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帝百日维新

光绪帝百日维新

光绪二十四年一月三日（公元1898年1月）这天，康有为被召到总理衙门。西花厅上，翁同龢、李鸿章、荣禄、廖寿桓、张荫梧五位大臣正襟危坐，听康有为陈述变法维新主张。

康有为在西花厅上慷慨陈词，爱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但他的变法主张触及了皇族的利益，使荣禄、李鸿章等顽固派十分气恼。慈禧的亲信大臣荣禄首先跳出来责难，说：“大清祖宗之法，难道可以变更么？”康有为语气温和措辞激烈地反驳道：“现在祖宗留下的国土都要保不住了，死守祖宗之法还有什么用？又譬如，这总理衙门，原先祖宗并没有设置嘛，可见祖宗之法是可以变的。”荣禄无言以对，顿时涨红了脸。接着，李鸿章、廖寿桓等人轮番向康有为提出责疑，康有为对答如流，使这次“问话”，变成维新派与守旧派的辩论会。

第二天，翁同龢将“舌战”经过向光绪汇报。光绪听后，变法决心更为坚定起来，又想召见康有为，再次被恭亲王奕阻挠。光绪无法，只得传话叫康有为书面条陈上来，并严厉降旨：“以后对康有为的条陈、奏章随到随送，不得扣压。”

这一日，光绪皇帝正在披读康有为编写的《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考》等书。他如饥似渴地读着，每看到精彩之处，禁不住拍手叫好，想想自己眼下的处境，忍不住眼角流泪，发出深深的叹息。

光绪皇帝原是醇亲王奕譞（xuān）之子，名叫载湉，又是西太后慈禧的侄儿和外甥，十九岁的同治皇帝驾崩后，慈禧太后为了能再次“垂帘听政”，便将四岁的载湉立为皇帝。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十六岁的光绪到了“亲政”的年龄，慈禧仍要“训政”，将光绪处于傀儡皇帝的地位。两年后，慈禧把自己的侄女隆裕许配给光绪。光绪心里实在不喜欢这位慈禧“奸细”般的皇后，将宠爱倾注于同他志同道合的珍妃身上。

珍妃见皇上整日埋头阅卷，为变法事操劳，虽碍着“后宫不得干涉朝政”的祖训，不便多言，但总是日夜守候着光绪，鼓励他善为进取；光绪行文下诏，她总是在一旁研墨，汗巾香茗，每每亲自侍俸。皇后隆裕和太后慈禧都将她看作眼中钉。

此时，光绪伏在御案上正读到兴致之处，康有为应他所写《应诏统筹全局折》送到宫中。光绪帝大喜，连忙拿起来看，看到激动之处免不了要大声念给珍妃听，“当今世界各国都在变革，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

那康有为力主皇帝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推行新政，发愤图强。这个“统筹全局”的奏折正是康梁变法的施政纲领。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光绪皇帝终于接受了维新派的政治主张，发布《明定国是》诏，正式向全国宣布变法。诏书指责一些顽固官僚表面上“志成忧国”，实质上“空言无补”，号召朝野“自王公以至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

光绪皇帝为了启用维新人物，推行新政，于二十八日（6月16日）以非正式的方式在颐和园召见康有为。光绪皇帝等他礼毕，便急问自强之策。康有为便陈述三大策：一是大集群才，以谋变政；二为采取西法，以定国是；三是改良法制，为变法之要。其他如废科举、兴学校、译西书、修铁路、发行纸币，设立银行……种种陈述，滔滔不绝，真是口若悬河，头头是道，把光绪皇帝说得点头不止。康有为又说：“我研究过各国变法情形，西方各国近二百年才富强起来，日本搞维新三十年也强了，中国如好好变法，三年就能有起色。”光绪十分高兴，说：“你的《统筹全局折》对于变法写得很详尽，我看可以试行。”康有为压低声音道：“皇上既然决心变法，为什么不能果断行事？”光绪叹了口气，向门外瞥了一眼，低声说：“一言难尽。”康有为理解光绪苦衷，便说：“皇上靠守旧的大臣是决不可能推行新法的，但也不必将旧衙门撤除，只须添设新机关，提拔维新人士办新政。至于旧大臣，可以保留他们的高官厚禄，把他们养起来，这样，他们也就不会反对新政了。”光绪听了，连连称好，说：“你这办法稳妥、稳妥！那我先委任你为总理衙门章京（主持文书工作），委任梁启超为大学堂主事，并主持译书局事宜。变法诏书由你起草颁布。”康有为感激涕零，连忙跪下叩头谢恩：“皇上放心，臣效忠皇上变法，万死不辞！”

维新变法终于推行了！这一年是旧历戊戌年，因而这次变法又被人称为“戊戌变法”。维新人物的骨干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被任命为军机章京，参与批阅奏章、起草诏书的工作。康有为等人今天一个奏折，明天一个条陈，流水般的传到皇宫里由光绪变成上谕、诏书，一件件再从京城飞向全国。在变法的三个多月中，颁发的诏书、上谕有一百多条，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各方面，有广开言路，提倡实业，裁减冗兵、开办学堂等等。但光绪皇帝并不敢采纳康有为改革官制这最紧要的一点，也不敢触动从中央到地方的旧有官僚机构，那顽固守旧势力的总后台慈禧仍然凌驾于皇帝之上。即使这些枝枝节节的改革，也只是纸面上的东西，地方上的大员除了湖南的巡抚陈宝箴还能认真执行以外，其他地方官大都是阳奉阴违，甚至置之不理。尽管如此，光绪下诏变法给朝野上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旧的封建体制不改不行了，皇帝启用康有为等维新人物，意味着维新派的改革主张成为合法，于是朝野．官场和士界高谈变革、议政参政，一时蔚然成风。

面对抗拒新政的严重“抗上”现象，光绪皇帝大为震怒，在下诏书表彰和奖励陈宝箴的同时，他严斥了办理新政不力的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谭钟麟。但光绪的诏书对于这些老奸巨滑的地方高官并未起到什么作用，他们有的继续玩弄两面手法，有的装聋作哑，有的干脆就告到慈禧太后那里，倒打光绪皇帝一耙。

在顽固派官僚阻挠变法的严峻形势面前，康有为只能抓住一个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和少数几个帝党官僚；光绪皇帝也只能依靠康、梁、谭等少数几个卖力的维新人物，为了增强光绪的变法决心和恒心，康有为又先后给他呈上自己写的《突厥削弱记》《波兰分割记》《法国革命记》等书，备书都有序文和按语。书中大声疾呼，要挽救王朝的危亡，就非得坚决果断地推行维新变法不可。

看了这些书，光绪受到极大的震动。于是，他决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于六月中旬下诏裁撤詹事司、通政司、光禄寺等无所事事的衙门。并撤销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因为这三省既有巡抚，又有总督，机构重叠。他又继续重用了一批维新派人物。

光绪厉行新政，惹怒了许应睽、怀塔布、刚毅等一班顽固派大臣。他们天天在那里寻维新派的岔子，好到慈禧太后面前去挑唆。一天，礼部主事王照上了一个奏本，被礼部尚书怀塔布扣住，塞在袖子里，以便进呈太后。不想，此事让御史杨深秀得知，立即奏闻光绪。光绪听了大怒，立即下令给礼部尚书许应骙，要他核实此事。不想许应骙在回奏中趁机对康、梁等人大肆攻击，并要求光绪帝罢黜康有为等人。御史文悌更是找上门来，跪在光绪面前“控诉”康有为和杨深秀等维新人物的“罪行”。光绪深知，这些大臣都是仗着慈禧的权势，才敢如此作难。他决心煞一煞他们的威风，排除变法中的重重阻力，便于九月四日，横下心来下了一道谕旨。谕旨说，他屡次降旨，广开言路，各堂官不得“稍有阻格”，而怀塔布、许应骙等六人竟居然抗旨。故将“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均著即行革职。”对于王照，光绪则嘉奖他“不畏强暴，勇猛可嘉，著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用昭激励。”

“罢黜六常官”事件轰动了整个北京，躲在颐和园策划阴谋的慈禧太后再也忍不住了。原先，她并不十分反对变法，是因为颁布的变法诏书中的许多内容，与洋务派的主张并没有原则上的不同。现在，光绪变法居然变到自己头上，向自己的党羽开了刀，她岂能容忍。于是，她阴谋发动了一场政变，终于使维新变法运动夭折。若从光绪下《明定国是》诏开始到“戊戌政变”，变法被中止，前后仅仅一百零三天，因此，这次变法运动也被人称作“百日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