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为何下令镇压革命军？

3.黄兴为何下令镇压革命军？

金满楼

辛亥年中，江浙联军攻下南京，据亲历者马涯民回忆：当时下关很热闹，进进出出都是军人。他们手臂上缠了白布，写着“xx司令”、“xx参谋”、“xx师xx连”等字样。大观楼旅馆里有很多官员在赌博，第二天搭小火车到电话局去，车上有许多军人，很是拥挤。铁路两旁有许多士兵在开枪射击路灯电泡。车开到制台衙门口时，有部队在那里开枪互射，听说一边是江苏都督程德全的部队，一边是黄兴的部队。沿路还看到许多尸首摊在路上……

南京光复后，因为号称要“北伐”，当时驻扎在南京城内及附近地区的各路军队名目繁多且互不统属，城内有浙军、沪军、光复军、铁血军、卫戍军等合计不下10万余众，而加上江苏境内及各地陆续开来的援军，则不下20万。时任南京临时卫戍司令兼第一独立混成旅旅长的许崇灏回忆说：南京光复后，号称师长者二十六人。情形极为混杂，名虽曰师，而兵不过千人或数百人而已。此等师长皆自称革命有功者，终日奔走于南京留守之门，要索饷械，无所不在，甚至彼此利用种种手段，钩引他人之营连长投编所属，以期巩固自身之地位，而为营连长者，每有朝秦暮楚以求升官发财之目的，廉耻道丧，革命精神扫地无遗矣。

东南底定不过旬日，即有20万义军云集金陵，这固然是革命大义的感召，但革命将士们也不是神仙，他们也要吃饭穿衣、要发饷、要武器还有各种日常的补给，这每天下来，维持费用可不是小数目，何况这些人所要的东西还远不止日常开支这么简单。

据革命党人李书城回忆，孙中山之所以能够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众人以为他与外国政府关系良好，能使革命政府获得外国承认并借得巨款而归，“但结果都成泡影，因而他们对孙先生多不谅解，说孙先生只是‘放大炮’”，这样一来，孙中山名为总统，“乃同木偶”，“政令不出南京，甚至出不了总统府”。据李书城所述，革命元老冯自由来南京后，当他为革命胜利大呼“痛快”时，孙中山却苦笑着说：“何来痛快，直苦恼耳！”

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虽不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但在大多数时候都是适用的。孙中山先生是回来了，但只带回了“革命精神”而没有带回真金白银，那些满怀希望的人不免心生埋怨，“孙大炮”之名不胫而走，也在情理之中。对此，莫里循在1月5日的评论中即有预言:孙中山迄今给人们良好的印象。人们认为孙中山随身携带巨额的外币，因此对他有好印象，但印象好，到底多少是由于所传他带来巨款却很难说。据我了解，实际上他什么钱都没有带来。一旦此事为人所知，人们很可能会对他产生反感。

没有钱，孙中山、黄兴等人在南京临时政府的日子简直就是度日如年。被提名为实业部长的张謇，他最初把解决财政困难的希望寄托在孙中山身上，谓“孙中山先生久在外洋，信用素著”，如能在新政府成立之后，担任募集外债一万万两或至少五千万两以上，那么临时政府的问题将迎刃而解。客观的说，孙中山并非没有做过努力，当时他之所以要任命陈锦涛为财政总长，就是想通过他与列强的关系向外国借债，陈锦涛受命之后专驻上海，但直到临时政府解散，仍旧一事无成。正因为如此，张謇在察觉到临时政府的惨淡前景后知难而退，不敢上任。

据查，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3月份支出975万元，其中陆军部即支出893万元，占到了总支出的绝大部分。由于财政困难，革命军中普遍拖饷缺饷，每天来陆军部要钱的少则十几起，多则几十起，黄兴这个陆军总长当得可谓是焦头烂额，每日疲于应付。据黄兴之子黄一欧的回忆：先君担任陆军总长、参谋总长兼大本营兵站监督，发军饷、买军火都要钱，因为军饷没有着落，经常奔走于南京、上海间，累得吐了血。想通过张謇设法向上海借几十万应急，他一拖就是个把月，急得先君走投无路。

为缓解经济上的困窘，孙中山等人也想了很多办法，如发行军需公债、发动南洋侨民捐款、向外国银行借款等，但筹集的经费杯水车薪，到手即尽。1月8日，临时政府发行1亿元军需公债，但结果并不理想，总共才募得500万元，其中还有不少是来自美洲及东南亚华侨的支持。之后，临时政府又发行100万军用钞票，但因毫无信用担保，商人不惜以罢市相拒绝，而轮船招商局、汉冶萍等借款也都无功而返。

此时的南京，城内外到处都是骚动的士兵，他们成群结队地嚷着要发放欠饷，几有哗变之势。私下里，孙中山曾无奈地承认：倘若数日之内无足够的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则军队恐将解散，而革命政府也将面临瓦解之命运。胡汉民也说，当时的革命政府，“军队不堪战斗，乏饷又虑哗溃”，随时有兵变的可能。身为陆军总长的黄兴甚至自称：和议若不成，自度不能下动员令，唯有割腹以谢天下。

南北和议进行之时，黄兴曾对率桂军来援的革命党人耿毅说：我何尝不想北伐扫荡虏廷，直捣黄龙，但附和革命者，不是盘踞地方，就是拥兵自卫，只求目前名利，不计将来祸患，有的甚至还与袁世凯暗通声气。黎元洪本非革命者，我若过于强制，他即与袁世凯单独媾和，大势如此，我何能独持异议。孙大总统初回国，尚不知其中内容，责我过于软弱，我只好忍受。李书城当时是黄兴的参谋长，他对此也有同感并列举了七八个都督和民军将领，认为如果革命军与袁世凯开战，“他们很可能反戈相向”。

没钱就不能办事，如此一来，革命党非但不能北伐，就连临时政府都难以维持，当时也只能与袁世凯妥协和议了。从经济角度来说，就算袁世凯篡夺了革命的果实，但下野之后的孙中山、黄兴在感到遗憾的同时，恐怕也会感到一丝轻松。

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后，临时参议院随后北迁，这些搞政治的人拍拍屁股就走了，但南京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各路革命军并不能随同北上，而和议告成后，南方军队在军事上已无用武之处，他们的数量是如此庞大，已大大超过各省财政所能承受的范围。就事论事，这些军队的兵员素质大多参差不齐，很多人根本是为了吃饭而来，谈不上什么革命精神和政治素质。很多军官也是如此，他们一个个自称对革命有功而终日奔走于陆军部（之后为南京留守府）索要军饷枪械，但其目的，不过是为了日后的升官发财打下基础罢了。

对此，《民立报》也痛加批评：江南各地到处都是兵！军官的数量多如牛毛！陆军部不但不知道这些兵够不够用，就连有多少兵也不清楚！调查也没有办法，遣散也没有办法，要编制这些军队，又不好编这个不编那个。军队要求发饷，陆军部又不敢不答应。呜呼！长此以往，这些兵就足以让我们的国家灭亡！

革命军一日不去，南方局势即一日不宁，其遗留问题让袁世凯很是头疼。考虑再三后，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个重担便落在了黄兴的身上。唐绍仪内阁成立后，袁世凯同时发布命令，委任黄兴为南京留守，目的就是要借黄兴之手来处理南方革命军的裁撤问题。毫无疑问，这是个烫手的山芋。

黄兴是个忠厚人，他很爽气地接受了任命，并随后通电称：两江一带军队，维持整理刻不容缓。兴纵怀归隐之志，也断不敢置经手未完事宜于不顾，以负我军界同胞。4月6日，黄兴正式就任“南京留守”并委任李书城为总参议，府内设政务、军务两厅，以马相伯为政务厅长，张孝准为军务厅长，何成浚为总务厅厅长，林虎为警卫团团长。

之后，黄兴一直留在南京处理各省革命军的裁撤与遣散事宜，但很不地道的是，袁世凯给了黄兴维持与整理革命军的权力，但没有给予相应的财政支持。无可奈何之下，黄兴也只能以“爱国”为号召，鼓励军人们自动离职，共济时艰。口头上这样说是很容易的，真做起来，那是千难万难——在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前，谁会轻易放下手中的武装呢？直白的说，袁世凯的这般做法，就是故意给黄兴出难题。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当年李自成农民军推翻明廷后，集结在京的大顺义军足有40万人，这些人在胜利之后很快变质，“贼将各踞巨室，籍没子女为乐”，当时有人提醒主将刘宗敏，说这样下去会激起民变，刘宗敏却直截了当地答道：“此时只忧兵变，民何足言！军兴日费万金，安所取给？”

鼎革之际，军饷的匮乏令北洋军兵变频发，革命军也同样因为欠饷而发生了多起兵变。黄兴的主要任务是裁军，最大的难题是没钱，没钱不能维持军队而且还要将之廉价遣散，这引起了部分革命军将士的强烈不满。据李书城回忆：南京留守府最困难时，不得已将军队的伙食从干饭改为稀粥，以后连稀粥也不能维持，乃将南京城的小火车向上海日商抵借二十万，暂维现状。某夜，江西军俞应麓所部突然哗变，在南京城内肆行抢劫，经请广西军王芝祥军长派队弹压，到天晓才平定。除由军法处将证据确凿的犯兵予以惩处外，其余均遣送回籍。

李书城说的这场兵变发生在4月11日晚，参加哗变的部队主要是赣军第七师（师长俞应麓）第十四旅(旅长邓文辉)所辖的第二十七、二十八团，其所属两千多人趁黄兴赴上海筹饷之际突然发动兵变，叛军冲出营房后，在白门桥、太平桥一带大肆抢劫商店并滥杀无辜。就性质而言，赣军的这次哗变和北京兵变其实差不多，正所谓，你不发钱，我就抢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只是在手段方式上，北洋军要相对文明一点，但也仅此而已。

事变发生后，南京留守府总务厅长何成浚以副官长的名义调城外驻军王芝祥部入城勘乱，驻南京的各官长及警备司令、宪兵营长等“或亲巡市街，或躬往捕缉”，至12日晨八、九点钟，哗变基本平息。与李书城的轻描淡写所不同的是，这次兵变后的处理极其残酷，当夜格毙除外，事后处死的革命军士兵高达七八百人之多，其中大多不经军法审判，有些甚至只要是该旅官兵，即被拉到留守府后面的水塘中枪决。

更可怖的是，由于人数太多，部分“乱兵”甚至被铡刀行刑，一次十人，惨不忍睹，受害者的头颅很多都抛掷于水塘之中。更有一种离奇的说法，叛乱平息之际，军法处将几百名乱兵的名单送到留守府后，系由黄兴的夫人徐宗汉在名单上批了个“杀”字，字上画了个大圆圈，表示立即执行。

得到消息后，黄兴急忙坐夜车往回赶，但等他回到南京时，天色已亮，兵变也已被残酷镇压。对此，黄兴何尝不感到负疚万分，当时南京的一些革命军，不仅军饷拖欠，而且供应也极其微薄，有的部队甚至连饭都吃不饱，这些亲历革命的人，何曾想到落得如此结果！

兵变后，南京局势仍旧危急万分，黄兴于5月12日发电报给北京，其中称：不但各军积欠饷项无从发给，即目前伙食已无术支持，告急之声，不绝于耳。似此情形，一两日内必有绝大险象。两日后，黄兴再发一电：告急一电，谅邀鉴察，未蒙赐覆，五内焦灼。前尚可靠军钞救济，今则坐困穷城。此间军队伙食已数日不能发给，今日有数处竟日仅一粥，每日索饷者门为之塞。危险情形，日逼一日。加以急报密陈，日必数十至。哗溃之势，已渐发端。二日内倘再无款救宁，大乱立至。

袁世凯对此却是置若罔闻——不要说当时的北京政府确实没钱，就是有钱，那也不能给南方的革命党啊。刻薄的说，袁世凯就是要把黄兴放在火上烤，要看革命党人的笑话——民军既然以革命精神而起，那就以革命大义解散嘛，就看你们能不能做到！

赣军兵变后，黄兴加快了裁军的步伐，但其间究竟裁兵多少，因革命军本身即不稳定，因而也难拿出准确的数据。据事后估算，有说裁军20万的，也有说整个南方，江苏、湖南、江西、广东、安徽、福建六省共裁去27师36万，另外还有说黎元洪也裁兵7师7万人的，不一而足。

在北京政府无法提供经济支持、特别与财长熊希龄闹翻后，黄兴在财政上已毫无办法，他不顾同盟会激烈派的反对而向袁世凯一再要求辞去南京留守府的职位，去意甚决。说句公道话，整理裁撤军队的任务确实让黄兴感到身心憔悴，已是不堪重负。

1912年5月13日，黄兴致电袁世凯请求撤消南京留守府。对此结果，袁世凯早已料到，事实上他就是要通过这种手段来消磨革命党人的斗志。因此，黄兴提出辞职后，袁世凯仍旧刻意挽留，直到5月31日，江苏都督程德全答应接手南京留守府，这才批准了黄兴的辞职。半个月后，黄兴发表解职通电、告将士书及解职布告，之后悄然离开南京。当年9月，黄兴返回阔别多年的家乡湖南，途中正值他39岁生日。在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后，黄兴回想起这十几年的革命生涯，他不禁感慨万千，并赋诗一首：

卅九年知四十非，大风歌好不如归；惊人事业如流水，爱我园林想落晖。

入夜鱼龙都寂寂，故山猿鹤正依依；苍茫独立无端感，时有清风振我衣。

此时的黄兴，将届不惑之年，对他来说，之前的革命事业已成昨日烟云。在经过多年居无定所、漂流海外的生活后，如今革命成功、民国新立，黄兴萌生出功成名就的退意，也属情理之中。久动思静，掉臂林泉，革命党人主动放弃军权，固然是情非得已，但革命者最终选择一条和平建设的道路，岂非国家之幸、国民之福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