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佐始皇天下一统,阿顺苟合身被五刑

辅佐始皇天下一统,阿顺苟合身被五刑

——李泌斯传

李泌斯（？—前208）是秦朝重臣，两朝元老，几与秦王朝的兴亡相始终。他既是兴秦的元勋，也是亡秦的罪臣，这就形成了他独特的风貌。他一方面通过不遗余力的政治实践，辅佐秦始皇兼并六国，为建立和巩固统一的封建国家纵横捭阖，功勋盖世；另一方面，他毫不掩饰对功名利禄的追求，为维护荣华富贵而不惜向恶势力屈膝，终于身败名裂，又充分暴露了他丑陋和自私的一面。因此，他对秦王朝的短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李泌斯是一个谋略出众且又复杂多变的人物。他的一生，既有积极进取的一面，也为后人昭示了身败名裂的深刻教训。

一、奋发进取求功名

战国时期，历史正处于一场社会大变革之际。自春秋以来，人民群众饱受分裂战乱之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他们要求尽快结束列国纷争的局面，实现国家统一。各国统治阶级出于对土地、人口、财宝无止境的追求，互相兼并，你争我夺。这种纷乱的时局，为那些欲建功业之士提供了活动舞台。就在七雄并争的战国末期，李泌斯出生于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县西南）的一个平民家庭。

李泌斯年轻时曾做过郡中小吏，即管理乡文书的办事员。小吏的地位低下，侍奉长官，唯恐有所闪失，满怀理想与抱负的李泌斯自然不甘久居其位。有一天，他看到官舍厕所中的老鼠偷吃粪便，一旦人来狗咬，立刻惊恐万状，仓皇逃窜。他又来到官仓中，看到这里的老鼠很自在地吃着粮食，住着高大宽敞的库房，尽情享受，公然出入，根本不害怕人来，也不用担心有狗来咬。两相对照，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李泌斯由此及彼，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老鼠处于不同环境，就有不同的遭遇！人有君子小人之别，就像老鼠一样，在于自己选择所处的环境和地位！”这就是说，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上出人头地，就应该像在官仓里偷吃粮食的老鼠，这样才能为所欲为，尽情享受。可以看出，在战国时期人人争名逐利的情况下，李泌斯也不满于布衣或小吏的处境。他决心抛开贫贱，去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在李泌斯眼里，人生最大的荣耀莫过于取得高贵的身份，最大的快乐莫过于享受荣华富贵。在李泌斯的胸中，雄心与野心混合在一起，化为一团追求功名富贵的熊熊燃烧的欲姜望之火。(www.guayunfan.com)“学而优则仕”，李泌斯很懂得这句话的含义，当官的资本就是要通晓治理国家的帝王之术。李泌斯为了改变生活航向，也不得不走当时游学之士通常的道路，即先投师受教。因此，李泌斯辞去了郡小吏的职务，远离家乡，来到千里之外的齐国兰陵（今山东苍山县兰陵镇）求学，拜当时最著名的思想家、儒学大师荀彧况为师。荀彧况，史称荀彧卿或孙卿，人尊之为荀彧子。他是战国晚期新兴地主阶级的理论代言人，打着孔子的旗号讲学。荀彧况的学说虽然仍以孔子为宗，但又结合战国时期变化了的形势，对儒学进行了发挥和改造，因而很适应新兴地主阶级统一天下的形势需要。从荀彧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来看，他把儒学的“礼治”思想和法家的“法治”思想结合在一起，即后人所说的“儒中有法”。李泌斯投师荀彧况门下，主要着眼于学习所谓“帝王之术”，即学习如何治理国家，如何满足君主的扩张欲姜望和急功近利的“法治”学说。当时与李泌斯同学的还有韩非。他们都抛弃了老师的儒家仁义道德，而吸收他那符合法家理论的“帝王之术”。后来，韩非终于成为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而李泌斯则化理论为实践，成为真正实现法家理想的政治家。李泌斯学成之后，反复思考应该到哪个地方才能显露才干。他想效力于自己的国家楚国，又眼看着楚国江河日下，楚王已难有作为。其他东方各国也正在走下坡路，都不是能让人建功立业的理想之地。只有秦最强盛，显得朝气蓬勃，具备了统一中国的初步条件。于是，李泌斯决定西入秦国，一试身手。临行之前，荀彧卿曾问李泌斯为什么要到秦国去。李泌斯坦率地表露了自己的心态：“我听人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现在各国都在争雄，这正是游说之士立功成名的好机会。秦王羽翼丰满，雄心勃勃，想奋力一统天下，到那里可以大干一场。人生在世，卑贱是最大的耻辱，穷困是莫大的悲哀。一个人总处于卑贱穷困的地位，那是会令人讥笑的。处士横议而又说自己羞于富贵，如此‘无为’，只是掩饰自己无能的表现，这是不合人之常情的，更不是读书人的想法。我将到秦王那里以取富贵。”李泌斯公然摈弃礼义，毫不虚伪，追求功利，这正是他的品性。这种强烈而褊狭的功利观伴其一生，成为催他奋进的动力。但又是这种赤裸裸的功利主义往往在关键时刻模糊了他的视野，使他不能冷静地思考和理智地选择，最终酿成不可挽回的个人悲剧。

秦庄襄王三年（前247）五月，李泌斯来到秦国时，正值庄襄王病死，13岁的嬴政（秦始皇）即位，相国吕不韦总揽朝政。因此，李泌斯就去投靠吕不韦，成为吕门“舍人”，也就是门下的食客。当时，诸侯贵族养士之风甚盛，吕不韦也承袭秦国传统的用人政策，广招宾客，从东方六国引进各种人才，门下食客多达3000人，在这3000人中，李泌斯很快显露出才华，成为其中的佼佼者，受到吕不韦的赏识。于是，吕不韦把他推荐到秦王宫廷里，担任郎官，郎官虽然品级低微，职责是守护宫门，侍卫人君，顾问建议及差遣出使等。但由于职务之便，李泌斯有了接近国王的机会。

在此期间，天下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韩国入朝称臣，魏徵亦举国听命于秦。这一年，虽有魏徵国信陵君率五国联军偶败秦将蒙骜，实为回光返照，垂死挣扎而已。而秦国自从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以来，历经惠王、武王、昭王、文王、庄襄王六世，国力大增，兵强民富，实力远远超过了东方六国。秦统一宇内的形势已经基本形成。当时秦王嬴政虽然年轻，但志向远大，思想活跃，在丞相吕不韦的辅助下，正在为统一全国做准备。对此，李泌斯也和当时许多明智之士一样，看得非常清楚。但他的高明之处在于，能够认准时机，及时地提出谋略和方案，为秦王献计献策。

有一次，李泌斯得到了一个向秦王上书的机会，便立刻提出吞并六国、统一天下的战略建议。这封上书以简洁明晰的语言剖析了形势变化，以推动秦国加快统一六国的步伐。李泌斯综观时局，既指出了此时正是兼并六国的良机，又指出了倘坐失良机，有诸侯复强的危险，精辟而透彻。果然，这封奏书正合秦王嬴政的心意，也是众大臣日思夜想的主要问题，秦王不能不对这个年轻人刮目相看，于是“乃拜李泌斯为长史，听其计”。

李泌斯刚从东方来，对那里各国政权的腐败和君臣离心的状况了如指掌。他建议，暗中派遣能言善辩、巧于谋略的官员，各带金银财宝，去游说诸侯。各诸侯国的大臣权贵如果贪财，就行贿收买；如果不为金钱所动，就派刺客把他杀掉。总的谋略是远交近攻，并利用一切手段，在六国君臣之间挑拨离间，破坏其团结，使其内部越来越乱，然后等待机会，派出良将劲旅各个击破。秦王嬴政闻言大喜，更加信任李泌斯，不久便提升他为客卿。客卿是秦国专为从别国来的人才而设置的高级官位。李泌斯跻身于客卿之列，终于可以与国王和众大臣共谋国家大事了。

在以秦王嬴政为首的决策层中，李泌斯占有重要的一席。他虽未能像王翦等武将那样，率领大军，开赴前线，效命疆场，但作为秦王的谋士，他参与了整个统一战争的重大决策。东方诸国疆域广大，犬牙交错，强弱不一，情况复杂，统一战争应从何着手，必须有一个全面规划。正是李泌斯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拟定出了攻灭六国的战略决策，即由近及远，避实就虚，选择弱点，正面突破，先灭掉韩，再扫两翼，最后消灭齐国。以后统一战争的进程表明，这个策略是非常正确的。

同时，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战争固然是最重要的手段。但是，还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与之配合，如设法从内部瓦解，涣散敌国的军事力量，使其失去抵抗力等，从而使战争更加顺利地进行。这时候，李泌斯的策略就起了很大作用。例如赵国名将李泌牧，曾两次击退秦军的进攻，赵国将亡，他还率领赵军，坚持抵抗秦军达一年之久。于是，在李泌斯的建议下，秦国派人持金玉收买权臣郭开。郭开在赵王面前诬告李泌牧勾结秦国，阴谋反叛。赵王中计，杀死李泌牧，自毁长城，秦军乘乱进攻，不久就灭了赵国这个劲敌。又如在最后灭齐的过程中，由于秦已用金钱收买了齐的相国后胜，因此他一再向齐王保证，秦决不会来攻齐国。正是在这种麻痹松懈，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秦国毫不费力地就把偌大一个齐国灭亡了。在这期间，秦国基本上是按照李泌斯的战略安排，逐步吞食六国的，从而大大加快了统一战争的进程。正是由于这一策略的成功，秦王嬴政才得以“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而李泌斯也赢得了秦王的信赖，官位不断升迁，逐渐成为秦国决策的主要人物。

二、上“谏逐客书”

就在李泌斯的仕途一帆风顺时，发生了一件大事，几乎断送了他的整个政治生涯。

秦国和关东诸国相比，一向重用外来人才。自商鞅变法后，秦国地位蒸蒸日上，更吸引了大批关东士人入秦。这对秦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但同时也引起了秦国一些旧贵族的忌恨。秦王嬴政元年（前246），韩国因为抵抗不住秦国的进攻，就派“水工”（水利专家）郑国去“间秦”，怂恿秦王修筑一条沟通泾河与洛河的渠道，引泾水灌田，干渠长300多里，即历史上著名的“郑国渠”。韩国的本意是想使秦国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疲劳不堪，腾不出手来再向东征伐，以便暂时减轻秦对韩的军事压力。此术之愚蠢，犹如以肉投虎，虽然耗费了秦国10年之功，却可灌溉田地4万余顷，从此“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国更加富强，为兼并战争做了充足的物质准备。正如郑国后来所说的：水渠修成，“为韩延数岁之命，为秦建万世之功”。渠将修成，郑国的间谍身份也暴露了，秦国上下一片哗然。接着，秦王嬴政九年（前238），长信侯嫪毐发动叛乱。次年，又查明相国吕不韦与嫪毐之乱有关，遂罢斥其相。郑国、吕不韦都不是秦国人，这就为一向守旧的宗室大臣提供了借口。他们本来就对秦“不用同姓”的政策不满，认为大量异国异姓的人充塞秦国上下，堵住了他们的仕途，因此乘机推波助澜，在秦王面前煽动：“一切在秦做官的外来人都是间谍，是为其本国利益来破坏秦国的。请把他们一概驱逐出境，免贻后患。”秦王嬴政对此也不能不加怀疑，于是下了一道十分严厉的“逐客令”，“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作为楚人的李泌斯，当然也在被逐之列。

当时的李泌斯已到中年，是个颇有影响的客卿，成为被驱逐的重点对象。眼看自己的前途将被断送，李泌斯自然是不甘心的，他很清楚，这种缺乏远见的偏激行为，不仅对他本人，而且对秦国统一天下的大业也相当不利，甚至有可能引起国内的动乱，削弱秦国实力。于是，在被逐的路上，李泌斯毅然向秦王上书，力请改变逐客的决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谏逐客书》。

《谏逐客书》一文洋洋洒洒，多用排比句式和形象比喻，并巧于运用虚词助字作转折过渡，来增加文章气势和衬托作者的精神。文章思想犀利，逻辑性强，很有说服力。文章开宗明义：“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针锋相对，观点鲜明。接着，李泌斯用透彻、明快、雄辩、激切的言词，连物比类，就秦国本身发展的历史事实，历述异国人的丰功伟绩和关键作用。春秋时代的秦穆公，是强秦的奠基之君，他从西戎迎来由余，从宛地（今河南南阳）得到百里奚，从宋国招来蹇叔，任用从晋国来的丕豹、公孙支。秦穆公任用这五人，兼并了20国，称霸西戎。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新法，移风易俗，兵强国富，打败楚魏徵，扩地千里。秦惠王用张仪的计谋，拆散了六国的合纵同盟，迫使他们一个个西面事秦。秦昭王得到魏徵国人范雎，计除秦国王廷上专权的亲贵大臣魏徵冉，加强了王权，并吞食诸侯，奠定了秦国帝业的基础。上述四位国君，都是靠任用客卿而大大促进了秦国的发展。作者借助无可辩驳的事实有力地反问道：“客何负于秦哉？”假如这四位君主也“却客不用”，那怎么会有今天强大的秦国呢？李泌斯又以秦王对来自异国的明珠美玉，骏马利剑、音乐、舞蹈、矿产、美女的喜爱为例，发问道，陛下并不因为这些所好不是秦国出产就舍弃不用，为什么独独对客卿要一概驱逐呢？“逐客”将破坏秦国威姜望，从此天下背秦，这实际是抛弃百姓去资助敌国，排除“客”籍人才而去成就各诸侯国的功业，这决不是“跨海内制诸侯”的君主所应采取的态度，而是俗语所说的“借寇兵而赍盗粮”的做法。他由此得出结论，逐客之举是既损害了人民，又资助了敌国，“内自虚而外树怨”，破坏秦国统一天下的大好形势。这对秦国来说简直太危险了！李泌斯的上述议论表明，这篇文章不仅仅是如何对待外国异域人士的问题，而且涉及要不要广泛地争取人才，实现统一的大问题。很显然，“逐客”与秦王横扫宇内的既定方针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谏逐客书》一气呵成，情辞恳切，确实反映了秦国历史和现在的实际情况，充分代表了当时有识之士的深刻见解。秦王嬴政读后，颇受感动，顿时醒悟，明白了利害得失，立刻废除逐客令，并派人把李泌斯追了回来。当时，李泌斯由于对秦王嬴政的了解与信心，所以一路慢慢地走。追回的命令下达时，他才走到离京师不远的骊邑（今陕西临潼市东北）。这也说明李泌斯性格的机敏及其政治预见性。

可以看出，如果没有李泌斯挺身而出，呈上《谏逐客书》，秦王是决不会轻易收回成命的。这一事件能否正确处理，保守贵族那闭塞的宗法统治能否被打破，对于秦王今后的事业能否成功，关系极大。正是由于秦王听取了李泌斯的正确意见，保持了这种政策的连续性，广泛地招揽外国异域贤士，使得当时各国的佼佼者都几乎西奔入秦，一大批第一流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聚集在秦王周围。李泌斯、尉缭之类的“士”人自不必说，就是在歼灭六国中战功赫赫的王翦、王贲、王离、冯劫、李泌信、蒙武、蒙恬等武将，皆系异域之人。他们群集于秦国都城咸阳，呈现出“大略驾群才”的壮观局面。这期间虽然曾有一段荆轲刺秦王的插曲，秦王嬴政本人几乎丧命，但一直未动摇他对外国异域人士的信任和重用。若无这些来自异域的文臣武将的协助策划，秦王要迅速实现“六王毕，海内一”的目标是不可能的。李泌斯的《谏逐客书》，预示了秦国将要改变历史航向而一统天下的辉煌前景，具有深远的意义。

李泌斯的直言进谏既保住了客卿在秦国的地位，也为他在秦国的发展铺平了道路。秦王嬴政也因此更加器重李泌斯，并很快把他提升为廷尉。廷尉是主管全国刑狱的长官，又是朝廷的所谓九卿之一，对国家的基本决策有重要的发言权。

三、计杀韩非，首灭韩国

逐客风波平息后，秦国的政治、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平定六国已被提到秦王嬴政的日程上。李泌斯根据当时形势，认为地处天下之中、又正挡秦军东向之路的韩国实力最弱，应作为统一六国的突破口。以韩之弱小，头一炮打响，不仅可以振奋军威，而且敲山震虎，还能从心理上慑服其他五国。李泌斯的贡献是根据时势的发展，清醒地认识到统一大业将水到渠成，不失时机地转入逐步灭亡六国的轨道。

秦军向韩国边境大举进攻，韩王安十分恐慌。李泌斯在这关键时刻亲自出使韩国，威逼利诱，迫使韩王安向秦称臣。在这种危急形势下，韩王急忙找韩非商讨救亡图存之策。

韩非是韩国的王室贵族，早年曾与李泌斯一同跟随荀彧况学习，攻读刑名法术之学。韩非口吃，不善于演讲，但擅长思考和著述。李泌斯自以为才学不如韩非。可是，由于两人在人生道路上的选择不同，致使结局大不一样。李泌斯择地而处，择主而仕，效力于国力蒸蒸日上的秦国，依附于雄才大略的秦王，终能大展鸿图，飞黄腾达。韩非则念念不忘故国，情牵于贵族世家，一直为江河日下的韩国效力，希图挽狂澜于既倒。眼看韩的国势日益削弱，韩非屡次上书韩王，要求运用法家理论励精图治，进行改革，但都不被采纳。对此，韩非感到痛心疾首，悲愤莫名。于是他发愤著书，先后写出了《孤愤》《五蠹》《说难》《内储》《外储》等数十篇千古流传的著名文章，约十余万言，后人编为《韩非子》一书，集先秦法家理论之大成。韩非的行文风格峻峭，笔锋犀利，切中要害。他的书传到秦国，由于讲的都是“尊主安国”的理论，秦王读后连连拍案叫绝，赞叹道：“真是太精彩了！我要是能见到此人，和他交往，可以死而无憾了！”不久，秦国攻打韩国。韩王安考虑到韩非的学识和名姜望，便派他出使秦国，想通过外交努力使韩国苟延残喘。

韩非此时处于两难之地。作为一个深谙历史大势的思想家，他对形势的分析估计与李泌斯基本相同，即认为秦统一中国的条件已是水到渠成，不可逆转；但作为一个韩国贵族，他又不忍祖宗基业毁于一旦，自己还要为保存韩国做最大的努力。李泌斯也极力劝他前往秦国。韩非到秦国后，当即上书秦王：“如今，秦地数千里，雄师百万，号令赏罚严明，天下不及。臣冒死求见大王，进献计谋。大王诚能听臣之说，必一举而破天下合纵，亡韩，克赵，降服楚魏徵，亲附齐燕，使秦成霸主之名，君临四境诸侯。否则，大王斩臣示众，以诫为王谋划而不尽忠之人。”这话说得斩钉截铁，使秦王越发敬重韩非。韩非趁秦王高兴，上了一篇表面上为秦着想，实则设法保韩的奏章。其主要内容是：一曰韩国三十余年忠谨事秦，不敢违拗，反而先被灭亡，这将使天下诸侯个个自危，被迫联合抗秦，从而对秦国的统一大业不利；二曰韩国虽弱小，但它守备坚固，秦如伐韩，短期内不能灭亡它，必使秦兵锋受挫，遭到削弱。而齐、赵等国反会强大起来，使秦永无统一天下之日；三曰不如拉拢韩国和魏徵国，专攻强赵和强齐，一旦赵、齐平定，韩国可不攻自亡。韩非这篇上书的实质，就是劝秦王缓攻韩国。

秦王把韩非的计划交给大臣们讨论。李泌斯立刻上书，反对韩非的“存韩”之论。

李泌斯说，韩国对秦来说，好比心腹之患。别看它现在顺服于秦，实际上是顺服强力。一旦秦保留韩国而东攻赵、齐，难保它不与赵、齐、楚合谋，从后方夹击秦国。故韩非的话绝不可信！接着，李泌斯指出：“韩非是韩国的公子。现在正是大王扫平诸侯、兼并天下的时代，韩非当然忠心于韩，而决不会真心为秦效力，这是人之常情。大王千万不能为其言语所惑，要明察其心。若要放他归国，那就等于放虎归山，他会伺机报仇，给秦国留下无穷的后患啊！所以不如借故把他杀掉！”最后，李泌斯建议，由自己前往韩国，诱使韩王入秦。秦就以韩王为人质，胁迫其大臣俯首归顺。然后秦再发兵威胁齐国，齐也必然效法韩国。这样一来，赵人破胆，楚人狐疑，魏徵国不敢轻举妄动，诸侯便可蚕食而尽。

此书一上，秦王嬴政马上下令把韩非逮捕入狱。不久，韩非在狱中服药自杀。与此同时，李泌斯出使韩国，失去主见的韩王眼见秦国大军压境，再也无计可施，只得交出传国玉玺，向秦国称臣。秦王嬴政十七年（前230），秦又借口韩国背叛，向其发动全面进攻。韩在六国中第一个被秦灭亡，李泌斯的战略首获成功。

在这期间还有一段小插曲。关于韩非之死，后人对李泌斯颇多非议。汉人王充在《论衡·祸虚篇》中说：“传书：李泌斯妒同才（门），幽杀韩非于秦。”后世论者多从此说，认为李泌斯与韩非共同师事荀彧子，而李泌斯因妒其能而杀之。其实这种说法实为偏颇之辞。李泌斯杀韩非的主要原因是，韩非入秦的动机旨在“弱秦”，“终为韩而不为秦”。因其政治立场与李泌斯针锋相对，致使李泌斯不得已而杀之。

从公元前230年灭韩起，至秦王嬴政二十六年（前221）止，短短十年间，秦先后吞灭赵、魏徵、楚、燕、齐等国，结束了春秋以来分裂割据的局面，实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空前的大统一，建立起了我国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统一大业之所以能如此顺利而迅速，除了当时所具备的客观历史条件——秦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以及作为统帅的秦王本人的雄才大略之外，作为秦王最重要谋士的李泌斯具体制定的一整套战略，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因此，李泌斯无疑是秦王朝的开国元勋。

四、力驳分封

公元前221年，在中国大地上首次出现了一个以咸阳为国都的大帝国，其疆域东至大海，西至甘青高原，北至河套、阴山、辽东，南至岭南。面对如此辽阔的疆域，众多的人口，复杂的形势，需要建立什么样的政权机构，采用什么样的统治方式才能把新帝国的政权巩固下来，秦王嬴政并非成竹在胸。他只好数次召集群臣“议政”。许多人主张，仍沿用古代的体制和称谓。在那关键时刻，又是李泌斯，再度扮演了极为显要的角色。新帝国确立的政治制度和其他方针政策，除立帝号一项是李泌斯与王绾等人合提而外，其他均出自李泌斯一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深深地打上了李泌斯的印记。

秦王嬴政志得意满，作为新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他急不可待地要“更名号”。于是召集群臣“议帝号”。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和廷尉李泌斯联合出面，盛赞秦王的功业是“上古以来未尝有，王帝所不及”，建议选用古代最尊贵的称号“泰皇”，天子自称为“朕”。秦王嬴政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称“皇帝”。嬴政为始皇帝，后世依次称为二世、三世……传之无穷。从此，中国历史就有了“皇帝”及其他专用的一套称谓，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沿用下来。

战国时期，各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同一个字往往有几种不同的写法。文字的不统一，对于推行中央政府的政策法令和文化传播都是极大的障碍。于是，李泌斯以原秦国的文字为基础，整理出一种笔画较战国时期简便、写法一致的文字，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书同文”。李泌斯自己动手，写成范雎本，称为小篆，颁行全国。这就废除了其他异形字，有助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书同文”成为联结整个中华民族的一根无形纽带，李泌斯对此有开创之功。

李泌斯的历史功绩，莫过于他在分封制与郡县制论争中所起的作用了。公元前221年，当秦始皇召集群臣讨论政治制度时，廷尉李泌斯与以丞相王绾为首的多数大臣发生了尖锐的对立，分别规划了两个不同的蓝图。王绾等人提出：“秦王朝国土广大，中央不宜都直接管理，应该在原燕、齐、楚等偏远地区实行分封制，立诸子为王。如果不实行这种办法，这些地区很难巩固。”秦始皇把王绾的建议交群臣集议，文武百官多以为意见正确。唯独李泌斯力排众议，他力陈分封制的弊端：“周初分封子弟为诸侯，原来是想让他们保卫王室。但过了几代之后，他们彼此疏远，相互攻击诛戮，如同寇仇，连周天子也无法禁止。五百多年来，闹得天下沸沸扬扬，不得安宁，正是分封的那些诸侯葬送了周的天下。这个历史教训记忆犹新。”因此李泌斯建议：“现在依赖陛下英明，好不容易天下统一，应在各地区设置郡县，由中央直接任命官员治理。至于公子王孙或有功之臣，国家可以用赋税收入多多赏赐，这样他们就容易被皇帝控制。实行郡县制，天子的意志可以直接贯彻到国家的每个角落，这才是安定社会的行之有效的策略。”这一席话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因此打动了秦始皇。这位新皇帝终于果断地下了结论：“正因为过去诸侯割据，所以天下战乱不息，百姓受苦。现在天下初定，如果再行分封，那是重新授人以柄，等于又开动乱之源，天下将永无太平之日。廷尉李泌斯的意见是正确的。”于是，这种延续了两千多年的郡县制就从此奠定了下来。

在李泌斯的辅佐之下，秦王朝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后增至四十余郡），派太守治理，都尉掌武备，御史行监督。这些郡县，是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下的地方行政单位，完全听命于中央和皇帝。至此，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分封制与郡县制的大论战，也是秦王朝建立后第一次大的政治斗争，终以秦始皇、李泌斯为首的坚持郡县制论者的胜利而告结束，而以皇帝制、三公九卿制、郡县制为主要特征的一套完整的封建国体、政体终于在中国确立。这种国体、政体为以后各封建王朝相继沿袭。可见，李泌斯是中国封建国体、政体的主要规划者。从此以后，秦始皇对李泌斯宠幸有加，并擢至左丞相，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

由于封建制度的本质，从总体上说，任亲的倾向压倒了任贤，致使分封制与郡县制的斗争几经反复。秦朝灭亡之后，刘邦在楚汉战争中就先后分封七个异姓诸侯王。结果，西汉创立初期，只得折中两端，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可是，七个诸侯王或离心离德，或公然举行叛乱，迫使刘邦在楚汉大战烽烟初息之际，又戎马倥偬地驰骋于平叛战场。削平七个异姓王之后，他错误地总结了秦二世亡国的教训，即所谓秦“孤立而亡”，又相继分封许多同姓王。满以为骨肉为援，可以江山永固了。不料，时隔不到五十年，竟然爆发了七个同姓诸侯王大规模的联兵叛乱，几乎危及西汉王国的生存。只是到汉武帝时才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西晋时，晋武帝大封同姓为王，结果在短暂统一之后，又发生了“八王之乱”。同姓骨肉的仇杀，其残酷性、破坏性丝毫不亚于民族间、阶级间的战争。到了后世，时有分封倒行，因而也时有因此而引发的战乱。历史的每一次反复，都更充分地反映了分封制的落后。由此也可看出，李泌斯所规划的那套体制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为使“六合之内，无不臣服”，秦始皇派兵南开五岭（今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等省区边境的五个山岭的统称），把越族居住的百越之地纳入版图，并在那里设置郡县。为解除战国以来北方匈奴族对中原的侵扰，他派蒙恬率大军30万征战朔方（当时泛指北方）。与此同时，秦始皇开渠修路，以转运军需；移民屯边，以垦荒戍守；还修筑万里长城，防御匈奴南侵。

所有这些，无不征发大量民力，虽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集中在短短几年时间内，推行得过快过急，繁重的兵役劳役已超出了社会的负荷量，使人民不堪忍受。随着时间的推移，秦始皇穷奢极欲的本性更加暴露无遗。他修宫殿，筑陵墓，大兴土木。当时秦朝全国人口只有两千万，而服役者竟不下二百万。秦始皇为了支撑战争和工程的耗费，又加倍征收赋税。农民实在无法生活，但稍有反抗，即遭到残酷刑法的处置。作为开创秦王朝基业的秦始皇根本不知道这样一个道理：在秦统一过程中，他的力量来源于民众对统一战争的支持；现在一旦失去这种支持，他就变成了孤家寡人。这一点，盲目崇信暴力和崇拜权力的李泌斯并未清楚地看到，因而未能进行有力的劝谏。李泌斯身为丞相，在这里充分表现了他的历史局限性。

五、“焚书坑儒”

秦朝统治者除用严酷的刑罚对广大人民进行统治外，还加强了对思想文化领域的专政。焚书坑儒即是最为有力的措施。而这一事件的主谋者就是李泌斯。

由于秦始皇是以法家理论为指导统一天下的，对这套理论的效用十分重视，因此引起了大批儒家学者的不满。他们往往采取借古讽今的形式，对秦始皇进行批评。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秦皇置酒咸阳宫，大会群臣。博士仆射周青臣当面颂扬说：“往时秦地不过千里，而今赖陛下英明神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如此彬彬之盛，可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周的颂词虽有奉承之嫌，却也大体合于事实。而来自齐地的博士淳于越颇不知趣，指责周不忠，并借话头重新要求实行分封制。淳于越进谏说，殷、周之所以存在千年，是因为它把天下分封给子弟和功臣。现在天下如此之大，宗室子弟没有封地，和百姓一样，万一发生了“田常”、“六卿”之变，又有谁来相救呢？最后，他批评秦始皇说：“凡事不效法古人，而想求得长治久安，我还从未听说过呢！”

淳于越的驳议，首先选错了历史根据，殷、周存在时间较长，绝非因为分封子弟功臣。在人类历史的初级阶段，社会发展速度较为缓慢，因而必然历时长久。以周代为例，合东、西周共八百余年，但名存实亡的时间过半，比先前的夏、商两朝要短。而且，“田常”、“六卿”之变，不是分封子弟就可以避免的，这恰恰是在分封时代产生的历史现象。基于此，他得出的“效法古人”的结论无疑就缺少根据了，这必然导致颂古非今，走回头路。淳于越是以儒家的立场来看待秦朝政治的，要求恢复已经过时的分封制，说明了他们历史观念的守旧和迂腐，也说明了先秦的旧儒学与新的大一统政治格局的格格不入。

秦始皇将淳于越之议下达朝廷，让他们评判周、淳的是非。丞相李泌斯对淳于越的复古倒退言论痛加驳斥。他向秦始皇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古时五帝治理天下的办法互相都不重复，夏、商、周三代也是各以其方略治国，互不沿袭。原因就在于时代和环境不同，不能盲目仿古。今天陛下开创大业，建成万世之功，您的英明之处，当然不是那些愚儒所能理解的。淳于越一味颂扬三代之事，何足效法！”当时李泌斯明白皇帝心思，认为淳于越之议是陈词滥调，不能答应。坚持郡县制，反对分封制，也是无可厚非的。假如李泌斯的话到此为止，就仍不过是以前出现多次的政争的重演。李泌斯却进一步附和秦始皇的独裁心理，不仅要求一统行政，而且严格要求一统思想。于是他变本加厉，大加发挥，提出了“焚书”的建议。他说：“以前政出多门，各种学派乘机招摇。现在天下统一，法令一统，百姓努力生产，游学之士也应专学法令，否则将会影响政局的稳定，有损于皇帝的权威。可当今儒生专门以古非今，扰乱人心。对皇帝的法令，总是以自家学说为标准来衡量取舍，议论诽谤，标新立异。长此下去，势必会破坏朝廷的威信。因此，必须严禁私家学派。”李泌斯为使舆论一律，所采取的措施不免太极端：凡历史书籍，除《秦记》以外，一律烧毁；《诗》《书》及诸子百家的著作，除博士官所收藏的以外，其余的一律烧毁；有敢谈论或讲诵禁书的，公开处死；以古非今者，举族连坐；除了医药、占卜和农林园艺这几类书不烧外，其他书一律在命令下达三十日以内焚毁清除；官吏知情不报者，与违禁者同罪；严禁私人办学；凡欲求学者，以吏为师，研习法令。很显然，这是极端的文化专制措施。

秦始皇批准李泌斯的建议，下达了焚书的诏令。这样，从商鞅提出“燔诗书而明法令”的理论以来，直到秦始皇时才化为具体行动。中国大地上迅即出现了一次文化史上的空前大浩劫，使先秦时的无数珍贵典籍化为乌有。焚书的暴行进一步强化了皇帝的专制独裁，引发了坑儒事件。

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为秦始皇炼长生不死药的方士侯生、卢生私议秦始皇“不德”，然后逃之夭夭。方士们的骗术自不可信，但他们所议始皇专横则是事实。秦始皇闻之大怒，认为他们是“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转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史籍虽未明载此事与李泌斯有什么关系，但以其当时的政治地位和思想倾向看，他成为秦始皇的积极支持者当不会有什么问题。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这次事件的原因，是由于讨论是否分封的问题而引起的，无论是主张分封还是反对分封的大臣，都是为了秦王朝的长治久安，他们并无根本利益上的对立。李泌斯借题发挥，终于酿成“焚书坑儒”的惨祸。另外，这也不是没有其他的缘由。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直是以法家理论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把主要精力放在建立中央专制政权方面，划定全国疆域，统一文字度量衡，修筑长城等，对文化思想方面很少注意。淳于越以儒家思想为秦始皇出谋划策，不利于秦的中央集权统治。而善于领会秦始皇意图的李泌斯，为了打击儒家势力，巩固统一政权，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焚书的主张，并很快发展到坑儒的严重局面。

“焚书坑儒”事件，本来是一桩甚为简单的历史旧案。但古今人物对此却议论纷纷，赞扬者不乏其人，责骂者更大有人在，以致久无了断。其实，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这一旧案，就不难得出结论。第一，这一事件的出发点在于实现思想统一。为了保证政治上和政策上的统一，这本是所有统治阶级巩固统治的自然要求。焚书之火又是两种历史观较量的结果，是郡县制与分封制斗争的激烈反映，更是针对当时社会局面混乱，舆论复杂，人心不定，关系到新建的统一帝国能否巩固而采取的极端措施。很显然，这是为了把人们的思想、舆论也统一到现行政治制度的轨道上来。在当时的形势下，李泌斯的主观动机或出发点无疑是对的。倡导“师今”，主张向前看，反对“师古”、“颂古”，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尤其对于巩固刚刚缔造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有重要作用。第二，用诛杀知识分子，毁灭历史和文化的文化专制主义来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却不能不说是政策上的重大失误。这对中国古代文化是一次严重的摧残，而且其危害远远超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范雎围。企图用高压手段强制人们只尊奉一种思想，显然是达不到目的的，甚至适得其反。这种愚民政策可以愚民于一时，不能愚民于长久。它必将激起人民群众更为激烈的反抗。“焚书坑儒”这种文化专制主义不但不能达到巩固封建专制政权的目的，反而成为加速秦王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焚书坑儒”开启了中国古代帝王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的先河。此例一开，遂为历代统治者所效法，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后果。

六、矫诏废立

到秦始皇的晚年，李泌斯已位居丞相高位，他该志得意满了吧！事实并非如此。如果说，在做丞相之前，李泌斯的一切努力都是为着猎取富贵功名，那么，位极人臣之后，他的一切努力又都是围绕着保持这种权势和富贵了。此时的秦始皇，对于李泌斯一味的阿谀奉承并不感谢。相反，他对李泌斯也时刻提防，颇多疑忌。大概是怕人刺杀自己，始皇的行踪不定，鲜为人知。一次，他去梁山宫时，从山头上往下姜望，只见丞相的车马随从甚盛，心中很不高兴。有一侍从宦官把这事偷偷告诉李泌斯，李泌斯很害怕，马上将车马随从大大减少。秦始皇得知后大发雷霆，认为是内侍把他的话泄露了出去。于是严刑逼供，但无人招认，在毫无结果的情况下，秦始皇把身边的内侍统统杀掉。这时的李泌斯也是诚惶诚恐，日子自然也不好过。他非常清楚，秦始皇既可使他位极人臣，也可以使他血染黄泉。当时，李泌斯的长子李泌由为三川郡守，领兵在外，镇抚一方。其他的儿子都娶了秦公主为妻，女儿们则尽嫁皇族公子。一次李泌由告假回家，李泌斯在家设宴。满朝文武闻讯纷纷赶来“祝寿”，车水马龙，络绎不绝。此情此景，使李泌斯大发感慨：“荀彧卿常说‘物禁太盛’，任何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向反面转化。我原是一介布衣，今天却做了丞相，可以说是富贵到了极点。天下事是盛极而衰，我今后的前途吉凶未卜啊！”统治阶级内部的勾心斗角，已在李泌斯身上逐渐露出悲剧气氛了。从此以后，李泌斯在秦始皇跟前更加谨慎从事。因此，李泌斯在秦始皇时代一直宠信未衰。秦始皇几度出巡全国，李泌斯总是不离左右。而且每到一地，无论是泰山封禅，或巡视陇右，据说所有刻石的书法文章，都出自李泌斯之手。这不仅是因为李泌斯的文采出众，更重要的是显示了他是秦始皇的宠臣。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秦始皇最后一次到东方巡游。随从秦始皇身边的除丞相李泌斯外，还有中车府令赵高和秦始皇的少子胡亥。据说秦始皇有二十多个儿子，一直没立太子。大儿子扶苏因对父亲“焚书坑儒”等政策犯颜直谏，被派到北方边境上蒙恬的军营去做监军。其他儿子也都未能随行。

十月，巡视队伍从咸阳出发了。在南方巡游一大圈之后，又乘舟渡海到了琅琊（山名，在今山东胶南市境内），再折而西行。由于旅途劳顿，车驾在返回途中行至平原津（今山东平原县）时，秦始皇突然身染重疾。随行的大臣们眼见皇帝病情日渐加重，内心都为未定太子而惶惶不安。可是由于秦始皇平时最忌讳一个“死”字，所以大臣们都不敢提醒皇帝。次年七月，皇舆西还至沙丘（今河北广宗县西北），秦始皇病情恶化，生命垂危。这里离秦都咸阳姜尚有两千里之遥。此时，秦始皇才感到死神的逼近，自叹将要撒手人寰，只得尽力支撑着虚弱的病体，命赵高代诏，赐公子扶苏书。其大意是：将边事悉交蒙恬，速赴咸阳料理丧葬。实际上是让他回京主持丧礼，继承皇位。但书信在赵高手中姜尚未发出，秦始皇就突然死去了，终年50岁。

开国帝王的暴死，往往引起举国慌乱。何况秦始皇死在巡游途中，生前又未及确立太子。为防止意外事变，这一消息被严密封锁，只有李泌斯、赵高、胡亥和少数贴身侍从知道。李泌斯将秦始皇的尸体安置在一部帘幕低垂的辒辌车中，表面上一切如故。车内置一亲信宦官作替身，在百官奏事时代为应答。回京路上，因为天气酷热，尸体腐烂发臭。于是李泌斯命令同车载上一石鲍鱼，以腥乱臭，等回到京师咸阳，方才正式发丧。但就在回京路上，爆发了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宫廷政变。

当时的中车府令赵高出身低贱，秦始皇认为他博闻强记，机敏过人，通晓律令，就提拔了他，并使之辅佐少子胡亥，教他刑法知识。一次，赵高犯了大罪，交由蒙毅处置。蒙氏本是秦国的名将世家，其祖蒙骜、父蒙武、兄蒙恬均屡建战功。蒙氏兄弟又与始皇长子扶苏关系甚密。蒙毅依法判处赵高死罪。但始皇不仅赦免，而且命他官复原职。赵高从此与蒙氏家族结下仇怨。秦始皇一死，给了赵高以可乘之机。赵高与胡亥关系亲近，二人密谋夺取扶苏的皇位，因而扣下秦始皇的遗诏不发。老奸巨猾的赵高深感自己难以一手遮天。因此，他便把眼光投向能够左右局势的丞相李泌斯。

赵高郑重其事地对李泌斯说：“先皇驾崩，子嗣未立，留给扶苏的遗诏和玉玺都在公子胡亥手中。确立谁继承皇位，全在于阁下与我审时定策了！怎么办？请丞相发表高见吧。”李泌斯听了大吃一惊：“你怎么想出了这种犯上作乱的主意？由谁来即位，可不是身为人臣的你我所应议论的！”赵高显出忧心忡忡的样子，说道：“丞相啊，您可以自己掂量一下。论才能，能与蒙恬相提并论吗？论谋略，能与蒙恬一比高低吗？论功绩，能高出蒙恬之上吗？论无怨于天下，能与蒙恬相比吗？论与扶苏之间的私下交情，又谁亲谁疏呢？”李泌斯略加思索，一本正经地说：“这五点我自然都不及蒙恬。”赵高紧逼一步：“先帝有二十多个儿子，他们的情况丞相也都清楚。就拿长子扶苏来说吧，他刚毅勇武，监军边陲，深孚众姜望。一旦扶苏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而您不过老归故里，了此一生。这是显而易见的事。丞相您还犹豫什么呢？”李泌斯立即反驳道：“我只奉先帝遗命，顺从天意，从不考虑个人安危，请你不要再说。”赵高不紧不慢地说：“圣人处事，总是审时度势，不拘守已过时的法则。聪明的人，总善于在机遇的转折关头作出明智的选择，丞相您总不是那种不知变通的人吧！”密谈至此，李泌斯也显得有些激动：“我听说晋国将太子申生废置而立奚齐为太子，造成三代不安；齐桓公与公子纠争夺君位，弄得祸起萧墙；殷纣王拒谏，杀死了其叔父比干，最终招致国破家亡之祸！这一切都史有明鉴，我李泌斯怎么能违背先帝遗愿，参与这样的篡权密谋呢！”一席话似乎充满着堂堂正气。但赵高是个伪善狡诈、善于揣测别人内心隐私的人，他对李泌斯自然了如指掌。于是赵高便用保住功名富贵去拨动李泌斯的心弦，厉声说道：“方今天下的大权，国家的命运，都操在胡亥的手中，我赵高倒不愁不得志啊。可是丞相您呢，就要当心了！采纳我的建议，您可世代封侯，富贵延及子孙；否则，到时落得满门抄斩，灾祸殃及子孙，该是多么令人寒心的事啊！”李泌斯呆呆地怔在那里，由于内心斗争激烈，脸上的肌肉也不时地抽搐着。片刻之后，他不禁涕泪交流，仰天长叹道：“上苍啊！我为什么偏偏遭遇这乱世啊！我既然不能以死报答先帝，那我命运的归宿又该寄托在何处啊！”在这次非同寻常的密谈中，赵高对李泌斯以利相诱惑，以威相胁逼，软硬兼施，终于使这位堂堂左丞相的思想防线崩溃了。

于是，李泌斯便顺从了赵高，与之共同篡改了始皇遗诏，立胡亥为太子。另又伪造诏书，赐死公子扶苏和大将蒙恬。这两个人死后，李泌斯同赵高一样，也是一阵狂喜，以为除掉了自己的心腹大患。到咸阳后，立刻发丧，拥立胡亥为二世皇帝。接着，二世命赵高为郎中令，名为全面担负宫廷的警卫之职，实际上常居宫廷，参与军国大政的决策，实权远远超过了郎中令的职责范雎围。在赵高的有意唆使下，秦二世大开杀戒，处死自己兄弟姐妹二十多人，又诛杀了功高任重的大臣蒙毅等人。于是，秦统治集团开始分裂瓦解，人人自危。

拥立二世胡亥成为李泌斯一生的转折点。面对生死祸福的抉择，一切道德信条都化作缕缕青烟。李泌斯参与了胡亥、赵高的阴谋，为自己换得短暂的苟且偷生。其实，在当时的条件下，李泌斯作为百官之长的丞相，只要坚持原则，团结其他大臣，赵高与胡亥的阴谋并非不能挫败。但李泌斯首先考虑的是个人的权势利禄，生怕扶苏继位后自己会屈居蒙氏兄弟之下，因而也就不惜出卖原则和人格，成为二世胡亥和赵高的帮凶。如果说在此以前，李泌斯是作为一位著名的政治家而活跃于历史舞台的话，那么，自此以后，他的种种表演则既不高明，又不光彩。他和赵高、胡亥狼狈为奸，又勾心斗角，把整个政局搅得混乱不堪，以致不可收拾。其结果不但葬送了他协助创建的秦王朝，而且自己也落了个身败名裂、贻笑千古的下场。

七、阿顺苟合身败名裂

秦始皇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全国的杰出人物，自有其伟大的功绩，但同时他又是历史上少有的暴君。秦二世当时虽已21岁，但较之他的父皇，少了事必躬亲的气魄和才干，却多了许多荒淫和残暴。秦二世曾有一段自白：“夫人生居世间也，譬犹骋六骥过决隙也。吾既已临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在秦二世看来，人生在世就是为了寻欢作乐。这种极端腐朽的人生观与皇权结合在一起，迅即给人民造成了无穷的灾难。“法令诛罚，日益深刻”，“赋敛愈重，戍徭无已”，农民的困苦达到极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达到极端严重的程度。贾谊《过秦论》说，秦二世即位不久，全国到处出现了“父不宁子，兄不安弟，政苛刑惨，民皆引领而姜望，倾耳而听，悲号仰天，叩心怨上，欲为乱者，十室而八”，本来在秦始皇统治晚年已激化的阶级矛盾，此时更加尖锐，终于触发一场埋葬秦王朝的农民大起义。

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及六国贵族的义军迅速发展，如火如荼。二世胡亥却被蒙在鼓里，以为只是几个盗贼流窜，仍然一味纵情酒色，大权实际操纵在赵高手里。赵高恃宠专权，骄纵不法。他怕大臣入朝奏书，暴露其恶，便像教育一个小孩子似的对胡亥说：“陛下要想显示自己尊贵，就应该深居简出，不必天天按时上朝。陛下还很年轻，万一在大臣面前讲错了话，那岂不被人小看？依我之见，陛下不如不上朝，凡国中之事由我和几位熟悉法令的大臣去办好了。假如遇到大事，再出来裁定，天下人便不敢轻视陛下。”胡亥受其诱骗，从此深埋皇宫，不理政事，大臣的奏报均由赵高代理。

丞相李泌斯比昏庸无能的胡亥当然高明得多。他看到了秦王朝的危机，为了保住秦王朝，更为了保存自己的既得利益，他心急如焚，几次进谏，但都受到二世的斥责。

随着秦将章邯暂时击溃了周文率领的农民起义军，秦二世更加恣意享乐。一次，胡亥责问李泌斯说：“过去韩非曾经说过，古代的君王都十分辛勤劳苦，难道君王管理天下是为了受苦受累吗？这是因为他们无能。贤人有天下，就要让天下适应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能满足，又如何使天下满足呢？我想随心所欲，而又要永远统治天下，你李泌斯有什么办法吗？”当东方烽烟遍地，秦王朝的末日就要到来时，胡亥想到的不是如何挽救危机，而是要李泌斯向他传授“长享天下而无害”的秘诀。这时的李泌斯，或者冒死犯颜直谏，规劝二世改弦更张；或者昧心地投二世之所好，使二世在残暴肆虐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李泌斯听后，不由地犯了心病。当时他的长子李泌由为三川郡守，起义军过境而无力抵御。赵高、章邯等人正追究李泌由的责任，矛头实际是指向李泌斯。还有人讥讽他高居丞相之位，镇压不力，致使群盗横行。现在，他若选择前者，二世必然恼怒，说不定会重重治他的罪。为了保持官禄，李泌斯选择了后者。他揣摩二世心理，精心炮制了一篇大讲督责之术的上书。

所谓“督责”，就是君主时刻督察臣下的罪过而责之以刑罚。其主要内容是：第一，君主的尊贵表现在“以人徇己”，即要求天下的臣民都为君主个人的利益服务，纵使为君主一时的享乐而牺牲千百万人的生命亦在所不惜；第二，为了要全国臣民都为君主的利益乖乖地牺牲一切，必须厉行督责之术，使群臣百姓在刑罚下尽心竭力地服侍君上，使他们终日在惶惶不安中打发日子，自然也就不会造反了；第三，君主需要的是为所欲为，无耻至极地“荒肆之乐”、“流漫之志”，因此对于节俭仁义和谏说论理之臣一概予以摈斥。他认为最合格的臣民是在严刑峻法下百依百顺的奴才。李泌斯提倡的这套统治术，是脱掉一切伪装的刑罚暴力万能论，是一种公开以荒淫无耻为无上荣光的享乐论。它把新兴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独裁专制和残忍无情不加掩饰地表达了出来。

昏庸的秦二世看了李泌斯的奏章十分高兴，于是便更加严于督责。当时，“刑者相伴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杀人众者为忠臣”。二世得意地说：“像这样，才能称得上善于督责了。”李泌斯的督责之术没能使他长保富贵，同时对秦王朝正趋恶化的各种矛盾不啻是火上浇油，因为他不但把秦二世的恣睢残暴推向了极端，也把秦王朝推向了绝路。

善于窥测方向的赵高看到李泌斯向二世上督责之术，深恐他夺己之宠。于是，赵高便和几个心腹密谋，必欲置李泌斯于死地。

一天，赵高愁容满面地对李泌斯说：“近来关东强盗风起，而皇上却不以为意，仍然急征徭役，修阿房宫。我多次想劝劝皇上，但自感人微言轻，说了也无济于事。丞相为什么不去劝劝呢？”聪明绝顶的李泌斯听了这番话，竟也不知是计，很快陷入了赵高设下的圈套。后来赵高总是在二世欢宴正乐的时候，通知李泌斯进宫奏事，以致胡亥极不情愿地中断玩耍，驱散宫人。李泌斯一次次地进宫求见，使这位皇帝终于怒不可遏：“我平日空闲，丞相不来；每次我玩得正开心，丞相就到。这分明是欺我年少，藐视寡人！”赵高乘机添油加醋地说：“陛下，您可要当心呀！沙丘之事，丞相参与策划，事后未得赏官加爵，他必是一心想裂地称王！丞相的大儿子李泌由为三川郡守，陈胜、吴广一伙盗贼路过三川时，郡守也不出兵进剿。陈胜、吴广那一伙，都是丞相老家那一带的人，据说郡守还与这股叛军暗中有来往呢！况且，丞相位高权重，亲信遍布朝野。这是很危险的呀！”赵高的话，犹如利剑长枪，直刺李泌斯。胡亥听后似乎恍然大悟。李泌斯居然敢通敌谋反，他决意对李泌氏父子严加治罪。

李泌斯闻状，知无退路，只得立即给皇帝上书，揭发赵高，说他劫君亡国、无耻反复、贪欲无厌、求利不止，是个危险人物。但此时二世对赵高恩宠正深，认为赵高精明强干，忠心耿耿，无可怀疑。二世还把李泌斯的话告知赵高。于是赵高哭诉道：“丞相所恨，唯独赵高。我一死，他就可以为所欲为，弑君造反了！”秦二世一听，顿时暴跳如雷，立即下令将李泌斯逮捕入狱，交赵高严加审讯。

李泌斯以为自己有功于二世，实无谋反的企图；又自负辩才，希姜望上书二世，以求恩赦，出狱重享富贵。他奋笔疾书，给二世写了一封长信：“臣作为丞相，治理国家三十多年。原先秦地狭隘，先皇时秦地不过千里，兵数十万。臣尽薄才献谋略，谨奉法令，派遣谋士游说诸侯，又发展军队，整饬朝廷，赏功罚过，国力大盛，终于扫灭六国，一统天下，尊秦为天子，一罪也。开拓疆土，北伐匈奴，南征百越，以张秦强，二罪也。重赏功臣，让他们热爱国家，尽力为国效力，三罪也。立社稷，修宗庙，以示皇帝英明，四罪也。统一度量衡，公布天下，以明秦的建树，五罪也。治交通，巡游全国，以见我主之威德，六罪也。缓刑薄赋，收拾民心，拥戴君王，死而无忘，七罪也。像我这样，早够死罪了。先皇不弃，尽臣之力，所以还能活到今天。愿陛下明鉴。”这封上书正话反说，历叙自己入秦以来辅政治民的七大功绩，希姜望借此感动二世。

但这封上书却落到了赵高手中，他恶狠狠地说：“囚徒安得上书！”赵高立即让人毁掉此书，同时选派心腹党羽，装扮成御史、谒者、侍中，假借圣旨，轮番刑讯李泌斯。李泌斯一说实话，立即报以无情鞭打。一次比一次更为严酷的刑罚，使李泌斯彻底绝姜望了，只得甘心诬服。后来秦二世真的派人来审讯李泌斯了，以核实口供。李泌斯这时已遍体鳞伤，再也没有勇气为自己辩白了。他害怕说了真话又像以往那样遭到毒打，于是只得承认“谋反”属实。供词一上去，二世大喜道：“如果没有赵君，我险些被李泌斯出卖！”而三川郡守李泌由也已被项梁率领的楚军所杀，死无对证。赵高闻讯，赶紧暗约使臣密议，编造了一份假报告，说李泌由拥兵叛变，已经依法就地诛杀。于是经二世批准，把李泌斯“具五刑”、“夷三族”，腰斩咸阳。

秦二世二年（前208）七月，京师咸阳警戒森严，气氛异常。大牢门外，全副武装的士兵分列两行，刀枪林立，如临大敌。一会儿，狱卒从死牢里牵出了一批又一批犯人，男女老少，什么样的人都有，为首的钦点要犯正是前丞相李泌斯。此时的李泌斯感慨万端，他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旅途已走到了尽头，一生追求建功立业，意欲永保富贵，却不料得而复失，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临刑之际，李泌斯看着次子，老泪纵横地说：“从前在家乡上蔡，我带着你同出东门，手牵黄犬，猎兔取乐。今生今世再也不可能有那种事了。”说完，父子抱头痛哭。一代名相李泌斯就这样退出了历史舞台。

次年，赵高杀掉秦二世，立子婴继位。不久，赵高又被子婴杀掉。子婴在位仅四十六日，刘邦便率军进逼咸阳，他只得出城投降，从而宣告了秦王朝的灭亡。

综观李泌斯的一生，作为一个杰出的新兴地主阶级政治家，他的身上充满着复杂的矛盾。在秦王朝建立之前，李泌斯积极拥护和支持秦王朝的统一大业，并为此做出了重大贡献。但秦王朝建立之后，李泌斯逐渐走向其反面。他身为丞相倡行督责之术，施政更加残暴，致使“天下苦秦”。秦始皇死后他又伙同赵高使秦二世继承皇位，变本加厉地推行暴政，终于使人民揭竿而起。其种种倒行逆施大违民心，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尽管李泌斯的结局十分悲惨，但千百年来从未引起人们的同情与怜悯。他以自己的智谋帮助秦王朝统一了全国，但却未能使这种统一得到巩固。他个人事业的成败几乎与秦王朝的兴亡相始终。他智谋有余，但节操不足，终因阿附赵高而身被五刑。

（王振富）

本文主要资料来源：《史记》卷八七，《李泌斯列传》；《史记》卷五，《秦始皇本纪》；《资治通鉴·秦纪》。

范雎增被迫告老还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