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谋善战威震七国,布衣将相治国有术

多谋善战威震七国,布衣将相治国有术

——吴起传

吴起（？—前381）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谋略家和军事家。他的一生大体可以用下面几句话来概括：别母逃卫从曾参，杀妻得将挫齐军。被谤离鲁事魏徵侯，文武兼治却强秦。变法强楚为令尹，威震四方老臣心。惜乎谋军谋国相，未解遭忌殒命因。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从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的大转变时期。封建制的生产关系逐渐形成，新兴的地主阶级先后登上政治舞台，他们迫切需要从各方面选拔人才，扩大势力，进行争霸战争。于是，在战国初期出现了“礼贤下士”之风。各种有才学的士人，四处奔走，八方游说。也就是在这个战火纷飞的变革时代里，吴起降生在黄河中游的卫国（今山东曹县），那年大约是公元前440年，在此后的60年里，吴起以超人的谋略先后成为鲁、魏徵的大将，楚国的令尹，他率军征战，锐意兴革，著兵法传世，奏响了这个变革时代的强音。

一、别母逃卫从曾参，杀妻得将挫齐军

吴起出生在卫国的一个富有家庭，青年时家中积蓄足有千金。他依靠这些积蓄外出求官没有结果，反而弄得倾家荡产。同乡中有人笑话他。吴起羞愤交加，一怒之下，杀掉毁谤自己的30多人，随后逃离卫国。他的母亲送他出卫国的东门，母子情深，依依难舍。吴起姜望着母亲渐渐花白的双鬓，心中非常惭愧，就在自己的胳膊上咬了一口，狠狠地发誓：“孩儿不孝，不能侍奉母亲于膝下，今日离去，做不到卿相，绝不再回卫国！”说完转身离去，始终没有回头。在泪眼蒙眬中，吴母看着儿子倔强的背影消失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她哪里知道，这一去竟是永诀，儿子从此走上了叱咤风云的征途……(www.guayunfan.com)战国时代，游说、从师是进入仕途的两条门径。吴起为了出人头地，必然走上这条道路。他首先师从曾参，成为孔子的再传弟子，研究儒学，日有所进。可是过了不久，吴起的母亲去世了。噩耗传来，吴起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泪如泉涌，恨不能立刻回到卫国。恍惚中，他仿佛又看到了生他养他的故乡熟悉的土地，又看到了那时别母东去的悲壮情景，铮铮誓言犹在耳边回响。而今物是人非，自己壮志未酬，怎么能回去呢？他日位居卿相，再荣归故里，想来母亲地下有知，定会明白这份苦心，想到这里，吴起决定不回去奔丧，继续攻读。曾子知道这件事后，大为恼火，认为吴起不讲孝道，不配做儒家的弟子，就和他断绝了师生关系。吴起从此抛弃儒道，潜心研究起兵法来，做了鲁君的臣下，这时的吴起，由于复杂的经历，他的思想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大约公元前410年，正当而立之年的吴起郁郁不得志之时，齐军进犯鲁国给了他施展才能的机会。鲁国国相公仪休知道吴起是一个精通兵法、学识渊博的人，他对鲁穆公推荐吴起，说：“要打退齐军，一定要用吴起。”鲁穆公有口无心地答应着，实际上并不打算这样做。几天之后，齐军攻占了鲁国的城邑，情况紧急，公仪休再一次推荐吴起，穆公才为难地说：“我并非不知吴起有将才，可以领兵退敌，但是他的妻子是齐国人，现在要派他去打齐国，很难保证他没有二心。所以才犹豫不决。”公仪休把实情告诉了吴起。成名心切的吴起，为了打消鲁君的疑虑，求得高官厚禄，不念夫妻之情，杀死了自己的妻子。鲁穆公见他杀妻示诚，觉得吴起可用，于是拜吴起为将军，率两万人马，抵御齐国的进攻。

初为大将，吴起仔细研究了齐鲁两国的军事力量，认为齐强鲁弱，而且齐军士气正盛，如果与他们硬拼必然伤亡惨重，所以难求速胜。只有稳住阵地，打持久战，以待时机。于是，吴起把军队驻扎下来，嘱咐士兵们坚守阵地，不与齐国开战。时间一长，齐军坚持不下去了。齐军首领田和急于侦察鲁国的兵营，于是派张邱假意说话，以探虚实。吴起得信后，觉得不如来个将计就计，就把精锐的兵马隐藏起来，让一些上了年纪的和瘦弱的士兵守在军中，吴起也假装害怕齐军的力量，请张邱帮忙，使齐鲁两国和好。张邱果然中计，他回去后向田和报告：鲁军兵士软弱无能，吴起胆小怕事，急于求和。于是田和放松了警惕，让士兵休息几天，再整齐兵马进行总攻击。可就在当天晚上，齐军驻地周围突然间战鼓四起，鲁军杀了过来，个个身强体壮，斗志高昂，吓得田和、张邱弃军逃命。齐军大乱，伤亡惨重。吴起率军队乘胜追击，将齐军完全赶出了鲁国国土，大大提高了鲁国的威姜望。吴起的名声从此在各个诸侯国中传开了。通过这次战争，吴起作为一个能谋善断的将领初露锋芒，于危难之时力挽狂澜，功不可没。他的军事谋略也开始得到了应用。这些在他后来著的兵书中也有体现。吴起初步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成为鲁国的大将，名震四方。

二、被谤离鲁事魏徵侯，文武兼治却强秦

正当吴起踌躇满志的时候，鲁国有人到鲁穆公那里毁谤吴起：“吴起是个猜忌而残忍的人。年轻时一怒之下杀掉了嘲笑他的30多人，后来母亲病故也不回去奔丧，而今又杀妻求将，这种不孝不义之人，怎能在鲁国这样讲求道德的国家为将呢？而且鲁国是个小国，现在却靠卫国人吴起打败了齐国，这名声一旦传开，诸侯各国就要共谋对付鲁国了。何况鲁国和卫国都是姬姓国，是兄弟之邦，您重用吴起，那就是鄙弃卫国。”鲁穆公听了这些话，便对吴起产生了疑虑，不久就辞退了他。

吴起一夜之间由大将变为一介布衣，不禁百感交集。鲁国是待不下去了，他听说魏徵文侯是贤明的国君，就想前去谋个一官半职。经过长途跋涉，吴起来到了魏徵国。

魏徵国在鲁国的西南方，境内有黄河支流鸿沟水流过，地处中原，土地肥沃，人口众多，交通便利。魏徵文侯即位后，已建成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文侯礼贤下士，重用李泌悝、乐羊、西门豹等人，国势较强。吴起对文侯的为人和政绩早有耳闻，一心想投靠文侯。一天，文侯接见了吴起。吴起不失时机地谈起了军政大事，魏徵文侯故意推托，说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吴起就说：“我从显现的事物可以预知隐藏的东西，从过去可以察知未来。主君您嘴上说的与心里想的为什么不一致呢？现在您一年四季都派人宰杀牲畜，剥取皮革，制造各种长短兵器，可不可以理解为这是您的军事准备呢？从前承桑氏的国君，力修文德而废弛武备，致使国家灭亡。有扈氏的国君依仗兵多好战也使国家灭亡。英明的国君都应从中得到治国的借鉴，那就是对内要以文德治国，对外要加强战事准备，即文武兼治。因此说面对着敌人的侵略不去迎击，算不得义；看到被敌人杀害的战士而哀伤，也算不上仁。”吴起侃侃而谈，力倡文武兼治，与魏徵文侯不谋而合。魏徵文侯因此对他很器重，特设宴款待，并让夫人给他敬酒，隆重地任命吴起为魏徵国大将。

吴起担任大将时，与军队中最下层的士兵穿同样的衣服，吃同样的伙食。睡觉不铺垫褥，行军不骑马乘车，亲自担负军粮，与士兵同甘共苦。士兵中有一个人生了毒疮，吴起俯下身子，用嘴帮他把脓液吸出来。这个士兵的母亲听说后，放声大哭。有人问他：“你的儿子只是一个小兵，如今吴大将亲自替他吸脓液，为什么还要哭呢？”那位母亲回答说：“往年吴将军也替他的父亲吸过脓疮，结果他父亲在战场上勇往直前，战死沙场。如今，将军又同样对待我的孩子，我不知道他又会牺牲在什么地方了，所以我伤心落泪啊！”吴起善待士兵，使士卒乐于用命，受到兵士爱戴。公元前409年，吴起带兵讨伐秦国，一举夺取了五座城池。

公元前406年，魏徵文侯因为吴起善于用兵，为人廉洁，待人公平，战功卓著，就任命他做了西河地区的长官，以抗拒秦国和韩国。

魏徵文侯死后，魏徵武侯即位，吴起继续镇守西河。一天，武侯游览黄河，乘船顺流而下。行至中途，武侯指着滔滔的河水，回头对吴起说：“多么壮丽啊！山河如此险要，这是魏徵国的瑰宝啊！”吴起回答说：“主君所言极是。不过臣以为要巩固国家，关键在于施行德政。地势险要只是外在的条件。从前三苗氏左边靠洞庭湖，右边靠彭蠡湖，可是他不修德行，不施仁义，结果被夏禹灭掉。夏桀的地方，左边是黄河、济水，右边是泰山、华山，南边是伊阙山，北边是羊肠坂，可是他不施仁政，结果被商汤放逐。商纣的国土，左边是孟门山，右边是太行山，常山在它的北面，黄河从它的南面流过，可是他不修德政，结果被周武王灭掉。从这些历史事实看来，施行德政非常重要。如果只依靠险要的地势，不行德政，就连这些同船的人也会变成您的仇敌啊！”武侯听了吴起的一番话，连连称是，从此对吴起格外信任。

吴起在西河经营了二三十年，很有声姜望。在此期间，他对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进行了许多改革，率军与诸侯国激战76次，其中64次全胜，其余几次打成平手。吴起统率三军，使士卒乐于为国捐躯，敌国不敢打魏徵国的主意。吴起管理各级官吏，接近黎民百姓，使府库充实。他镇守西河，使秦兵不敢东进，让韩、赵两国亲附。随着吴起领兵多次征战，魏徵国的领土也不断向四面扩展。

在魏徵国国势日强的同时，吴起的军事思想也逐渐成熟，他总结长期带兵作战的经验和在西河的治理经验，提出了许多战略战术和治国大计，写成《吴子兵法》，成为历代军事活动家必读之物。《汉书·艺文志》中记载《吴子兵法》48篇，把吴起列入兵权谋家一类。兵权谋家“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着重讲求战略战术的运用，兼采其他各派的长处，是兵家学派中最主要的一派。《吴子》是我国军事思想史上的宝贵遗产。现仅存6篇：“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从中可以大体看到吴起的战略战术和治国谋略，这是吴起作为历史上著名的谋略家在军事和政治上的主要思想。

吴起不仅是一个军事家，而且是政治家、谋略家，他从政治与军事相联系的角度来阐述必胜之道，进一步发挥了他曾对魏徵文侯所提出的文武兼治的治国方略，提出“图国”必须“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政治是军事胜利的保证，军事是为政治服务的。

吴起指出，治理国家一定要先教化百姓，亲近万民。礼、义的教化尤为重要。在论述“四不和”时指出：“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强调了治理国家与军事的密切关系，从而进一步指出：有治国之道的君主，要使用民力，必“先和而造大事”。实现从国家到军队的团结。同时，要让人民明白，君主是爱惜民力的，那么人民在为君主谋事时，一定会奋勇向前，不怕牺牲。此外，爱惜民力也是胜利的重要因素。吴起指出，进行战争的国家，作战五次，尽管都胜利了，可还是难免灾祸；四次作战都胜了，还是有许多弊端；三次作战胜利，仅可以称霸；两次作战胜利，才可以称王；一战决胜方可为帝王。多次作战胜利能得天下的很少，究其原因，战争频繁，国家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客观上造成了国势衰微。具体到教化百姓，吴起指出，必须修德，教礼、义。德分“道、义、谋、要”，修德则兴，废德则衰。以礼教民，以义励民，使人民有羞耻之心，从而可以作战，又可以守成。

吴起对用兵目的进行分类，从大的角度规定了对策，用兵目的有五：“争名，争利，积恶，内乱，因饥。”兵又有了五种名称：“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禁绝暴动、解救纷乱是义兵，依靠势众征伐为强兵，一怒之下兴师动乱是刚兵，抛弃礼仪贪求私利为暴兵，国家混乱人民疲敝而兴师动众是逆兵。对这五种情况，有各自的应付办法。义兵要以礼义降服，强兵一定要以谦和降服，刚兵必要用言辞说服，暴兵要用计策降服，逆兵要用权势压服。具体到魏徵国当时的情况，西部是强大的秦国，南部是楚国，北面是赵国，东面是齐国，相邻两国前燕后韩，尽管处在不利的情况下，但吴起逐一分析了各国军阵，认为各军各自有攻破之法。齐国列阵前重后轻，重而不坚，应分别攻击进行胁迫。秦国军阵松散而内部有矛盾，破秦阵要以利诱敌，设下埋伏。楚国军阵虽然整齐但耐久力差，破楚阵要袭乱屯粮，挫其锐气，使敌疲敝。燕国军阵长于固守，但缺乏灵活性，破燕阵就要采用多种战术，让其将疑惑，让其兵惧怕。三晋军阵虽然有序但难以大用，因为人民疲于作战，士兵没有为国而死的志向，破阵的关键就是挫其斗志，失其锐气。

吴起还总结出了对敌实施攻击的要诀，即“审其虚实而避其危”。（一）敌人从远方刚到，行列还没有排好时。（二）敌军饭后，还没有备好装备时。（三）敌人疲于奔命时。（四）敌人姜尚未占据有利地势之时。（五）敌人渡河到一半时。（六）敌人处于危险的道路、狭窄的小道上时。（七）敌人惊慌失措，旗帜混乱之时。（八）将领离开士兵，群龙无首之时。（九）列阵多次移动之时。

在治军上，吴起坚持“以法治军”，主张“赏罚分明”，使士兵“各得其所”，进有重赏，退有重刑，以此来鼓舞斗志。并对死难者的家属，每年都要派人慰问，加以抚恤。《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吴起镇守西河的时候，秦国有一个小小的烽火台垒在临近魏徵国的边境上，吴起想拔掉这个钉子，但他没有直接下令，而是采取了间接的方法。一天，他把一根车上的横木靠在北门外的墙根，对士卒们说，谁把它搬到南门外去，就奖给他良田美宅。人们都将信将疑，一个人想试试看，就把它搬到了南门外。吴起果然赏给他田宅。不久，吴起又把一担豆子放在东门外，下令说：“有谁把它挑到西门外去，同样赏赐。”这次，人们争着去做。士卒都知道吴大将守信用，明法令，对他的命令，将士们都乐于执行。吴起看到时机成熟，就下令说：“明天我们要拿下秦国的烽火台，谁先攻上去，就让他担任大夫职务，并赏给田宅。”第二天，士兵们蜂拥向前，只用了一个早上的时间，就把烽火台攻下来了。

吴起在治军上特别强调使士兵“各得其所”，这样才能激发士兵的斗志。吴起说：“古代贤明的帝王，一定要注意君臣之礼和上下的威仪。招募良才，以应付没有预料到的情况。从前齐桓公招募了5万勇士，从而称霸诸侯；晋文公招募4万先行军，从而实现了自己的志向；秦缪公设了冲锋陷阵的3万勇士，使邻国服从。所以明达的君主，一定要使自己的百姓各得其所。有胆识而又力大无穷的人作为一队；忠诚勇敢、乐于冲锋陷阵的人作为一队；步速快、能越高墙的作为一队。这样分列，可以战无不胜。”对于战争中的安排，吴起指出：要使个子矮的人拿矛、戟，个子高的拿弓、弩，身体强壮的举旗帜，勇敢的擂鼓鸣金，体弱的负责杂役给养，有智谋的作谋士，这样每人都能发挥自己的才能。

此外，吴起在治军上一再强调“不从令者诛”，使“三军服威，士卒用命，则战无强敌，攻无坚阵”。《尉缭子·武仪第八》有记：魏徵秦两国开战，吴起还未下命令进攻，一个士兵就冲了过去，砍下两个秦兵的脑袋。回来后，吴起立即把他杀了。事后，掌军法的官吏对他说：“这个士兵是块材料，杀掉太可惜了。”吴起坚决地说：“没有我的命令，任意行动，这是违令行为，怎么能不斩首呢！”

在选将用人方面，吴起也总结了何为良将的理论。吴起说：“勇敢只是将领的一个因素，作为大将，有五个方面要特别注意：一、理，治众多的军队像治理人少的军队一样；二、备，凡是出门就如同要遇到敌人，要做好准备。三、果，面对敌人果敢而不贪生怕死。四、戒，虽然已攻下敌城，仍要像刚开战时一样警惕。五、约，法令简明而不繁杂，接受命令而不推三阻四。破敌之后才回来，这是将领的礼仪。”而且，吴起特别强调将领在战斗中不得犹豫。他说，战场上兵戈相见，性命攸关，善于将兵的人，就像坐在漏船之中，身在着火的房屋之下，使智慧的人来不及仔细筹划，让勇敢的人来不及愤怒，就要面对敌人了。所以，一定不能犹豫。有了上面的这些还不够，作为一个将领必须文武双全，刚柔兼备。善于运用带兵四机：一、气机，鼓舞士兵的斗志；二、地机，善于运用有利地形；三、事机，运用有利形势，出谋划策；四、力机，及时完善军队装备，提高军队素质和战斗力。

在战术上，吴起继承了孙武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思想，这一点在“论将”篇中尤其突出。吴起认为，除了对自己的将领要求严格外，战争中很关键的一点是要摸清对方将领的情况。因人而异，采取相应的对策，那就不必劳烦许多而克敌制胜。敌方将领不太精明而容易轻信，可用计诱他上当；贪婪而忽视名节，可贿赂他；敌将不灵活、少计谋，可使他疲敝困守；敌方上下不和，可派出间谍离间他们；敌将进退疑虑重重，可威吓他们，使其不战而逃；士兵轻视他们的将领并且思归心切，可与他们相约，以夺取城池。

此外，吴起还认为，指导战争要根据当时特定的环境，审时度势，随时采取灵活多变的打法，出奇制胜。比如他总结出的谷战之法、水战之法就针对不同的环境提出相应的战术。吴起主张“见可而进，知难而退”，既不能贻误战机，又不可逞匹夫之勇。

吴起著传世兵法之外，在国家政事上也对魏徵武侯进行劝谏。《吴子兵法·图国》中记：武侯曾就某事与群臣商议，大臣中没有人能比得上武侯的，他退朝后有些沾沾自喜。吴起就进言：“从前楚庄王谋划某事，群臣都比不上他。退朝后，楚庄公非常忧患。申公问及原因，庄王说：‘我听说：世上不是没有圣贤，国家也不是缺少贤能。只有那些能让他们成为自己的老师的才能为王，能成为他们朋友的方可称霸。现在我才能有限，而群臣没有能超过的。圣贤、贤能不知在哪里，楚国岂不是要衰落了。’这是楚庄王忧虑的事情，但君主您却高兴。臣下我很担心。”武侯听了吴起这番话，感到很惭愧，从此对吴起更加器重。

吴起还参与了魏徵国的军事改革，推行“武卒制”。魏徵国的武卒是选拔而得，武卒中试者，则免除徭役，广其田宅。经济上的利益刺激了魏徵国武卒的热情，而这些武卒又是精选而得，剽悍强壮，所以魏徵国的军事力量也因此大大增强，成为战国初年最强盛的国家。

吴起镇守西河，又为国君出谋划策，很有名姜望。田文做魏徵国相国时，两人和谐相处，共同辅佐魏徵武侯治理国家。但田文病故后，公叔接替了相国的职务，娶魏徵公主为妻。公叔妒忌吴起的才能，担心吴起比自己强，相国之位坐不稳，就想除掉他。公叔的仆人便献计说：“吴起是很容易除掉的。”公叔问他办法。仆人说：“吴起这人讲究骨气，为人廉洁，喜欢名声。您可以找机会先对大王说：‘吴起是一位贤人，大王的国土不大，又同强秦齐界，我私下担心他没有长期留在魏徵国的打算。不妨用下嫁公主的办法试探他。吴起如果有心留在魏徵国，就会同意娶公主；如果不愿意留下，那就一定会推辞了。’然后，您就请吴起一道回家，并故意让公主发脾气，当众蔑视您。吴起见公主这样轻贱您，一定不肯再娶公主了。”公叔依计而行，吴起见公主如此跋扈，果然向武侯辞婚。这样，武侯就生了疑虑，加上公叔等人经常散布流言，正是所谓的“众口铄金”，武侯渐渐不再相信吴起。吴起受到冷遇，只能离开魏徵国。他在公元前384年来到了地处长江中下游的楚国，先做了一年宛守。

三、变法强楚为令尹，威震四方老臣心

当时的楚国内忧外患：国内“封君太众”的积弊，国外三晋交逼，被动挨打，疆土日削。此时北方诸国大倡改革，扫除积弊，国力日盛，对楚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攻势。楚国政治上落后，经济上萎靡，军事上虚弱，陷入了一种十分困窘的境地。吴起的到来，使楚悼王感到了楚国的希姜望。他早就听说吴起是一个贤能之士，具有治国平天下的才干。为了改变楚国国贫兵弱的危机，楚悼王任用吴起为令尹，以治理楚国。此时的吴起已近花甲之年，坎坷的经历使他对所处的时代有了较清楚的认识。他能感觉到时代的脉搏需要注入改革的力量，为报楚悼王的知遇之恩，尽量施展自己的才能及平生的抱负，在楚国进行了变法。

吴起以谋略家敏锐的洞察力指出，楚国的“贫国弱兵”，是由于“大臣太重，封君太重”，这些大臣、封君“上逼主而下虐民”。因此，他主张改革从打击大贵族入手，“废其故而易其常”，进行变法，其要点是“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

（一）均平爵禄。楚国的爵禄是世袭的，而且受爵禄的人以亲以贵者居多，即先辈因功受爵禄，后代子孙虽无功，但仍然享有丰厚的爵禄。然而一些在战争中建立新功者，却功大而禄薄，甚至无禄。这当然是一个极不公平的现象，极大地限制了将士的积极性。吴起于是“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以此鼓励将士。另外，吴起主张对封君的“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削减官吏的禄秩，以培养挑选来的士兵。这是战国时期的先进思想指导下的进步政策。

（二）废除无用、无能的官，裁汰“不急之官”，缩减无用的开支，革除世袭封君的特权，精简了国家机构，增强了地主政权的军事力量。

（三）春秋至战国时期，楚用武力灭掉了许多国家，得到了广大领土，但都未经开发。吴起就把旧贵族迁移到荒凉地区，既有力地打击了贵族的势力，又有利于开发荒凉地区。

（四）吴起为了整顿楚国官场的歪风，提出了几点主张：（1）不能因个人的“私”妨害国家的“公”，不能让坏人的“谗”掩盖忠臣的“忠”，要求大家能够为“公”而忘“私”，“行义”而不计毁誉，一心为国家效力；（2）“塞私门之请”，禁止私人之间的请托；（3）不准纵横家进行游说，选拔真正有才能的人。

（五）在经济上，吴起奖励“耕战之士”，使人们安心发展农业，促进了经济发展。

（六）在军事上，提出“厉甲兵，以时争于天下”，建立一支“魏徵武卒”那样的军队，改变了楚国军事力量不强的状况。

（七）吴起还改革了“郢人以两版垣（用夹板填上筑墙）”的简陋筑墙方法，开始建设楚国都城郢。

吴起变法，目的在于富国强兵，以称霸于诸侯。吴起以其非凡的才干和过人的谋略，使变法在楚国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楚悼王十九年（前383），赵国侵犯魏徵的属国卫，魏徵国攻赵，节节取胜。赵国被迫向楚国借兵求援。楚国正值吴起变法之时，国力强盛，此时出兵，正好是向北方国家显示武威的好机会。而且自战国以来，魏徵、楚相邻，魏徵国恃其强，多次侵略楚国。楚国也想乘此机会报复魏徵国，于是楚军便救赵伐魏徵。楚在公元前381年与魏徵国“战于州西，出于梁门，军舍林中，马饮于大河”。赵国也想借楚力，取魏徵棘浦，拔黄城。楚自楚庄王以后，又一次打到黄河岸边，使中原国家刮目相看。

吴起北向以并陈、蔡，恢复了战国以来被三晋占领的陈、蔡故地。楚又西面伐秦，秦不能招架。“诸侯皆患楚之强”。新法行之一年，收到了“兵震天下，威服诸侯”的效果。

吴起又以战略家的眼光，向南扩展疆域，“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江南正式纳入楚国的版图。江南，指的是今洞庭湖一带，这里主要聚居着百越各族。战国时期，洞庭湖已被开发，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优越的地理环境成为楚人攻占的目标。吴起变法，楚国国力空前强盛，具有战略眼光的吴起把视线移到江南。江南的蛮越之族姜尚处在落后的部落社会阶段，自然不堪楚国一击。吴起南平百越，使楚国占据了江南最富庶的洞庭湖平原，势力直抵南岭。占领江南对楚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首先是楚国开拓了几十万平方公里的疆域，其版图大大扩展了，这无疑为楚国开辟了新的经济资源。洞庭湖平原气候温和，土地肥沃，与江汉平原一样是楚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楚国毫不费力地取得了一个后方粮仓，这对楚国与中原各国的斗争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吴起变法，使楚国的势力伸入江南，促进了江南的开发。

四、惜乎谋军谋国相，未解遭忌殒命因

吴起变法是一次打击世袭贵族政治经济特权的运动，是一场新旧势力的斗争，遭到了大贵族的激烈反对。吴起变法主要是削弱贵族，而不是彻底削夺贵族，这样就使贵族能够利用其掌握的各种力量进行反扑。

楚国官员都是王室宗亲，决不允许异姓插足。吴起作为一个外诸侯国的异姓政治家，跻身于贵族之间，依靠楚悼王的信任，采取打击大贵族特权的措施，执法严肃，刚直不阿，变法所遇阻力之大，反对之烈，相对其他诸侯国来说都是空前的。同时，他还遭到了当时流行楚国的道家的攻击，指责吴起富国强兵的主张是“阴谋逆德，好用凶器”，咒骂吴起是祸人，攻击楚悼王“逆天道”。但是吴起没有被反对者吓倒，还是坚决实行变法，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新法没有深入民心。因此没有得到广大中下层人民的理解、支持和拥护。吴起变法着力于官制、爵禄方面，而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未能深入地结合进行，种下了失败的隐患。

新法实行到公元前381年，楚悼王死去。在悼王的灵堂上，楚国贵族发难，攻击吴起，并要杀死他。吴起仓促之间跑到楚悼王的尸体下躲藏。这些贵族不顾楚法关于“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的法令，射杀了吴起，但也射中了王尸。于是，凡是射中王尸者，都被判死罪，因此而被处死的有七十余家。吴起对旧贵族的势力没有足够的估计，当他们反扑时，自己没有招架之力，他只是依靠自己的智慧，使射杀自己的人也被处死，也算死而有智。但是，变法也因楚悼王和吴起而夭折了，因为吴起死得早，变法的时间短，所取得的成效就和秦国商鞅变法不同。韩非就曾说：“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强。”吴起变法虽然失败，但变法却在楚国的贵族政治中激起了强有力的波澜，变法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在楚国的政治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吴起变法促进了楚国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化，为楚国以后的强盛打下了基础。

吴起，从一个平民先后做到鲁国、魏徵国的大将，楚国的令尹，随着他的辗转逃亡，所到之处，都显示了他过人的谋略。不论是率军征战，治国改革，吴起都为所在国做出了重大贡献。吴起可以为国家出谋划策，可以制定战略战术克敌制胜，并著成《吴子兵法》泽被后人，而对于他自身，却不能自保。他先逃离卫国，后遭谤先后离开鲁、魏徵，最后在楚国被乱箭射杀。这尽管与吴起本人的个性有关：功利心重，行为过激，由于胆识过人而被妒嫉，遭暗算。但如司马迁所说：吴起以“刻暴少恩而之其躯”，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每当一个变革的时代，新事物的出现必然遭到旧势力的反对。从吴起死于乱箭，商鞅死于车裂，到维新运动中慷慨就义的六君子，都使人想到恩格斯曾说过的，“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中，都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驱她的凯旋车”。

（于萌苗）

本文主要资料来源：《史记》卷六五，《孙子吴起列传》；《史记》卷四○，《楚世家》。

孙膑身残志坚修兵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