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乡文化陶冶重_左宗棠生平事迹

湘乡文化陶冶重_左宗棠生平事迹

第一章　 天朝没落日西坠

历史的发展总是让人毫无准备，大清王朝的繁盛时代过后，紧跟而来的便是萧条与落寞，但此时的大清，还沉醉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大清统治者没有放眼看世界，所以，当世界局势发生急遽（jù）变化之时，并未引起他们的注意。清王朝就如同过午的太阳，日渐西坠，失去光亮……

湘乡文化陶冶重

湖南，是我国的一个省份，宋朝时亦称湖湘，位于长江中游南部。因大部分地区在洞庭湖之南，故名湖南；因境内湘江贯穿南北，因此又简称为湘。据传，湘江流域过去多植芙蓉，五代末诗人谭用之有“秋风万里芙蓉国”之句，湖南故又有“芙蓉国”之称。湖南东临江西，西接重庆、贵州，南毗广东、广西，北连湖北。

湖南是华中地区的一个内陆省份，北阻大湖，境内多山，远离全国政治中心，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经济文化落后状态，直至清代道光年间，在全国各省中仍属于不发达省份。王闿运说湖南“财赋全盛时，才敌一大县，院司之选在直省下等”；曾国藩也说湖南“山国荒僻之亚”。多山、贫瘠、交通阻隔，给湖南人带来了贫穷和落后，但同时也使湖南人形成了吃苦耐劳和坚毅强悍的个性与民风。湖南又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西部和南部各民族杂居，民族关系、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加之地主官僚兼并土地的现象比较严重，造成大批农民或沦为佃农，或进入游民无产者的行列。所以这里打着“反清复明”旗号的民间秘密会社———天地会、青龙会、白虎会、白教、黄教、红教等迅猛发展，一遇天灾人祸，往往发生起义或叛乱。乾隆末年的湘黔苗民起义，成为川楚白莲教大起义的前奏，清政府为镇压这次起义调动了七省的兵力、财力。道光以来，各地起义更加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影响较大的如道光十二年（1832年）瑶族赵金龙起义、道光十六年（1836年）的新宁斋教起义。(www.guayunfan.com)后来的鸦片战争给了湖南很大的冲击。清政府在战争期间，从湖南征调了一部分兵力参加战争，战争结束后，他们被遣散回籍。但是，很多人发现，他们回去之后已经没有生活出路了，因此，他们奋起反抗。战前，广州对外通商，从广东到新湘潭有一条重要的商路，依靠这条商路为生的商贩、挑夫有几十万人。战后对外贸易中心由广州移到上海，进出口货物通过长江转运，旧的商路衰落了，依靠这条商路为生的人大批失业，更使社会矛盾激化。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郴（chēn）州人民反抗州官苛征；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武冈饥民起事；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乾州苗民发动抗租斗争；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新宁瑶民雷再浩聚众抗租抗粮，后发展成武装起义，两年后雷再浩旧部李阮发再度起兵反抗；1852年，洪秀全、杨秀清率领太平军从广西打进了湖南，仅在道州到郴州一带踊跃参加太平军的劳苦群众就有五六万人。真是三湘四水之间，到处都郁积着农民反抗的怒火，只要有人带头发难，“奋臂一呼，万人皆集”，“上下交视，莫可谁何”。这种频繁的反抗斗争和极不安定的社会环境，迫使许多地主士大夫走出书斋，过问政治，并造就了他们特有的政治敏感和丰富的斗争经验，与比较富庶安逸的江南地主确有明显的不同。

由于地处偏远，远离全国文化中心，又与文化发达的江浙地区很少往来，远比中原及东南地区落后，湖南的知识分子思想也偏于保守，不容易接受外部思想的影响。湖南的这种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状况，造成了湖南学术界的如下两个显著特点。

一是程朱理学一直居于统治地位。早在理学兴起和形成的宋代，其就对湖南的思想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周敦颐（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的老师）就是湖南道州人。北宋初年，当时全国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就建在长沙；南宋时，作为理学家的张浚、张栻父子又在长沙创建了另一个书院———城南书院。城南书院也是湖南最有名气的两大书院之一。大理学家朱熹和张栻都曾在这两个书院讲学，弟子达千人。清代乾嘉以来，这两大书院的山长（山长是历代对书院讲学者的称谓。五代蒋维东隐居衡山讲学时，受业者称之为山长。宋代将南唐在庐山白鹿洞所建国学，改成白鹿洞书院，作为藏书讲学之所。元代于各路、州、府都设书院，设山长。明清沿袭元制，乾隆时曾一度改称院长，清末仍叫山长。废除科举之后，书院改称学校，山长的称呼废止）都是习宋明理学的。我们所熟知的中国清代著名人物曾国藩、胡林翼、郭嵩焘、刘蓉、刘长佑、曾国荃等，包括本书的主人公———左宗棠，都曾在这里学习过。他们之中，有的是在岳麓书院学习过，有的是从城南书院毕业。道光年间的山长欧阳厚钧、贺熙龄等人，就是直接向他们传道授业的老师。尽管乾嘉以来汉学风行海内，可是对湖南的影响不大，程朱理学在这里的统治地位没有动摇。

二是学者面向现实，注重研究有用的学问和社会实际问题。他们把倡导理学作为一种拯救危机的精神力量和道德准绳，而不是陷入空谈“义理”、“性命”的思想牢笼中，这与传统宋明理学只限于空谈穷理尽心有重大的区别。正如唐鉴所说：　“内期立身，外期辅世”，“守道救时，要躬实践，发为事功，期于辅政”，这样，在“宋学”营垒中，也涌现出一批既以“程朱为宗”，又以“拯时”、“经世”为志的地主士大夫。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学用结合的优良学风和治学传统即为经世致用。尽管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其内涵和特征不尽相同，但大体上总以关心社会政治、匡时济世、讲求实际为主旨，即把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紧密地结合起来，让传统儒学直接、有效地为现实服务。它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是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古代，学者将“经世致用”作为经邦治国的一种指导思想。战国时，七雄争霸，社会大变动，于是有才学的知识分子都积极奔走，到处游说，为各国君主出谋划策，把他们的知识运用于现实政治。同时，为了总结经验，为后人提供历史的殷鉴，他们著书立说，“古者儒墨诸家，其所著书，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为名用，盖未有空言无事实者也”。这种“经世”精神，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下来，一直不断。

我们提到的这两点，便是湖南学术界的两个显著特点，这两个特点又对湖南及整个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近代湖湘这块土地上走出来一大批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他们既讲求程朱理学，又怀抱“经世”之志，注重经世致用。他们对清廷权贵的昏庸腐败，社会的种种黑暗，虽然也有不满，并有种种抨击，但是综观他们的政治态度，温和、忠君在他们身上有更突出的体现。因此，当农民大起义威胁到清廷安危之时，他们代表本阶级的利益，对之进行残酷剿杀，绝不手软，涌现了一大批清廷的“功臣战将”，所谓“同治中兴”的四大“中兴名臣”，湖南就占了三个。在强敌入侵面前，湖南更是涌现出一批爱国的思想家、外交家，敢打敢拼、不畏强暴的硬汉、民族英雄。在西方近代化大潮的挑战面前，首批开眼看世界、率先作出回应的有识之士当中，又不乏湖南籍人士。所谓洋务运动的四个重要代表人物，湖南亦占了其中三个。

本书的主人公———左宗棠，便是在这样一种社会思潮、学术氛围和社会大环境中度过了他的青壮年时代。步入官场之前，他是新经世说的信徒；步入官场后，又是一个出色的身体力行者。　“经世致用”、　“精忠报国”、“民为邦本”等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使他关心国计民生，办实事，为国家、为民族建功立业；恪守理学“义理”的信条又使他终其一生无法突破“忠君”的樊篱，而只能在“中体西用”的范围内有所作为。从中我们可以得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同样给予左宗棠极深的影响。因此，要想全面地了解左宗棠这个人，我们就必须首先了解造就左宗棠的时代特征。

左宗棠像

内忧外患国力衰

18世纪后期，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第一次近代化大浪潮，进而拉大了东西方的发展距离，古老的东方成为西方猎取的目标。当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大潮裹挟着腥风血雨滚滚而来的时候，统治中国二百余年的清王朝已经度过了它的“康乾盛世”。乾隆于1736年登基，因为在位时间不愿超过康熙，所以于1796年逊位。乾隆虽然形式上已经把皇权移交给嘉庆，但实际上他仍然掌握着实权，直到他1799年去世。乾隆的去世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乾隆的治国之才创造了康乾盛世，但他的继任者却无法继承他的遗志。大清帝国由此走向了衰败的晚期，丧失了原有的活力和生机。可是，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封建大帝国的内部各种机制却具有很高的稳定性和牢固性：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结构，不是西方商品大潮一时能够冲毁的；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依然根深蒂固；高度中央集权专制的官僚政治体制，直至19世纪末仍未发生根本性的分化；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儒家传统文化，更是深深地植根于每个人的心中；加之清代以来文化专制的高压政策、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长期以来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闭关锁国的对外方针，以及夷夏之防、重义轻利的传统观念和价值取向，使得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不可能像日本那样，在外力挑战面前，通过积极主动的自身改革，走上正轨。在西方列强咄咄逼人的气势之下，清王朝的统治者在无可奈何的消极思想支配下，越来越“自觉”地走向保守、封闭的道路。乾隆皇帝在《御制诗》中写道：

间年外域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

人事天时诚极盛，盈虚默念惧增哉。

由于清朝统治者将闭关锁国当做一种国策，在很大程度上堵塞了世界资本主义与中国文明交往的通道，致使封建的中国只能在旧的治国模式中，缓慢地前行，进一步拉大了中国与西方先进国家的距离。当中国社会进入18世纪后期，上一世纪孕育和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都相继暴露出来。

首当其冲的就是土地兼并问题。湖南巡抚杨锡绂（fú）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的奏折中提到：“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

造成土地兼并和集中的原因有以下两个。一是大地主、大贵族、大官僚疯狂地掠夺农民的土地，比如乾隆朝居官20年的军机大臣和珅占田8000余顷（1顷等于100亩，1公顷等于15亩，后同），他的两个管家也各占有土地600余顷。鸦片战争时期的直隶总督琦善，占地256万亩。占有绝大部分土地的人就是这些大地主，他们对无地、少地的农民进行残酷的封建剥削，过着“食租衣税”的生活，其结果是造成了剧烈的阶级分化，大批自耕农、半自耕农沦为佃户或流民。二是清代人口剧增，据《东华录》记载，清顺治八年（1651年）全国人口在6000万上下，到道光十四年（1834年）已经超过4亿，不到200年间，人口增加了六倍以上。人口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生产力的增长速度，大大增加了社会负担。在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度，人口增多，即是农民和地主的增多。小农增多，则土地分割愈碎，生产和再生产的能力势必削弱；地主增多，则兼并之家愈多。因此，人口的增长促使土地兼并加速，这势必造成农民生活的日趋贫困。与此同时，地主对农民的地租剥削率也是很高的，基本上占生产物的百分之五十，“岁取其半”，正租以外，地主还强迫农民交纳押租、预租等各种名目的附加租。无地、少地的农民除了负担繁重的地租外，还必须向当朝统治者缴纳繁重的赋税。“永不加赋”的口号是清政府提出来的，但实际做法并非如此。清政府在征收赋税的时候，在“地丁”正额之外，又以各种名目增添附加税，造成所谓“私派倍于官征，杂项浮于正额”的严重现象，而且地主官僚又想方设法把这项负担转嫁到无地、少地的农民身上，这叫“以小户之浮收，抵大户之短欠”。如此繁重的地租和赋税，使得农民往往是“场功既毕，米谷随尽，至有糠秕（bǐ）糊口者”，只有“今日交租，明日乞贷”，更有“卖男鬻（yù）女以偿租者”。　“中稔之岁，人不宿饱，一遇凶荒，流亡道路”，这些都是当时农民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尖锐矛盾，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个时期，自明朝中叶开始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虽然有了进一步发展，但其所占比重不大，宛如封建经济汪洋大海中的几叶小舟，发展极为艰难而缓慢，而落后闭塞的封建自然经济仍是基本的经济形态。由于清廷的长期闭关锁国和重农抑商政策，造成了社会生产力的停滞。

政治上，清王朝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到了顶峰，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之大成，满洲贵族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削除了相权，这就更加强化了皇帝决策的独断性。这种体制就决定了它的官僚政治体制只能是一个因循、苟且、敷衍、毫无创造力的惰性运转的官僚机构。封建官场的金科玉律即是“多磕头，少说话”。由于这种封建官僚政治体制没有遏制腐败的有效机制，乾隆以后，贪污案件层出不穷。嘉庆四年（1799年），军机大臣和珅的财产被抄没入官，按银折合，竟达4亿两，可抵清廷15年的财政收入，故当时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谚。整个吏治腐败程度，难以想象。

清朝统治大厦内部溃烂的同时，外部力量也不断对其进行冲击。

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了打开中国市场，攫取暴利，向中国大肆倾销杀人不见血的毒品———鸦片，从1800年到1820年20年间，英国每年向中国输入的鸦片约有4000箱，到1839年，达到35000余箱。烟毒泛滥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灾祸：由于鸦片输入的逐年增多，改变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长期优势，致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清政府为缓解财政困难，大搞卖官鬻爵，仅1843-1850年间，各省报捐人数即达6200多人，凡事“非贿不达，非贿不行”。各级官吏吸食鸦片，不仅将这笔巨大的耗费用各种手段转嫁到农民、手工业者身上，而且由于鸦片走私行贿，清朝官吏贪污受贿成风，吏治更加腐败。此外，鸦片吸食者由统治阶级及其依附阶层迅速扩大到社会下层。黄爵滋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的奏折中说：

其初不过纨绔子弟，习为浮靡，尚知敛戢（jí），嗣后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吏，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购买烟具，为食日中。

鸦片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毒害是巨大的，它不仅毒害了人们的身心，摧毁了社会生产力，而且也泯灭了他们的良知，种种罪恶由此而生。烟毒泛滥成为当时最难医治的社会公害。

下层人民大众的反抗斗争连绵不断。嘉庆元年（1796年）北方爆发的白莲教大起义，烽火燃遍湖北、四川、河南、甘肃、陕西五省，坚持斗争长达九年之久；嘉庆十八年九月，由林清率领的一支天理教起义军一度攻入紫禁城，在隆宗门一带与清军激战，震撼了最高统治者的殿堂；在南方，天地会领导的反清斗争也在持续进行。这些起义虽然先后被镇压下去，但他们的斗争，都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的统治，使大清帝国陷入危机。龚自珍曾深刻指出：当时的封建社会已是“日亡将夕，悲风骤至”，处于“大乱”将起的“衰世”。

上述情况表明，清朝建国后的200多年间，始终将自己置于“天朝上国”的位置，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隔离于世界大潮之外，没有放眼看世界、关注世界局势的变化，没有为自己寻求一条新的出路，而是延续一条封建旧王朝由盛而衰的老路，逐渐走向了尽头，致使中国远远地落在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后面。落后就要挨打，衰弱的中国变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竞相侵略的对象。

19世纪初叶的清王朝，是一个伟大而繁荣的帝国，到了19世纪末，清王朝进入了衰败的最后阶段。我们知道，从历史的发展规律来看，盛极必衰，否极泰来，这个过程在历史中不断地反复重演。19世纪的中国，正是进入了这样一个衰落的时期。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它之所以能够苟延残喘地度过19世纪，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发生，是由少数杰出的人物共同努力创造的，这其中，就有本书的主人公———左宗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