高徒颇多。到云大后，他一直坚持给学生上课、开讲座，深受学生欢迎，与学生建立了深厚的师生之情。在云大期间，与他特别亲近的学生就有几位：

一是陶光。1946年，西南联大离开昆明后，大批专家学者随之北返，教师聘请较为困难，熊庆来校长专门请刘文典帮助推荐优秀教师，于是刘文典将在清华的两个得意门生陶光和张为骐两人推荐到云大中文系任教。陶光为古典文学专家，接到熊庆来校长的聘书，想到要与自己十分尊崇的先生共事便欣然答应了。

在云大任教初期，陶光住在映秋院靠南边的单身教师宿舍里，与刘家住得很近。他经常到老师家拜访，对刘文典更是毕恭毕敬，有事时，刘文典也会差使儿子刘平章去宿舍把他叫去刘家。因他与刘文典去世的长子刘成章同岁，刘文典对他疼爱有加。他们经常一起讨论学术问题，陶光还经常邀约老师一同去看滇戏。后来刘先生才发现陶光喜欢上了一个滇戏名伶耐梅（张竹音），想到陶光已人到中年却还只身一人，刘文典便做了一回媒人。陶光的叔叔不同意他们的婚事，刘文典倒是积极支持，为他主婚，帮他们租下孙乐斋家的一间房做新房。

陶光不仅一表人才，还写得一手好字，云大出版的石印本《庄子补正》的书名就由他题写。刘文典晚期的一部书——《说苑評补》由陶光全部誊写了一遍，现在还保存在云大图书馆。陶光也为刘平章留下了墨宝，至今珍藏在刘平章先生家中。1948年，陶光去了台湾，不久客死他乡。

二是张为骐。张为骐1947年与陶光同期从四川到云大，他一直跟随刘文典做学问，得到刘文典很多的言传身教，在云大中文系做教授并一直留守云大。先生去世后，他多次在系里与同事说：“刘先生的死，也是死得冤冤枉枉的……他不死，他说过五年内要拿出两部书来，一部是校勘方面的，一部是《论文心雕龙》，由他、我同吴进仁三人来搞，他不死，不是可以著出两部书来，那是多大的贡献！”

三是吴进仁。吴进仁是1945年考入云大中文系的学生，与刘文典同是安徽人，学生时期就在联大的兼职教授罗庸的引荐下认识了刘文典，从此，一有时间就往先生家跑，请教学问，还帮助刘平章补习功课，使刘平章连跳年级，顺利考上中学，与刘文典结下了深厚的师生之情。在“九九整肃”期间的一个傍晚，宪兵到云大贡院的学生宿舍巡查，当天宿舍中只有吴进仁一人，其无端被带到了宪兵司令部，刘文典得知此事后，立即前往警备司令部救援，却被守卫挡在大门外，他出示了自己的名片后，很快被请了进去，宪兵司令会见了他，说明来由后，宪兵司令同意立即放人。这事刘文典还十分得意，与夫人说：“看来我的名片还是很管用的。”1949年，吴进仁毕业留在云大，与先生同在中文系任教。刘文典还将孙乐斋的小女儿介绍给吴进仁，他们结婚时还作了几首诗相送，他又做了一回大媒。

1955年，刘文典开始编著《杜甫年谱》。但直到去世，仍未完稿，而且书稿正本因为先生的离世而不知去向。幸而先生的助手在中文系资料室存下一副本，这一副本曾于1962年4月在云大图书馆举行的纪念杜甫活动中展出，之后辗转到了吴进仁手中，吴先生精心保存了40年，2012年交由张昌山教授整理正式出版。2013年学校90周年校庆前，已近九旬的吴先生和刘平章一起到云大档案馆，将这部珍贵的副本捐赠给了学校。刘文典的《杜甫年谱》虽为一残本、副本，但是它是刘文典先生最后的遗稿，具有相当的学术和史料价值，吴进仁先生几十年珍藏它、保护它，可见他对恩师的尊崇。

现在云大人熟知的中文系、历史系的一批老教授——李埏、张文勋、李为衡等，都曾师从刘文典先生，与先生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他们后来终生服务云大，传承刘先生的学术精髓，教书育人，著作等身，为云南大学的发展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四、乔迁之喜

刘文典来到云大后，曾搬过几次家，房子是一次比一次好，因而他的心情也是越来越舒畅。

20世纪40年代初期，由于日机频繁空袭昆明，刘文典一家从龙翔街搬到了官渡六谷村，距离云大将近20公里路程，到云大后的两年时间仍然住在此地，有课要上，他就坐火车到南站，然后步行或坐人力车到云大，晚上不能回家就到在磨黑结交的好友胡道文家住下。胡家在平政街有栋两层楼的房子，刘文典上完课后常到他家住下，与他探讨学术问题，有时还带着儿子刘平章一起住下。这段时间上班虽有些奔波，但他还是能安心教学和做学问，学校的课和一些活动他从不迟到、缺席。1946年，经吴宓引荐，刘文典搬到了云大正门口的青云街3号孙乐斋家。孙为一居士，家中很有钱，但他除了吃斋念佛、作诗吟对外，生活十分简朴，他免费为刘文典提供食宿，刘文典经常与他谈论佛经，与他相处甚好，结下了深厚友谊。

一年以后，云大条件有了较大改善，校长熊庆来即在校内晚翠园专门为他建盖了三间住房。在云南经过近十年的颠沛生活，刘文典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家，这段时间刘文典的心情特别好。

晚翠园位于云大西南角，园内种了许多枇杷树，《千字文》有“枇杷晚翠”之句，因此云大人又称之为晚翠园，后又被叫作枇杷园。晚翠园有一圆门，门上有著名学者胡小石先生亲笔题写的“晚翠园”三个大字，晚翠园内又有三个小院子，抗战以来园中住了不少的知名教授。当时云大中文系同学成立了一个曲社，还请时为西南联大教师的陶光作指导。曲社时常在晚翠园举行曲会，吸引了云大和联大众多爱好曲艺的教师和同学参加。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有一篇脍炙人口的散文《晚翠园曲会》，文中生动描写了云大晚翠园举行曲会的盛况，因此，在云大人心中晚翠园就是一个既幽静又浪漫的地方。

刘文典一家于1947年至1955年在晚翠园住了8年，与他们做过邻居的有图书馆馆长彭元士、教务长何衍、历史学家方国瑜，还有张德光、杨桂宫、张友铭、秦瓒等知名教授都与他比邻而居。刘文典与这些教授虽无特别深的交往，但相处融洽，他们都很尊敬他，秦瓒、张德光几位教授还时常到他家串串门子，和他探讨学术问题。晚翠园就在云大校内，刘文典去上课、讲学也非常方便，因此住在晚翠园这段时间是刘文典自抗战以来最为安定、最为舒心的日子。

1955年学校在北院建盖了一批全新的教授房，时称云大新村，刘文典一家首批入住云大新村三号房。这次入住的房子是刘文典在云南住得最好的家，虽然每个房间并不算大，却拥有大小八间房，一家三口加上保姆一起生活已是相当宽敞、方便了。这也是刘文典最后一次乔迁了，他在那里仅住了3年时间。

五、父子情深

刘文典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刘成章1935年在日本辅仁大学读书时因参加学生运动染病早逝，小儿子刘平章到云南时年仅5岁，刘文典对他十分宠爱。

初到昆明时，刘文典一家住青云街水晶宫。一天，刘文典和儿子刘平章刚走出家门，一架日本飞机从他们头顶飞过，刘平章记得当时飞机飞得很低，还清晰地看见了飞行员的脸，飞机刚过，一枚炸弹落下，刘文典立即将儿子推倒并扑在儿子身上，用整个身体紧紧护住年幼的儿子，所幸父子两人均安然无恙。之后，刘文典一家搬到了龙翔街，这段时间由于日机频繁轰炸昆明，刘文典带着儿子不停地“跑警报”，有时一跑就是一天，都是将儿子很好地保护起来。

1947年，刘家住进了熊庆来校长为他们建盖的晚翠园新家。此时，刘平章已十几岁，对父亲和云大的印象更深了，在他的印象中，刘文典与晚翠园教授的交往不多，但与他的小伙伴们却打成一片，刘文典有时还会跟他们一起玩游戏，给他们糖吃，孩子们都很喜欢他，云大职工孩子表演节目，还专门请他做嘉宾。在云大期间，刘文典晚饭后经常带着刘平章到会泽院周围散步，时常到风节亭小坐，父子俩还会一起采一些金银花带回家泡茶喝。

1954年，刘平章考上了成都工学院，因为刘文典对钱的概念淡薄，因此，他对儿子的生活费是有求必应，每月给他的生活费至少四五十元，有时还会随性给他加上10块。当时一个大学生每月有6～8元就生活得比较好了，刘平章一月的生活费远远超出了当时国内普通市民一家子的生活费。

1956年，刘平章从重庆回昆明，刘文典让他坐飞机回昆明。当时重庆飞昆明的机票价格是196元，相当于刘文典半个多月的工资，那个年代坐飞机是一项十分奢侈的消费。那天飞机上仅刘平章和另外一名乘客，3名机组人员。那是刘平章第一次坐飞机，上了飞机，另外那名乘客很好奇地看着刘平章，问他是干什么的，刘平章说是学生，那人十分惊讶，问学生哪来的钱坐飞机，他说是父亲给的，那人更奇怪了，问他父亲是谁，他说出父亲的名字后，那人才点点头。

其实，刘文典也意识到他对刘平章的爱已是过度溺爱。1957年3月，刘文典在北京开会，在一家书店看到一本《苏联画报》，上面有一幅漫画，名为《擦皮鞋者》，一个满脸皱纹、衣着褴褛的老头在严冬的寒风中蹲在地上为儿子kolya擦皮鞋。看到这幅画，刘文典立即想起刚收到的儿子刘平章要生活费的一封信，内心五味杂陈。回到宾馆，他立即给儿子写了一封信，信中称呼儿子为“kolya”，信中说自己在京费用大，钱已用完，要儿子汇点来解除经济危机，最后的落款是“擦皮鞋者”。这封信一直被刘平章珍藏着，后来捐献给安徽大学刘文典纪念馆。

六、晚年情怀

新中国成立后，刘文典已年过六旬，但他教书和做研究的干劲丝毫未减，他对新中国充满希望和信心，他认为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再也不会受到其他国家的欺辱了。因此，他重新振作起来，戒掉了吸了十几年的鸦片，之后身体和精神一天天好起来。他曾说：“处于反动统治的旧社会，走投无路，逼我抽上了鸦片，新中国成立后，在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蒸蒸日上，心情舒畅，活不够的好日子，谁愿吸毒自杀呢？”他还说：“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我‘再生’了。”

的确，新中国成立后，刘文典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曾两度赴京开会，曾受到毛主席接见，政治上享有很高的待遇。在学校里，当时的李广田校长对他也极为敬重，一直尊称他“刘老”，每次开大会都请他坐在头排，经常听取他的意见。为方便他做研究，让他更好地发挥学术优势，学校将紧邻翠湖、环境幽雅的王九龄故居开辟成文史研究室，作为他的个人工作室，供他专心做研究。另外，从图书馆调拨了部分书籍给他，刘文典也将他自己的藏书放在研究室，组建了一个小图书室，学校还为他聘请了助手，帮他誊抄书稿、整理资料。1956年，学校职称评聘，他被评为一级教授，工资待遇位于全省之首。

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虽然各种“政治运动”较多，但刘文典并未受到很大的冲击，他还能较好地教他的书，做他的学问和研究。1955年开始，他投入到《杜甫年谱》的编纂工作，学校将他的这一成果列为“大跃进”献礼成果，但是，由于后来各种“政治运动”频繁，影响了他的心情，因此他的书稿进展缓慢。1958年“交心运动”开始后，刘文典受到冲击，7月，突发脑出血去世。他的《杜甫年谱》还在编纂中，还差两年才能写完，这成了其最后的遗著。这部书稿后来由于保存不善，原稿遗失，现仅存一副本。

刘文典爱读书、爱写书，更爱收藏好书，他个人藏书十分丰富，他也深知自己藏书的作用。1935年，他曾给安徽省图书馆馆长写信，说：“我用一半薪水买书，有生之年供教学之用，过世以后则要捐给安徽省图书馆。”他多次对夫人和儿子说：“我的东西，你们都不要卖，把它们捐给国家。”刘文典去世后，学校图书馆将他在文史研究室的全部藏书资料收藏起来，一直珍藏在云大图书馆。1960年，刘夫人将刘文典收藏的一大批珍贵字画和书籍捐给了安徽博物馆。这些都是对刘文典先生最好的纪念。

其实，刘文典还有一批书籍，就是抗战初期夫人带着儿子来云南途中，在香港丢失的几箱书。1947年，即抗战胜利后不久，国民政府要求各单位上报抗战损失，刘文典首先想到的是他遗失的几箱书籍，因此给学校写了一封信，学校又转呈了教育部，希望能够找回，教育部下文说日本已归还中国的部分书籍，但没有提到刘文典的书，归还一事不了了之。其实那几箱书在香港被日本掠去了，抗战胜利后由国民政府要回，后被转移到台湾，现保存在台北科技大学图书馆。近几年，刘平章先生做了大量工作，希望台湾方面将书归还给他们，但是迟迟没有答复，后来，台湾方面做了一些复制件给他。去年，刘平章先生将最后存有的刘文典书籍、信函以及台湾藏书复制件全部捐献给了安徽大学，以完成刘文典先生将个人收藏捐献国家的夙愿。

1947年刘文典财产损失报告单

刘文典的一生充满跌宕和传奇，但他始终没有放弃教书和做学问，获得了学界的普遍肯定。说起他对云大的贡献，刘平章先生平静地说：“父亲对云大的贡献，就是认认真真教书，认认真真做学问。”用一句最平常的话概括大师刘文典的在云大的最后岁月似乎过于平淡，但细细思量，却耐人寻味，刘文典的学术成就早已有目共睹、无须厚说，刘平章只是对父亲做事的态度给予了一个简单、恰当的评价。刘文典先生作为一名学者，教书育人和做学问都能做到坚持不懈、认认真真，给后人做了最好的榜样，给云大人留下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就是他最大的贡献。

201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