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公谨与事变的人事安排_唐代政治人物的故事

张公谨与事变的人事安排_唐代政治人物的故事

下面结合事变展开的相关环节，考察一下张公谨与事变的主要人事安排。

(一)关于政变的领导集团成员

《旧唐书》卷六四《李建成传》:

武德九年，突厥犯边，诏元吉率师拒之，元吉因兵集，将与建成克其举事。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等，日夜固争曰:“事急矣!若不行权道，社稷必危，周公圣人岂无情于骨肉，为存社稷大义灭亲，今大王临机不断，坐受屠戮于义何成?若不见听，无忌等将窜身草泽，不得居王左右。”太宗然其计。(www.guayunfan.com)武德九年九月，太宗登基表彰功臣，长孙无忌、房玄龄、尉迟敬德、杜如晦、侯君集五人功居第一。

可见，政变的核心领导集团成员是:李世民、长孙无忌、房玄龄、尉迟敬德、杜如晦、侯君集。张公谨不在其列。

《旧唐书》卷二《太宗本纪》: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太宗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节、秦叔宝、段志玄、屈突通、张士贵等于玄武门诛之(二凶)。

这个名单接续前六个核心成员，又增加了宇文士及、高士廉、程知节、秦叔宝、段志玄、屈突通、张士贵等，也没有张公谨。

为了澄清张公谨所处地位，有必要对这个领导名单中的成员在政变中的作用作一说明:

太宗登基后，表彰功居第一的五位功臣中:房玄龄、杜如晦是文臣，功重在策划事变系统方案上;尉迟敬德是事变中灭二凶逼高祖的主要打手，他们的作用相对明确。

长孙无忌的作用，依据事变前力量对比情况，太宗方面较弱，他要想胜算，必须发奇兵才行。而长孙无忌和高士廉舅甥二人，就是组建了一支神不知鬼不觉的囚犯奇兵，增强了李世民一方的战斗力，以此功居第一是服众的。而功居第一里没有高士廉，高士廉本身也是文官，年龄也偏大，他不可能到玄武门带兵冲锋陷阵，这也可旁证无忌是奇兵的实际领导者。

侯君集功居第一，《旧唐书》卷六九《侯君集传》:“预谋议建成、元吉之诛也，君集之功居多。”其实他的作用还重在指挥兵力方面。从当时局势看，设伏环节中，有一个重要兵力部署环节，就是秦王府余部约七百二十人，投入玄武门外围剿东宫和齐王府赶来增援的部队，这支围剿部队的现场领导是最有资格功居第一的。那就该是侯君集，从他后来任兵部尚书一职，也可为他的帅才作一注脚。

程知节、秦叔宝、段志玄三人，没有确定。如果按战斗兵对兵、将对将的原理对应，可对应如下:侯君集对薛万彻，程知节、秦叔宝对冯立、谢叔芳。在名单中程知节、秦叔宝排在侯君集后，如果推测不误，他俩当是侯君集的两个副手，也是玄武门外重要攻击力量的领导成员。

关于段志玄的作用，《旧唐书》卷六八《段志玄传》记:“巢刺王元吉竟以金帛诱之，志玄拒而不纳，密以白太宗，竟与尉迟敬德等同诛建成、元吉。”他的打手作用仅次于尉迟敬德，“与尉迟敬德等同诛建成、元吉”他也是诛二凶的得力武将，有可能还是进入宫内七十精兵的头领之一。这样他在名单中有一席之地才说得过去。

宇文士及，当日裴寂、萧瑀、陈叔达、封伦、宇文士及、窦诞、颜师古七位大臣即将参与李渊裁判李建成、李世民的矛盾，除裴寂外其他大臣都倾向李世民，而原来是高祖近臣的宇文士及，已经是李世民天策府的司马，他已全力支持李世民，成为当日具体配合尉迟敬德逼诏的当事人。

屈突通，当时已经七十一岁，他不可能参加事变现场拼杀，他的作用是事变后被派往洛阳控制局势，取得洛阳地方势力的支持。此前，建成、元吉所属曾告世民亲信张亮在洛阳大肆活动，图谋不轨。虽然经过审问，张亮无罪释放，但李渊和太子建成在洛阳也必对世民采取了防范措施。在世民控制长安局势后，马上派屈突通重新收回洛阳控制权，稳固自己争夺天下的根据地。

张士贵，在事变后他和刘师立负责招收新兵，这也当是事变前就谋定的。李世民名义上掌管军权了，但京城各口部队，还是建成多年经营的人马，在京城李世民的嫡系部队还很单薄，随时面临太子建成、元吉余党的军事威胁，迅速增训新兵，进一步牢固控制京城，招收训练嫡系部队是必然的。张士贵的工作为太宗迅速登上宝座做好了安全保障工作。

(二)张公谨与张瑾、张公瑾

上面核心名单中没有张公谨，那么张公谨究竟是什么资历呢?在翻阅史书时，发现张瑾、张公瑾与张公谨三名有内在关联。

岑仲勉先生云:“《旧唐书》六八《张公瑾传》记:‘武德初除右武侯长史，以李勣力荐，入秦王幕府，九年诛建成，以功累授左武侯将军。’依同书四四‘左右卫大将军正三品’，其职甚崇，武侯长史不过六品上，既以功显，犹不过从三品之左武侯将军，则武德八年时断未为右卫大将军也。张公瑾此时未为总管，且《旧·新书公瑾传》均不载此事，可知‘公瑾’乃瑾之讹也。由右卫大将军之职观之，足见瑾与公瑾，确是两人。”[8]

岑先生以前后官职品级的大小来断定“瑾与公瑾，确是两人”，按常识理解未必公允，古来影响个体官员升降因素很多。下面略引有关张公谨、张瑾史料: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记:

武德八年八月，并州总管张瑾与突厥战于太谷。全军皆没，瑾脱身奔李靖。

《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

(武德)八年，并州道总管张公谨与突厥战于太谷，王师败绩，中书令温彦博没于贼。

《新唐书》卷一《高祖本纪》:

(武德八年)，突厥入寇，命右卫大将军张瑾为并州道行军总管出拒之，以彦博为行军长史，与虏战于太谷，军败，彦博没于虏庭。

太谷兵败当事人，表明张瑾与张公谨是一个人。从贞观三年，张公谨上突厥可取六状，表明他不忘当年的败绩，后协助李靖击败突厥，洗雪耻辱，可旁证太谷之败他是当事人。

《旧唐书》卷六八《张公谨传》:

谨，字慎，魏州繁水人，为王世充洧州长史，与刺史崔枢挈城归天子，授检校邹州别驾，累迁右武侯长史。

《册府元龟》[9]卷一百七十二:

张瑾，隋末陷王世充，及洛阳平，诏征瑾入朝，以旧恩，历左卫大将军。

这里张瑾与张公谨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王世充部下，后降唐。

《册府元龟》卷九百九十九:

(武德八年五月)帝志在灭之，复置十二军，以右卫大将军张瑾为羽林将军。

《旧唐书》卷六八《张公谨传》:

(事变前太宗)召公谨，问以自安之策，对甚合旨，逐渐亲遇。

高祖重用张瑾是在武德八年前，太宗亲信张公谨是在武德九年事变发生前不久。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

武德九年六月，会突厥郁射设将数万骑屯河南，入塞，围乌城，建成荐元吉代世民督诸军北征，上从之，命元吉督右卫大将军李艺、天纪将军张瑾等救乌城。

《旧唐书》卷六八《张公谨传》:

(太宗)遣卜者灼龟占之，公谨自外来见。遽投于地而进曰:“凡卜筮者，将以决嫌疑，今即在不疑，何卜之有?纵卜之不吉，势不可已。愿大王思之。”太宗深然其言。

玄武门事变前，高祖派张瑾随元吉要救乌城之难，而此时张公谨的言行是促成太宗最后决策行动的关键。

《宝刻类编》卷二:

襄州刺史邹襄公张公瑾碑，释法林撰正书，贞观七年七月立，碑今亡佚。[10]

《新唐书》卷八十九《张公谨传》:

破定襄，败颉利，玺书慰劳，进封邹国公，转襄州都督，甚有惠政，卒官年四十九。

张公谨也写做张公瑾，谨与瑾相通。

《通鉴》卷一百九十一记云:

(武德九年七月)封右内副率张公谨为右武侯将军。

《唐人墓志汇编·张宣墓志》略记:

祖公谨，唐朝授右武侯长史，隋邹虞三州别驾，太子右内率，右武侯将军。定远郡开国公。[11]

《新唐书》卷八十九《张公谨传》:

(玄武门事变后)以功累授左武侯将军。封定远郡开国公。

张公谨事变后，功授右武侯将军，而非左武侯将军，此处可纠《旧唐书》之谬。张公谨升任右武侯将军前，《通鉴》说其为右内副率，《墓志》说其为太子右内率。应是太子右内副率，《墓志》去掉副，如同今天某副处长，只要没有正处长在场，就称其为处长，表示尊敬，《墓志》撰手也该是这种心理。张公谨是太子手下掌宿卫侍从的首脑。他对太子李建成一方人员及军备情况都是很熟悉的。

综合上述，可以确认张公谨、张瑾、张公瑾事实是一个人，《旧唐书·太宗本纪》所记是正确的。他原是王世充旧部，降唐后，被任命为右武侯长史，“初未知名，李勣骤荐太宗，尉迟敬德亦言之，乃引入幕府”，这里的“初未知名”当是在太宗系统里没有多少人了解他，李勣、尉迟敬德都曾在太宗面前提他，但未见他被重用。他后来升任右卫大将军，与李建成有关系。

张公谨原来是太子建成亲信任瓌的部下，任瓌曾经是负责为李世民山东战场送粮草的。战争很大程度上是打粮草实力，因此任瓌及其部将张公谨位置至关重要。可以说从开始太子建成是通过粮道的控制，谋划未来的统治的，而张公谨是建成棋盘上的一个棋子。武德八年唐高祖任命张公谨为羽林将军，并州行军总管，抗击突厥，在太谷几乎全军覆没。

(三)张公谨与太谷之战

太谷之战，本来是唐高祖君臣要与突厥一决胜负的重要战役之一: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

武德八年四月，初，上以天下大定，罢十二军。既而突厥为寇不已，辛亥，复置十二军，以太常卿窦诞等为将军，简练士马，议大举击突厥。

(六月)丙子，遣燕郡王李艺屯华亭及弹石峡。水部郎中姜行本断石岭道以备突厥。

丙戌，颉利可汗寇灵州。丁亥，以右卫大将军张瑾为行军总管以御之，以中书侍郎温彦博为长史。

秋，七月，甲辰，上谓侍臣曰:突厥贪欲无厌，朕将征之，自今勿复为书，皆用诏敕。

丙辰，代州都督蔺谟与突厥战于新城，不利;复命行军总管张瑾屯石岭，李高迁趋太谷以御之。

丁巳，命秦王出屯蒲州以备突厥。考异曰:旧本纪，‘八月六日，突厥寇定州，命皇太子往幽州，秦王往并州，以备突厥。’唐历亦同。今据实录，七月秦王出蒲州，八月无太子往幽州、秦王往并州。

八月，左武侯大将军安修仁击睦伽陀于且渠川，破之。

诏安州大都督李靖出潞州道，行军总管任瓌屯太行，以备突厥。颉利可汗将兵十余万大掠朔州。壬申，并州道行军总管张瑾与突厥战于太谷，全军皆没，瑾脱身奔李靖。

庚辰，突厥寇灵武。甲申，任城王道宗击破之。

九月丙午，右领军将军王君廓破突厥于幽州，俘斩二千余人。

戊寅，突厥寇鄯州，遣霍公柴绍救之。

从上可见参与大举进击突厥的将军有窦诞、李艺、姜行本、张瑾、李勣、蔺谟、李高迁、李世民、安修仁、李靖、任瓌、李道宗、王君廓、柴绍等，透过这个名单，我们可以看出这次组织是全国性的军力部署，它的前敌总指挥是谁呢?

从武德七年开始部署军力，李渊就开始巡狩: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

六月，辛丑，上幸仁智宫避暑。

七月，车驾还京师。

十月辛未，上校猎于户之南山。癸酉，幸终南。丙子，上幸楼观台，谒老子祠;癸未，以太牢祭隋文帝陵;十一月，丁卯，上幸龙跃宫;庚午还宫。

武德八年四月，甲申，上幸户县，校猎于甘谷。

六月，甲子，上幸太和宫。

十一月，辛卯朔，上幸宜州。

十二月，庚辰，上校猎于鸣犊泉。

武德九年三月，上幸昆明池。丙午，上幸周氏陂。

可见，高祖这一时期巡狩，是用心放权给太子。尽管史书没有说大举进击突厥总指挥是太子李建成，作为即将荣登大位的储君，需要机会将国家军权平稳掌控。与突厥之战，既是李唐抗击强敌，也是高祖为太子提供锻炼的机会。包括武德七年，建成在京城招兵买马，也应该理解为是高祖默许的。

而这些举措引来了军队实力派李世民的紧张，兄弟关系骤然紧张。太谷之败，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太子与李世民的内讧，七月李世民镇守蒲州，八月被派往并州。本应在并州太谷张公谨对敌时出击，但他却按兵不动。而李勣所部在太谷战斗结束后才赶到，事实上他与李世民一样，为了保存所部实力，采取了壁上观，致使太子亲信张公谨所部全军覆没。东线也是建成亲信王君廓奋力进军，西线有柴绍胜利。但并州太谷的失利，将唐方高层内部矛盾凸显，反击突厥计划搁浅。建成、世民、元吉等齐聚京城。建成回京后有意削夺世民兵权，名义上升世民为中书令，实际开始将他的谋臣猛将调离。面对危局，李世民也加快了密谋夺权的进程。

李世民收买建成身边的人为事变内应，张公谨就在其列。关于他如何能被收买，也许当在他太谷兵败由正三品连降三级为从四品的太子右内副率失意的时候，关于用何手段收买，当与收买常何、王晊等手段类同。[12]

太谷兵败后，他回任李建成太子右内副率，武德九年六月，被封为天纪将军，将再次随李元吉领兵出征乌城抗击突厥。他被引入秦王府环节，史书传记描写跨度太大。张公谨成为影响李世民决策行动的关键，事变中“及斩建成、元吉，其党来攻玄武门，兵锋甚盛。公谨有勇力，独闭关以拒之”。事实是他凭借自己的太子右内副率、天纪将军的身份阻挡了建成、元吉的援军，而非仅凭他个人的勇力。事变后被封为右武侯将军，不久被任命为代州都督北御突厥，贞观四年，上书突厥可灭六条理由，促成唐突决战，他随李靖一起将突厥彻底击败，后转任襄州都督，贞观七年去世，葬于尉氏县西沈家村。

岑仲勉先生以张瑾、张公谨前后官职变化认为他们是两个人。如果通解张公谨在李建成、李渊、李世民三人之间的关系，考虑官职升降的缘由，就能知道他官职的微妙变化是正常的。何况贞观元年太宗任命张公谨为代州都督，与右卫大将军一样也是正三品了，按岑先生的标准，他也算太谷兵败后又有机会官复原品了。

张公谨的上述资历背景，也证明他对全局有很清楚认识，也能清楚太宗疑虑关键在于张公谨是否可靠。张公谨被猜疑，才有密谋现场他当众的过激言行，这是合情合理的。太宗能宽容理解他的过激行为，并深以张公谨言论为是，事实就是让他当众效忠表态，因为他的身份太重要了，既是太子右内副率又是一员即将随李元吉出征的大将，无论是在太子嫡系部队还是即将出征的京城部队，他都有相当的影响力，他的作用当在内奸玄武门守将常何、建成手下太子率更丞王晊之上。

(四)张公谨与“九人诛二凶”

《旧唐书》卷六五《长孙无忌传》:

长孙无忌与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常等九人，入玄武门讨建成、元吉。(《新唐书·长孙无忌传》同。)

《旧唐书》卷六四《隐太子传》:

太宗将左右九人至玄武门自卫。(《新唐书·隐太子传》略同。)

《旧唐书》卷五七《刘师立传》:

刘师立与尉迟敬德、庞卿恽、李孟常等九人同诛建成。

同卷《庞卿恽传》:从太宗讨隐太子有功。

史书多次提到九人，“九人诛二凶”当并非空穴来风。李世民究竟率领了哪九人诛二凶的呢?前面论证事变领导成员时，在“九人诛二凶”的九人，我们可以排除长孙无忌和侯君集，可以确认有尉迟敬德、段志玄。那么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常、庞卿恽这八人中当有一位不在其列。通过对张公谨在事变中作用的考证，应该排除张公谨。因为他不会和其他人一样，对有恩于他的旧主子正面交锋。这样李孟常、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庞卿恽等七人，连同尉迟敬德、段志玄二人刚好九人，这九人才是史书所记“九人诛二凶”的九人。

史书出现含混复杂情况的原因，正如陈寅恪、黄永年、牛致功等名家共识，关键在于太宗亲自过目了实录，他决不允许保留他夺权的任何细节。更何况他收买的内奸张公谨是决定争权胜负的关键人物之一呢，他不惜篡改历史，意图割断历史真相。《张公谨传》记张公谨由事变前一位没有名气的人物，能成为决定夺权决策和守门抗敌的关键人物，而又没有功居第一，这不蹊跷吗?太宗再想抹掉自己的劣迹，公正的历史还是为后人揭发事件真相留下了蛛丝马迹。

另外从贞观七年张公谨卒后葬地是在尉氏县西沈家村，与他原来的老领导任瓌同葬一县。按照他在事变前后的作用，他应该够资格陪葬昭陵，但没有他。张公谨死时，太宗曾失声痛哭，很大程度上是由张公谨联想起自己兄弟相残一幕，是对自己违背天理人伦行为的忏悔。这些材料也可佐证张公谨在事变中的内奸作用。

依据上述分析可知，玄武门事变是李世民集团为夺取父兄权力精心策划的一场政治斗争。事后看参与事变的人员分工，可以发现斗争前的形势，事变中每个步骤、环节的背后指向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军政大权。透过事变前后张公谨的作为，可以发现他是李世民事变夺权成功的最关键人物，围绕他展开分析，可以恢复事变的诸多真相，看透太宗当权后篡改历史篇幅之甚，揭露光环闪耀千古的唐太宗暴力夺权的本质。

【注释】

[1]牛致功:《唐高祖传》，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0页。

[2]黄永年:《六到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书店2004年版，第152页。

[3]黄永年:《六到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书店2004年版，第146页。

[4]张沛:《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1页。

[5]［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011页。

[6]张沛:《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页。

[7]张沛:《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5页。

[8]岑仲勉:《突厥集史》，中华书局1958年版。

[9]［北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60年版。

[10]《石刻史料新编·宝刻类编》，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版。

[11]周绍良主编:《唐人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15页。

[12]汪篯:《唐太宗》，《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