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错过的大航海时代：葡萄牙派出的外交特使

明朝错过的大航海时代：葡萄牙派出的外交特使

由于葡萄牙商人在东亚不断地获得巨额利润，消息传到欧洲，点燃了葡萄牙王室同中国进行直接贸易的热情。葡萄牙国王想要打入这个铺张奢华、讲究排场的国家，想让它的商品像潮水一样流入欧洲，同时为欧洲的商品打开市场，于是计划派遣一个正式使团，携带国王的信件，出使北京同中国皇帝谈判，希望达成一项贸易协定。

当时来东方的葡萄牙人之中，有一个叫托梅·皮雷斯的药剂师，他最初是负责收集相关情报。根据他的观察，就葡华贸易交往的可能性，曾向国内写过一份汇报，本意是给葡萄牙王室灼热的心泼点冷水。他说：未经广州行政长官批准，任何中国人都不能去暹罗、爪哇、马六甲和帕森等王国。批准手续十分繁琐，令人无法忍受，只得放弃出国。外国人来到中国后就不能离开，除非得到皇帝的批准。为得到批准，富人也会倾家荡产。任何船只如违反停泊规定，其货物就被没收上缴皇帝，人员被处死。

但葡萄牙王室却没有理会皮雷斯的一番苦心。他们远隔千山万水，既然已经来到了中国的面前，就一定要按照西方的惯例，选择一个适当的特使，先进行一次正常的外交往来。一个合适的人选至关重要。这个人不但要忠实地执行葡萄牙王室的利益，而且要熟悉中国情况。这两个条件皮雷斯都具备。不过托梅·皮雷斯也有严重的不足，让葡萄牙一方不能满意，这就是他的社会地位太低，只是东印度公司的药剂师。但鉴于他和葡萄牙王室的密切关系，以及曾经调查过中国国情，写过汇报，于是在寥寥无几的候选人中，他被挑选出来，担任了使团的负责人。

如何将皮雷斯送到中国又是个问题。既然特使已经在印度，那从欧洲派船护送显然不合适，能找条顺风船，对讲究成本和效益的欧洲殖民者来说，最理想不过了。当时葡萄牙在远东有两个殖民地，一个在印度，一个在马六甲，将皮雷斯从印度送到马六甲很方便。葡萄牙海军驻马六甲的首领费尔南·安德拉德，正好计划携带一船胡椒前往中国出售。皮雷斯搭乘这条船出使中国，又做生意又外交，葡萄牙人已经拨好了如意算盘。

如意算盘常常是要落空的。葡萄牙的外交之行，过程不仅费尽周折，要求通商和请求外交的结果，干脆遭到明朝的拒绝，大大出乎葡萄牙人的意料，最终导致了双方一系列军事冲突。

在皮雷斯来华之前，也有一些葡萄牙人曾经到过中国。这些人都是商人，卖完货就离开，只有葡方根据生意的需要记载此事，中方对此没有记载。但皮雷斯出使中国之事，会见的都是地方高官，甚至要进京朝贡皇帝，所以在中国无论是正史还是私人文集，对葡萄牙使节出使中国一事均有记载。

最权威的记载来自官方文件《明武宗实录》，大意是说：

佛郎机国（明朝称葡萄牙为佛郎机）派遣使臣加必丹末（即船长的音译）等向明朝进贡当地特产，请求封贡，并给予堪合贸易。广东镇抚等官员认为，海南诸番当中没有所谓的佛郎机国，何况此使者无本国文书，未必可信，于是暂留使者向朝廷请示。这件事下礼部进行讨论。得到旨令：让他们回国，无需进京参加朝贡，他们携带的特产作价给钱。

这份官方文书记载简略，恰巧有个当事人叫顾应祥，他在自己的《敬虚斋惜阴录》中，站在中方的立场详细记载了其事：

正德年间，我担任广东按察司佥事，正好巡海副使汪img23赴京进表，我就暂时带管海道。这时突然有三只大番船闯入广州城下，还鸣炮三声，声音匝地，满城尽惊。从前这类番船都是停靠在东莞千户所海澳湾泊，从来没有直接航行到广州城下的。

市舶提举的吴洪禀示，我就亲自来到怀远驿视察此事。外国人语言不通，随船翻译乃是江西浮梁人。据他说这是佛郎机国派遣的使臣向朝廷进贡，特使叫加必丹，从前不曾相见。我就赶紧派人前往梧州禀报，当时两广的大员俱在那里。接到我的禀报后，三堂总镇太监宁诚和总兵武定侯郭勋来了。

但是这些外国人只是远远相迎，都不下跪拜见。总督都御史陈金最后一个人来，他见到这种情况很生气，责打了翻译二十棍，然后分付提举司说：这些外国人远道而来，本来是仰慕中华文化，但却不知天朝礼仪。我是朝廷重臣，参见必须按照中华礼仪方可。命令他去光孝寺习礼三日，然后才能觐见。不久，总督衙门又分付下话，说《大明会典》里不载此国，可以让他们在驿馆中安歇，等到我们奏明了朝廷，再议接见之事。

后来朝廷下令，同意他们进京向皇帝朝贡。到了北京，他们见礼部官员也不拜跪。当时正好武宗南巡，无法接见，于是就留在会同馆达半年之久。嘉靖皇帝登极后，将翻译问罪，打发他们回广东，然后驱逐出境。

以上几段都是根据原文翻译的。很显然，葡萄牙使团刚到中国，双方就发生了冲突，还打了人。但这种冲突并不属于殖民主义扩张时代，强国欺凌弱国，大国欺负小国的利益之争，而是有明显“中国特色”的文化之争。中国所关注的内容有自己的特点，强调的是朝贡接见的礼仪，和葡萄牙关心的商业利益完全不同，这也导致了双方在外交观念、接待方式、使团性质等一系列问题上的矛盾，变成了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

中葡外交矛盾，由于是与近代欧洲国家首次打交道，双方都有认识不足的原因。而欧洲国家也是第一次和中国朝廷往来，对中国的国家政策完全不了解。在这种情况下交往，难免会产生误会和摩擦，更何况还有生活和交往的习惯等引发的问题。产生了摩擦，出现了纠纷，最后到底谁说了算，这是中方所关心的。纠纷之后，人单势孤的葡萄牙特使，还是被迫采取了中国的“外交规矩”——朝贡体制。

我们站在几百年之后再看早期的中葡交往，引发矛盾和冲突的似乎都是些枝梢末节，放到现在根本都不是问题，但在当时居然引发了轩然大波。先举几个例子，看看双方矛盾的表现和症结所在。

例如，葡船入港时，曾经鸣放礼炮三声，西方礼节一贯如此，对抵达的港口表示致敬，却没有想到隆隆的炮声，震动了全城官民。因为按照中国的官方礼节，官员们所需要的是“肃静”和“回避”，百姓不能轻易见官，见官还要叩头。而西方的船只，却热热闹闹地放起了震天动地的礼炮，明朝官员认为这简直是寻衅滋事。其实，这里面包含了很重的官场文化因素，难怪中方在各种文集中反复提到，始终不能忘记。

还有，葡萄牙的外交正使是皮雷斯，船队司令是安德拉德，虽然都是属于葡萄牙王国，但船队与皮雷斯使团分属两个不同系统。安德拉德是受马六甲总督的派遣，来华的目的是进行贸易，出售胡椒，他只负责将皮雷斯送到中国就算完成任务，并不受皮雷斯使团的管辖。皮雷斯手持葡王的诏书，但目的只是赴华出使外交。而且他的社会地位比安德拉德要低，双方这次只是搭载关系，不存在谁管理谁，谁必须服从谁的问题，对他们来说，双方合作分工的关系是明确的。

但对明朝来说，这又是个新问题，也由此产生了误解。因为明朝推行的是朝贡外交，特使由皇帝派遣，随行携带大量的赏赐品和护卫，无论是郑和下西洋，还是派员出使朝鲜、西域等，都不可能由孤零零的几个人，携带一封官方书信，就算表明了态度和立场。在明朝官员眼中，既然皮雷斯是携带葡王的诏书出使中国，他当然像郑和那样，是整个使团，包括船队的总负责，不但负责出使外交，而且能指挥船队。原本葡方的二元结构，由于中国的习惯不同，被明朝误以为是混合一体。

再例如，葡使来华，是代表葡萄牙国王进行商业谈判，他们所遵循的交往惯例当然是西方式的。欧洲国家有大小强弱之分，这是事实上的不平等，是由国家力量的强弱、军事上的输赢造成的。但国王与国王之间在礼节上是平等的，不存在葡萄牙国王向别的欧洲国王下跪磕头的情况，因此特使也不能代表国王下跪磕头。www.guayunfan.com

但对明朝来说，任何外夷远番来华，只要代表的是国家行为，前提就存在着中国与外国之间的不平等，就像众星拱月一样，中国皇帝的地位要高于外夷君主。和西方相比，中国的朝贡外交模式最大的差别就是礼节上的不平等，即便代表的是国王，也必须向中国皇帝三跪九叩。因为不懂中国规矩，葡方的通事（翻译）被责打了二十棍，然后还是要遵守天朝礼仪。否则不要说见到皇帝，连送递国书这样的事情，都无人敢接。

而且中国并非什么国家都接待，要先看《大明会典》和外交凭证，上面记载着中方承认的朝贡国。如果确信对方不是中国认可的朝贡国，那么有可能是僭位者，有可能是霸占一方的海盗集团，中方可以置之不理，再交往就很困难了，除非得到皇帝的恩准特批。

最后，葡萄牙特使当然不能空手而来，除了给皇帝备有交往礼品外，也要给当地官员大量行贿。这一点在中国的历史文献里看不到，有谁肯在自己的文集笔记中，提到自己接受了葡萄牙送来的白银呢。但是外国人在写这段历史时提到了，皮雷斯使团所乘的船只进入中国视野后，由于葡萄牙的庞大船只和白种人的古怪长相，引起了中国人的疑惧和好奇。葡萄牙人初来乍到，表面上举止温和，特别是船队指挥官送给帝国巡船官员的慷慨礼物，终于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因为明代官员的月俸非常少，不行贿受贿就无法体面生活，因此“粤东文武月俸多以番货代”。中国官员普遍要接受贿赂，葡萄牙人正是抓住了这个特点，才一而再、再而三地行贿，最终导致葡萄牙不战而获得澳门殖民地。

上面解释了中葡最初交往的几点文化差异，接着再说葡萄牙特使在华的经历。广州官员接待皮雷斯时发现，葡萄牙并没有在《大明会典》中备案，完全是来自一个陌生的国家，而且这个外交船队也没持勘合外交凭证。按照朝贡体系的惯例，葡萄牙属于不速之客，本不在朝廷接待之列。

因此礼部对葡萄牙特使发出了一份照会，提出如下要求：第一，因为葡萄牙不属于朝贡国，朝廷拒绝他们来京；第二，葡方带来了一些外交礼物，广州负责接待的市舶司，按照一定的价值收购；第三，要求葡方代表团所有人员自行回国，不得继续在中国停留。这就是前面《明武宗实录》中写的要点。

皮雷斯闻讯后，内心颇为失落，但没有在脸上表现出来。他为人处世很有一套，又懂得中国办事的经验，明白这份照会问题出在哪里，因此不能遵从朝廷的旨意。皮雷斯和安德拉德商量之后，决定双方分开活动。安德拉德原本是来华做生意，他可以把船队开到东莞屯门驻扎，东西卖完后马上离开中国。皮雷斯使团等留在广州，这样就减小了目标，缓和了广东当地官员们的心理压力，然后再等待新的机会，争取觐见明朝皇帝，完成葡王交给的任务。安德拉德将炮声隆隆的大船开赴东莞，此举获得广州官员的好感，加上之前已经拿到了好处，很快就认为这些佛郎机人态度不错。葡萄牙人这次也不虚此行，他们带来的胡椒非常畅销，返航时所载的中国商品价格低廉，加之葡萄牙商人诚实守信的经商作风，使这次通商之行获得圆满成功。安德拉德满载荣誉和财货，顺利回到了马六甲。

船队走了，但是皮雷斯和他的翻译火者亚三等人仍在广州，他们没有完成出使的任务，留下来继续寻求新的途径，希望能很快打开局面。皮雷斯游走在官僚之间，从来不空手去，他们第一次行贿就尝到了甜头，看来这一招还非常管用。之后行贿频繁出现，屡试不爽，成为葡萄牙进入中国、瓦解明朝官僚的基本手段。葡萄牙人送礼并非是什么贵重之物，无非是中国所没有的玻璃彩球、三棱镜等。灿烂的阳光穿过三棱镜，一下子变得五彩缤纷，让那些没有见过西洋景的官员们惊叹不已，当作奇珍异宝收藏。崛起的大国一开始就是这样，不是用大炮，而是要用小人的手段谋求国家利益。

皮雷斯发现，镇守两广的太监宁诚是有实权的人物，向他行贿成功的可能性最大。官居此位的太监，几乎都是皇帝身边的红人，托他向上递奏本，请求入京，这一招果然灵验，终于得到了皇帝准许入京的诏书。但是正德皇帝在外出巡，不在北京，而是在南京。就这样，皮雷斯一行从广州赶到南京，按照惯例，再次攀附在皇帝身边另一个佞幸江彬的门下。小人的办法必然取悦小人，成也小人败也小人，这为皮雷斯使团的外交失败埋下了伏笔。

正德皇帝在明朝皇帝中酷爱游玩，不喜欢一个人孤坐在冰冷的紫禁城中，民间广泛流传着关于他游龙戏凤的传说。这时正是南巡期间，因江彬的介绍，正德皇帝先见了皮雷斯的翻译火者亚三。葡萄牙语的语音语法包括发音很有特点，尤其是大量使用弹舌音，这使正德皇帝很感兴趣，不时地效仿当作乐趣。火者亚三抓住正德皇帝学外语热，行小人之术结交江彬，留在皇帝身边，俨然成了红人。但皮雷斯却一直没有机会觐见皇帝，只好等着回北京再说。

天有不测风云。正德皇帝南巡结束，在他刚回北京的时候，坐在一条小船上饮酒钓鱼，船翻了，他落入水中差点淹死。因为落水受到惊吓，加之本来身体虚弱，年仅29岁的明武宗在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去世。在他去世后和明世宗朱厚熜到京即位前，宫廷内部展开了一系列权力斗争。江彬作恶多端，被皇太后张氏和大学士杨廷和联手除掉。这一突然来临的事件殃及到葡萄牙使团。

在明朝十六帝当中，正德皇帝绝不算是称职，尤其在亲昵小人方面，更是受到后人的指责。《明史》这样评价他：“明自正统以来，国势浸弱。毅皇手除逆瑾，躬御边寇，奋然欲以武功自雄。然耽乐嬉游，昵近群小，至自署官号，冠履之分荡然矣。犹幸用人之柄躬自操持，而秉钧诸臣补苴匡救，是以朝纲紊乱，而不底于危亡。”这里所说的“昵近群小”，首推江彬，又由江彬引出了皮雷斯身边的翻译火者亚三。因火者亚三也曾触犯过众怒，这两个人很快都被处死。

皮雷斯本人没有觐见过正德皇帝，他和其他官员也言语不通，素无来往，因此活了下来。但是随着皇帝驾崩，朝中一些弊政必须革除。从武宗晏驾到世宗莅京的四十天里，大学士杨廷和总揽朝政。他停止了一些华而不实的娱乐工程，遣散了相关人员。“传遗命罢威武营团练诸军，各边兵人者俱重赉散归国，豹房番僧及少林僧、教坊乐人、南京快马船、诸非常例者，一切罢遣。又以遗诏释南京逮系囚，放遣四方进献女子，停京师不急工务，收宣府行宫金宝归诸内库。中外大悦。”在这遣送潮中，皮雷斯孤零零地一个人被迫蒙羞还国。

当皮雷斯返回广东，他的中国之行将要黯然收场之时，又赶上驻扎在东莞屯门的葡萄牙船队与中方发生武装冲突。在中葡对峙中，他又成为中方的人质，被投入监狱。葡萄牙对华外交失败，转而上升为军事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