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陀_唐宋民族史

沙　陀_唐宋民族史

一、沙陀的兴起

沙陀为西突厥处月部，又称朱邪。“处月”“朱邪”为同音异译，皆为突厥语“沙碛”之意，因其居地有大碛（今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故以此为名，汉语意译为“沙陀”，称“沙陀突厥”。后来，即以“朱邪”为其族人的姓氏。其居地在金娑山（今新疆尼赤金山）以南，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以东。

沙陀原隶属于西突厥。贞观七年（633年），唐太宗以鼓纛册拜利咄陆为可汗，族人步真不服，企图兼并其弟弥射自立为可汗，弥射率处月诸部归附唐朝。步真无法与咄陆对抗，不久也降唐。咄陆可汗便以阿史那贺鲁统率弥射与步真部众，处月亦在其中。咄陆可汗率贺鲁等部叛唐寇掠伊州，安西都护郭孝恪击败咄陆，攻拔处月俟斤之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阿史那贺鲁降唐，诏拜瑶池都督，处月朱邪阙俟斤阿阙亦请求归附唐朝。

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贺鲁反唐，处月朱邪孤注亦杀招慰使单道惠，引兵据守牢山。第二年，唐将梁建方、契絆何力等大破处月朱邪孤注于牢山，孤注兵败夜遁，梁建方遣副总管高德逸轻骑追击，生擒孤注，斩首九千级。永徽四年（653年），唐罢瑶池都督府，在处月地设置金满、沙陀二州，由处月的酋长领都督之职。贺鲁败亡后，唐以阿史那弥射为安抚大使，招抚西突厥诸部，处月又率众来归，唐乃设置昆陵都护府，统咄陆诸部，以弥射为都护。(www.guayunfan.com)高宗龙朔二年（662年），处月酋长沙陀金山随从唐武卫将军薛仁贵征讨铁勒，因功擢授墨离军讨击使，武后长安二年（702年），又晋升为金满州都督，累封张掖郡公。沙陀金山死，子辅国继位袭爵。玄宗先天元年（712年），因吐蕃侵扰安西，辅国率部迁徙北庭，并遣使入唐朝贡。开元二年（714年），辅国又返回金满州，继任都督，玄宗封其母鼠尼施为鄯国夫人。辅国并累爵永寿郡王。辅国死，子骨咄支嗣立，袭爵永寿郡王。天宝初年，回纥内附，以骨咄支兼任回纥副都护，曾跟从肃宗征讨安禄山，被册拜为特进、骁卫上将军。骨咄支死，子尽忠嗣立，累迁金吾卫大将军、酒泉县公。沙陀在西突厥势力衰微之后，异军突起，成为西域一支重要的力量。

二、阴山都督府的设置

公元8世纪五六十年代，因“安史之乱”，唐无暇西顾，使北庭、西州与中原的联系中断。沙陀依附回纥后，多受其暴敛。

公元8世纪末期，沙陀部七千帐归附吐蕃，共破北庭。吐蕃将沙陀部迁至甘州，任命朱邪尽忠为“军大论”，充当吐蕃寇扰唐朝边境的前锋。后来，回鹘从吐蕃手中攻取了凉州，致使吐蕃怀疑尽忠在暗地里与回鹘交通，打算将沙陀部迁至黄河以外，部众为之而愁恐。尽忠与臣下朱邪执宜商议对策，决定举部从萧关（今甘肃省固原县东）归附唐朝，谋取生路。宪宗元和三年（808年），尽忠率部众三万余落，沿乌德犍山（祁连山）东投唐朝，吐蕃率大军追击，自洮水战至石门，辗转三千里，凡数百战。尽忠战死，部众死伤大半，执宜率余部近万人，骑三千，至灵州（今宁夏灵武）降唐。灵盐节度使范希朝亲自率众迎于塞上，将沙陀余众安置于盐州（今陕西定边），“为市牛羊，广其畜牧，善抚之。”[9]唐宪宗诏令在盐州设置阴山都督府，命执宜为府兵马使，尽忠之弟葛勒阿波也率残部七百至振武降唐，宪宗授其为左武卫大将军，兼阴山都督。执宜前往京师长安朝拜皇上，唐廷赏赐金币、袍、马万计，并授予特进、金吾将军。从此，灵盐军每有征战任务，皆以沙陀军为前锋，所向皆捷。

元和四年（809年）六月，范希朝为河东节度使，镇守太原，当时沙陀居于灵武，紧靠吐蕃，唐廷十分担心，害怕一旦沙陀反复，将导致边患，为此诏令沙陀举军随范希朝前往河东。范希朝从中选出骁骑一千二百人，组成“沙陀军”，并设置了军使统领，其余部众安置在定襄川（今山西忻县一带）。朱邪执宜乃驻守神武川，称为“阴山北沙陀”，曾先后跟从唐宪宗征讨镇州、蔡州，屡建战功，诏授为阴山都督。大和四年（830年），刑部尚书柳公绰为河东节度使，奏请朱邪执宜为代北行营招抚使，率部踞于云、朔两州塞下，捍御北边。塞下旧有废府十一座，执宜修复后，部署部众三千分别守卫。从此，九姓、六州胡人不敢再南下犯塞。执宜死后，子赤心继嗣。

开成四年（839年），回鹘宰相掘罗勿以良马三百匹贿赂朱邪赤心，借其兵力攻讨彰伦可汗，可汗兵败自杀。节度使刘沔又借沙陀之力击杀回鹘于杀胡山。

大中元年（847年），吐蕃论恐热趁武宗之死，诱使党项及回鹘余众寇掠河西，宣宗诏河东节度使王宰统领代北诸军讨击，每次作战沙陀皆为前锋，勇冠诸军，朱邪赤心麾军奋战，所向披靡。其原因是，沙陀臣属吐蕃时，吐蕃常倚仗其兵力寇扰唐朝边境，待沙陀臣服唐朝后，吐蕃国力也随之衰微。大中三年（849年），吐蕃的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皆降归唐朝，朱邪赤心因功升迁尉州刺史、云州守捉使。

三、助唐镇压农民起义

咸通九年（868年），桂州（今广西桂林）爆发了庞勋为首的戍兵起义，懿宗诏康承训为行营招讨使，朱邪赤心则率沙陀突骑三千随从，陷阵却敌，十分骁勇。咸通十年（869年）二月，康承训率众渡涣水时，被义军围困，朱邪赤心率领五百骑冲破重围，救出康承训，与官军合击义军，结果义军战败。九月，庞勋将兵二万自石山向西进击，康承训引步骑八万，朱邪赤心带数千骑为前锋，迎击庞勋。庞勋南攻亳州，被沙陀军追击，因作战不利，循涣水向东，将归彭城，又为沙陀军所逼。到达蕲城后，遭官军与沙陀骁骑的夹击，起义军战死近万人，庞勋壮烈牺牲。朱邪赤心因镇压庞勋起义有功，晋封为大同军节度使，赐予国姓李氏，赐名国昌，列入皇籍。

乾符三年（876年）[10]，由于代北发生饥荒，漕运不继，大同防御使段文楚对部下采取了缩减衣米和严酷峭峻的刑法，兵卒们不堪虐待，共举李国昌之子、云中守捉使李克用为帅，执杀了段文楚。代北将士要求朝廷以李克用为大同防御使，僖宗不准，诏发诸道军兵前去征讨。当时，黄巢起义军已渡过长江北上，朝廷为集中力量镇压起义军，便赦免李克用，以李国昌为大同防御使。李国昌拒不受命，与李克用共起反叛，多次打败唐军。广明元年（880年），李国昌父子被蔚，朔二州招讨都统李琢打败，其部众全部溃散，李国昌父子率宗族北奔鞑靼。当时，黄巢起义军节节胜利，攻克长安，朝廷只得再赦李国昌父子无罪，拜李克用为代州刺史，令其率沙陀骁骑镇压起义军。中和二年（882年），李国昌也从鞑靼率兵回到代州。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招李克用同讨黄巢，李克用率忻州、代州、蔚州、朔州、鞑靼士卒三万、骁骑五千南下，李国昌留守代州。中和三年（883年），宰相王铎奉僖宗圣诏，授李克用为东北面行营都统。李克用率沙陀军自夏阳渡黄河，在梁田坡打败义军，乘胜夺取渭桥，攻入京师。李克用因攻破黄巢义军，收复了京师长安，功居第一，僖宗封他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陇西郡王，其父李国昌为代北军节度使。不久，又以李克用为河东节度使。中和四年（884年）四月，李克用率沙陀军与诸道唐军合兵进围义军，黄巢率义军自陈州退出，李克用在汴水予以突袭，杀伤甚众。六月，黄巢在泰山东南莱芜县狼虎谷壮烈牺牲。八月，朝廷封李克用为检校太傅、陇西郡王。

四、李克用争霸中原及其失利

李克用在镇压黄巢起义中为唐廷立下汗马功劳，崭露头角，此时他年方二十八岁，是藩镇中最年少的一位将领，所部“军势甚雄，诸侯之师皆畏之”[11]。他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占领了富饶而又未经战乱的河东地区，趁势并取了昭义镇（今山西长治），成为实力最强大的一个藩镇。他年少气盛，傲视群雄，受到宣武镇节度使朱全忠的忌恨。当黄巢大军逼近汴州时，朱全忠卑词厚礼乞援于李克用，而早有扩张野心的李克用，遂亲率队伍赴援。黄巢军失利后退走山东，李克用班师过汴州，驻营于城外，朱全忠卑躬屈节，美言请李克用入城馆于上源驿，置酒设宴款待，表面上对他礼貌周全、恭维备至，暗地里却伏兵于驿馆左右。宴席上，李克用趁酒使气。骂朱全忠曾随黄巢为寇，当众凌辱。李克用及其随从因饮酒过度，已酩酊大醉，朱全忠遂发兵纵火围攻上源驿，李克用全然不知，待从醉梦中醒来后，慌忙张目援弓，在侍卫的保护下，仓皇出逃，部下死者数百人。

李克用在太原，重振旗鼓，派其弟克勤以万骑屯驻河中并上书朝廷，陈述自己破黄巢有功，而朱全忠妒功忌能，必为国患，请皇上下诏削其官爵，发兵征讨。李克用遣使上表八次，朝野皆为震恐，僖宗也遣使前去抚慰。其妻刘氏亦劝他，如举兵相攻，天下不能明辨是非曲直，难以取得朝廷支持。李克用自知刚刚取得河东与昭义镇，立足尚未稳定，如劳师远征，将自陷被动，只能是虚张声势。朱全忠当时要全力对付占据河南的秦宗权，唯恐腹背受敌，于是派遣使臣以厚币卑词向李克用谢罪。为此，由上源驿事件导致的紧张局势暂时缓和下来。

光启元年（885年），凤翔李昌符、宁朱玫与朱全忠联合进攻河中王重荣，王重荣求救于李克用。当时，李克用正选兵市马，聚结诸胡，准备攻打汴州朱全忠，并上书朝廷，说：朱玫与李昌符联合朱全忠叛乱，“请以兵十五万度河枭二竖，然后平汴雪大耻。”[12]僖宗遣使劝谕，李克用置之不理，仍坚持率兵出击。将朱玫与李昌符打败，占据了河中，进逼京城，僖宗仓皇逃至凤翔。李克用深知唐廷已不堪一击，但诸藩镇势力仍然强大。要称霸中原，争夺天下，必须“挟天子以令诸侯”，还不能公然废弃皇帝，便于光启二年（886年）正月，与王重荣上表请僖宗大驾还宫。光启三年（887年）二月，李国昌卒。三月，僖宗去世，昭宗即位，晋封李克用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侍中、陇西郡王，食邑七千户。李克用以“忠臣”自居，打着“勤王讨逆”的旗号，对朱全忠等藩镇大张挞伐，扩大自己的地盘与实力。而李克用的部下，又多为善于骑射的北方游牧民族，凶悍轻剽，骁勇善战。同时他将勇猛敢死、精于战阵的李存孝、李嗣昭、李嗣源等名将收为养子，委以重任。所以，其势力为诸藩镇之冠。

大顺元年（890年）二月，李克用率将兵进攻云州防御使赫连铎，克其东城，庐龙节度使李匡威率兵三万前去救援。朱全忠与赫连铎、李匡威联合上书朝廷，请诏允河北三镇共讨李克用。唐昭宗下令削黜李克用官爵皇籍，以宰相张浚为兵马招讨、制置、宣慰使，率大军征伐李克用，但张浚军连战不利。李克用遣使上书说：“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庞勋，翦黄巢，黜襄王，存易定。致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佩白玉之玺，未必非臣之力也！若以攻云州为臣罪，则拓拔思恭之取延，朱全忠之侵徐、郓，何独不讨？赏彼诛此，臣岂无辞！且朝廷当阽危之时，则誉臣为韩、彭、伊、吕，及既安之后，则骂臣为戎、羯、胡、夷。今天下握兵立功之人，独不惧陛下他日之骂乎！”[13]并扬言，已调集蕃、汉大军五十万，欲直捣京师。第二年，张浚战败，昭宗下诏恢复李克用检校太师、守中书令、陇西郡王等官爵，使归晋阳。李克用率大军东征西讨，兵锋所向，镇州、翼城节度使王熔输币请降，云中赫连铎、幽州李匡等先后兵败身亡，关中三镇惶恐款服，朱全忠也连遭失败。唐廷又赐李克用为“忠贞平难功臣”，晋封为晋王。至此，李克用已取得中原霸主的地位。

但是，李克用自恃兵强马壮，他经常四面出击，假道于人，劳师远征。获胜则不能收其土地财赋，战败则损兵折将，丧物失地。他虽能攻并、制服了很多藩镇，但由于制御无道、军纪不整，使已款服的藩镇有许多叛离而去，致使李克用陷于东奔西走、顾此失彼的被动地位，丧失了称霸中原的有利时机。同时，李克用所属官兵蛮横强暴，恣行杀掠，“陵侮官吏，豪夺士民，白昼剽攘，酒博喧竟”[14]。对此，长子李存勖曾建议他能严加整顿，李克用却说：“此辈从吾攻战数十年，比者帑藏空虚，诸军卖马以自给，今四方诸侯皆重赏以募士，我若急之，则彼皆散去矣，吾安与同保此乎！俟天下稍平，当更清治之耳。”[15]李克用为笼络官兵，姑息纵容侵害百姓的坏风恶习，使河东地区人民对晋兵深恶痛绝。背离民心的沙陀军，尽管骁勇善战，也难在争霸天下的角逐中取得胜利。

李克用争霸天下的主要对手是朱全忠，双方在中原争斗二十余年，战无宁日，兵燹所及，生灵涂炭，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唐昭宗试图改变藩镇割据争斗的混战局势，下诏令李克用与朱全忠解仇言和，相与辑睦，又命宰相前往劝说。李克用因势力渐衰，多次为朱全忠挫败，想奉诏言和，但又以位高功著，耻于首先屈己和解，便致书与朱全忠相睦的镇州节度使王熔，使通于朱全忠，为之说和。朱全忠兵力方强，拒不应允；唐昭宗天复元年（901年），朱全忠率大军大举进攻河中，遣别将张存敬将兵三万袭取李克用的晋、绛二州，并屯兵二万，截断李克用援救河中之路。李克用的女婿、河中节度使王珂窘困危急，连续派人向李克用求援。李克用复信女儿曰：“今贼兵塞晋、绛，众寡不敌，进则与汝两亡，不若与王郎举族归朝。”[16]王珂无援势穷，想逃奔京师，因人心离散，只得乞降于朱全忠。朱全忠将王珂举族迁于大梁，任张存敬为河中节度使，遂据有河中，割断李克用与朝廷的联系，形成对晋军的包围。李克用遣使以重币贵礼献于朱全忠，请求修好，而朱全忠表面上同意和解，心中却不满李克用信中的傲慢之词，仍积极准备攻打晋军。天复二年（902年），朱全忠率汴军猛攻晋阳，晋军连战皆败，李克用惊惶失措，想弃城逃奔云中，依存于鞑靼，但群臣苦苦劝谏，李国昌之妻刘夫人亦说：“今一足出城，则祸变不测……”[17]李克用采纳了群臣的建议，召集散亡，奋力反攻。结果打退了汴军，解救了晋阳之围，保住了晋军的根据地。自此以后，李克用被迫处于防御态势，几年内再也不敢和朱全忠争锋。

朱全忠屡败晋军，重创幽、沧刘氏，取得中原霸主的地位后，就无所顾忌地长驱入关，杀戮朝臣，胁迫唐室移于洛阳。开平元年（907年），朱全忠废唐昭宣帝，建国称帝，国号大梁，以汴州为开封府，号东都，改原东都洛阳为西都，仍称河南府，废故西京，以京兆府为大安府。

五、后唐的兴亡

朱全忠废唐建梁后，李克用据守晋阳，设险固境，训兵务农，去奢省役，联络藩镇，待机而动。凤翔李茂贞致书李克用和剑南王建、淮南杨渥，拟推李克用为盟主共同讨伐朱梁政权，兴复唐室。王建想据蜀称帝，也致书李克用，劝他各王一方，待平定朱梁后，仿唐宗室以嗣帝位，然后各归藩守。李克用回书表示，他家“经事两朝，受恩三代，位叨将相，籍系宗枝。”“誓于此生，靡敢失节。仰凭庙胜，早殄寇仇。”[18]他以唐室忠臣的面貌出现，义正辞严地斥责朱全忠背义篡唐，婉言拒绝王建割据称帝的建议，想以此争取唐朝将相与藩镇的支持，联合讨伐后梁。

开平二年（908年），梁军进攻晋军，围战潞州。李克用疽发于首，病死，其子李存勖继袭晋王位。李克用之弟李克宁权位甚重，李克用养子李存颢与他密谋，打算将李存勖及其母曹氏献于大梁，并举河东九州降附于朱全忠。李存勖得知其谋后，在李存璋、张承业等勋旧老臣的支持下，捕杀了李克宁及其党羽，铲除了内患。然后，亲率宿将周德威等大破梁军于潞州城下，梁兵大溃南走，招讨使符道昭跌于马下，被晋人所杀，将校士卒失亡者数以万计，丢弃的资粮、器械堆积如山。

李存勖获胜回晋阳后，休兵行赏，厉行整敕，“命州县举贤才，黜贪残，宽租赋，抚孤穷，伸冤滥，禁奸盗，境内大治”。[19]在军队内部加强士卒训练，整肃军纪，严惩暴掠，使战斗力迅速提高。昭义节度使李嗣昭驻守的潞州，被梁军围困一年，城中士民饿死大半，市井萧条，解围后，他“缓法宽租，劝农务穑，一二年间，军城完集。”[20]晋地通过整饬、改革，生产得到发展，国力逐渐增强。

乾化元年（911年）八月，刘守光占据幽州，自立皇帝，国号大燕，改元应天。李存勖遣使致贺，意在助长刘守光的骄妄，以便消灭之。乾化三年（913年），李存勖趁燕兵侵伐义武，命振武节度使周德威率兵三万，会合成德兵攻取幽州，连下祈沟关（今河北涿县西南），涿州城（今河北涿县）和瓦桥关（今河北雄县西南），擒斩了燕军骁将单延皀。十月，又攻下幽州，俘得刘守光及其父刘仁恭。第二年，李存勖将刘氏父子押到晋阳，向李克用庙告捷献俘，然后处死。

贞明元年（915年），梁魏博六州的士卒聚集哗变，杀天雄节度使贺德伦的亲兵五百人，劫持贺德伦，逼他上书请降于晋。李存勖接书后，亲率大军到魏州，捕杀兵变头目张彦等八人，任命贺德伦为大同节度使，整编六州军士，抚慰当地吏民，使“军城畏肃，民心大服。”[21]贞明二年（916年）二月，李存勖大败梁主力刘郛于故元城（今河北大名）西，全歼其步卒七万人。梁匡国节度使王檀率河中等镇兵三万，乘虚袭取晋阳，退居官位的原晋将安金全串子弟及退居将官之家的兵丁数百人，夜袭梁兵，梁兵败退，晋援兵及时赶到，与安金全两面夹击，使梁兵死伤十之二三，王檀引残兵仓皇逃遁。李存勖率晋军乘胜挺进，四月攻拔州。六月攻邢州，梁派来救援的都指挥使张温携其众全部归降。八月，梁昭德节度使弃相州逃走，镇守邢州的守将阎宝因孤立无援，举城降晋。于是，李存勖获取了河北的土地甲兵，进而率兵与朱梁军卒连年争战于大河上下。

公元923年，李存勖称帝于魏州，因其家受唐廷赐姓李，列入皇籍，他以唐室后裔自居，国号称“唐”，改元同光。以魏州为兴唐府，建东京；于太原府建西京，又于镇州为真定府，建北都。当年十月，李存勖灭朱梁政权，建都洛阳。李存勖魏州即帝位时，领有十三节度、五十州，灭梁后，又尽得其二十余镇。同光三年（925年）十一月，后唐命郭崇韬进军剑南，灭掉前蜀，取得汉中及两川的十节度、六十四州、二百四十九县。

李存勖自灭掉后梁政权，心满志骄，穷奢极欲，搜刮百姓财富，并广建宫殿。猜忌部下功臣，宠信伶人。早在灭梁前，后唐的府库几乎近于空竭，“租税益少，仓廪之积不支半岁。”[22]灭梁后，为满足其骄奢淫逸的生活，将天下财赋分为内外两府：州县缴纳的财赋入外府作为国家经费，方镇贡献的财物入内府供皇上宴游及赏赐之用。于是外府常虚竭无余，而内府却财货山积。他以宠臣孔谦为租庸使，而孔谦采取重敛急征的办法，搜刮民财以满足李存勖的奢欲，其结果，不但使平民百姓无以为生，就是为他们打仗卖命的士卒也衣粮无着。同光三年（925年），天下大饥，百姓多为流亡，东都仓廪已空竭，没有钱粮供给军士。可是，孔谦每天都到东门外，催督诸州军卒进行漕运，由于军土乏食，有的只能雇妻鬻子，而成群的老弱病者以采集野菜为生，往往因饥饿而死。虽然士卒百姓流言怨嗟，但皇帝依然游畋不止。冬季又时值大雪，致使“吏卒有僵仆于道路者。伊、汝间饥尤甚，卫兵所过，责其供饷，不得，则坏其什器，撤其室庐以为薪，甚于寇盗，县吏皆窜匿山谷”。[23]尽管局势严重到如此地步，后唐庄宗却视而不见，反而封孔谦为丰财赡国功臣，自己依然率其亲信为所欲为。臣下建议废除暴敛民重的“折纳、纽配之法”，缓和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他非但不允，反而预征河南租赋。宰相帅百官上表说：“今租庸已竭，内库有余，诸军室家不能相保，傥不赈救，惧有离心。”皇后拿出妆具及三个银盆说：“人言宫中蓄积多，四方贡献随以给赐，所余止此耳，请鬻以赡军！”宰相吓得惶恐而退。[24]

公元926年初，魏博镇的士卒，戍守期满，结队归返贝州时，指挥使杨仁以邺都空虚，恐怕兵卒至邺郡后发生兵变，敕留贝州，不许返乡。兵士皇甫晖起反杀死了杨仁，后胁迫节指挥使赵在礼为帅，焚烧抢掠贝州，长驱南下，攻入邺都。庄宗闻讯，急遣元行钦率部前去进讨，结果大败而回。庄宗又命李克用养子李嗣源带军前往征伐，兵至邺都城下，士卒劫持李嗣源，拥其为帝。李嗣源与魏博镇官兵联合南下，河北诸镇将无不拥戴。庄宗率军前往汴梁时，途中听说李嗣源已先入据汴梁，他只好仓皇逃回洛阳。从马指挥使郭从谦此时又率众哗变，与驻军官兵发生混战，庄宗在混战中被流矢射中，身亡。李嗣源继而入据洛阳称帝，是为后唐明宗。

明宗李嗣源，为沙陀部民，原名忽邈佶，十三岁在李国昌帐下当亲兵，以善骑射、骁勇无畏受到李克用的赏识，抚为义子，赐姓名李嗣源。

后唐明宗即位后，大刀阔斧地革除庄宗李存勖时的弊政，即罢逐伶官，诛戮阉官，翦除善于献媚的宠臣，精简机构，汰除冗滥。斩杀孔谦，籍没其家财，废除其苛敛之法。限制高利贷盘剥，不准富户规避丁徭。减轻赋税，抒缓徭役。不几年，社会生产得到恢复，“年谷屡丰，兵革罕用，校于五代，粗为小康。”[25]

长兴四年（933年），明宗死，第五子李从厚继位，是为后唐闵帝。凤翔节度使、明宗养子李从珂，传檄文于诸镇，联兵南下，驱逐李从厚，夺得帝位，是为后唐末帝。末帝靠兵变称帝，为了满足支持他夺权的骄兵悍将们的无度贪欲，他横征暴敛，敲骨吸髓，民众深罹其苦，怨声载道，上下离心。

清泰二年（936年），明宗的女婿石敬瑭靠契丹贵族帮助，在晋阳起兵，攻入洛阳，末帝李从珂自焚而死。后唐自此灭亡，共四帝，历时十四年。

六、后晋的兴亡

石敬瑭本是无姓的沙陀部民。其父臬捩鸡，历事李国昌、李克用父子，善于骑射，官至洛州刺史。石敬瑭少年时，李嗣源正任代州刺史，因赏识他的骁勇善射，招为女婿。后李嗣源奉命招抚邺都兵变，反为兵变劫持，石敬瑭劝他进军洛阳，夺得帝位。石敬瑭随李嗣源征战，积战功屡任高官要职，明宗末年，他身兼太原尹、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三要职，握有军事和财政大权。清泰元年（934年），末帝授予他太原节度使，在北京留守，充任大同、振武、彰国、威塞等军蕃汉马步总管。随着权势的扩大，野心亦随之膨胀，他借口筹措军费，把在洛阳和诸道所存的货物全部收归晋阳。同时又以备边为名，请求增兵运粮，把戍守幽、并二州的禁军全部控制在自己手中。

石敬瑭曾多次上表自陈羸疾，乞望解除北面马步军都总管之职，移往他镇，以此来试探后唐末帝的意向。末帝与薛文遇商议，文遇认为，“河东移亦反，不移亦反，在旦暮耳，不若先事图之。”[26]末帝采纳了他的建议，诏允石敬瑭的请求，调任天平节度使。清泰三年（936年），石敬瑭遂在晋阳举兵反唐，但他自度实力不足，便遣使求救于契丹，由其幕僚桑维翰起草书进表，愿“称臣于契丹主，且请以父礼事之，约事捷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之。”刘知远劝谏说：“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27]但石敬瑭拒不听从。书表送至契丹后，其主耶律德光喜出望外，九月，亲自率五万骑兵，号称三十万，自扬武谷南下，旌旗连绵五十余里不绝，长驱深入，直奔晋阳。

此时，后唐张敬达正率领大军包围着晋阳，眼见城中粮储日减，攻破就在即日，万万没有料到契丹会在这时出兵救援，因未在雁门关设防，遂让耶律德光轻易渡过险要，张敬达反被契丹军围困于晋安寨，石敬瑭与契丹军就在晋安之南设下大营，防线长达百余里，厚五十里，多处设置铃索吠犬，封锁严密。而张敬达虽率士卒五万，有马万匹，也无法突围，只见对方阵地穹庐如岗阜相属，军卒们相顾失色，一筹莫展。后唐末帝亲率大军前去救援，但其却忧愁形于神色，旦夕酣饮悲歌，群臣劝他能北行亲征，他却说：“卿勿言，石郎使我心胆堕地！”[28]

耶律德光解晋阳之围后，与石敬瑭会于晋阳北门外柳林处，正式册立他为大晋皇帝，并把自己穿戴的契丹王衣饰解下赠予石敬瑭，授以册书，即皇帝位。石敬瑭与契丹相约为父子之国，割让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十六州给契丹，每年贡奉锦帛三十万匹。并改长兴七年为天福元年（936年）。后唐派往晋阳救援的将帅赵德钧厚以金帛贿赂耶律德光，说：“若立己为帝，请即以见兵南平洛阳，与契丹为兄弟之国，仍许石氏常镇河东。”[29]耶律德光自感孤军深入，晋安尚未攻克，而赵德钧的兵马又很强大，唯恐山北诸州起兵截断其归路，打算同意赵德钧的请求。石敬瑭得知这一情况，惶恐不安，亟使桑维翰入见耶律德光，卑词力请，表示只要能保证晋得治天下，将竭中国之财以奉契丹。对此，耶律德光深感满意，对赵德钧的使臣表示已许石敬瑭，不能一主二心。

晋安寨被围数月，“刍粮俱竭，削淘粪以饲马，马相，尾鬣皆秃，死则将士分食之，援兵竟不至。”[30]杨光远等部将劝张敬达降于契丹，张敬达断然拒绝，遂之，杨光远等便谋杀了张敬达，率诸将上表投降了契丹。后唐末帝见大势已去，急率余部奔回洛阳。耶律德光行至潞州，留五千骑帮助后晋维持政权，自率大军北返。石敬瑭借机进逼洛阳，末帝与太后、皇后等携传国之宝登玄武楼自焚。

石敬瑭靠契丹篡国登上皇帝宝座，对契丹卑躬屈膝，逆来顺受。他“奉表称臣，谓契丹主为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帝于别殿拜受诏敕。岁输金帛三十万之外，吉凶庆吊，岁时赠遗，玩好珍异，相继于道。乃至应天太后、元帅太子、伟王、南北二王、韩延徽、赵延寿等诸大臣皆有赂；小不如意，辄来责让，帝常卑辞谢之。晋使者至契丹，契丹骄倨，多不逊语。使者还，以闻，朝野咸以为耻，而帝事之曾无倦意，以是终帝之世与契丹无隙。”其后，“契丹主屡止帝上表称臣，但令为书称儿皇帝，如家人礼”。[31]

天福七年（942年），石敬瑭死，无子，其侄石重贵继立为帝。上表契丹报丧告哀时，契丹主大怒，造使指责石重贵，为何不事先承禀允准就登即帝位？降于契丹的幽州节度使赵延寿，被耶律德光任命为卢龙节度使后，一心想称帝于中原，屡次鼓动契丹南下击晋。天福八年（943年）十二月，后晋部将杨光远密报契丹，中原大饥，公私困竭，如乘此南下击晋，一举可取。同时，赵延寿也极力主张伐晋。耶律德光乃集中卢龙、燕云诸州之五万兵力，令赵延寿为统帅入寇后晋，并立下许诺，若灭后晋取得中原，立他为皇帝。为此，赵延寿甘当契丹的马前卒，积极筹划入侵中原之策，杨光远则入据青州，以做内应。开应元年（944年），契丹以赵延寿为前锋，大举入寇，攻陷后晋两河军需储备重地贝州。接着，从雁门关到恒、邢、沧诸道，分几路向南进犯。石重贵见势不妙赶至澶州，遣使致书耶律德光，想和解言欢，但遭到拒绝。

契丹由降将为向导，自马家口渡黄河，企图与杨光远会师，后晋立即派奉宁节度使李守贞等赶赴马家口阻击。李守贞至马家口时，“契丹遣步卒万人筑垒，散骑兵于其外，余兵数万屯河西，船数千艘渡兵。”[32]后晋军卒奋力突袭，驱走契丹骑兵，其营垒亦被攻拔，乘马赴河溺死者数千人，俘斩数千人，河西之兵狼狈逃遁。耶律德光亲自率领兵卒十余万布阵于澶州城北，后晋高行周率部与契丹苦战，自中午时分至暮色黄昏，两军互有胜负，死者不可胜数。傍晚耶律德光退走，自澶州以北军分两路，一路出沧、德二州，一路出深、翼二州，退居辽境。契丹军卒所过之地焚掠殆尽。李守贞率步骑二万赴青州征讨杨光远，契丹又遣兵援救青州，中途为齐州防御使薛可言击败。李守贞围困青州，使城中百姓饿死大半。杨光远之子劝其开城出降，杨光远则自认苍天将命他为天子，拒不投降。李守贞攻入青州后，将杨光远斩首。

这年冬季，契丹再次大举南侵，前锋直抵邢州，河北诸州告急。开运二年（945年），后晋北面行营马步军都监张从恩弃邢州城向南逃遁。义成节度使黄甫遇正赴援邢州城，在邺都南榆林店与十倍于己的契丹大军遭遇，陷入重围。后晋将领安审琦又率骑兵驰往援救，契丹军卒见尘烟滚滚，以为晋军大队兵马赶到，遂解围而去。

同年二月，晋军北面招讨使杜重威与诸路军卒会师于定州（今河北省定县），决定共同攻击和讨伐契丹军。契丹泰州刺使晋延谦举州投降，接着又攻取了满城，获契丹酋长没刺及其兵卒二千人。耶律德光从虎北口（今河北古北口）率兵众八万，南下予以反扑，杜重威畏惧其兵力，向南撤退至阳城（今河北安国），契丹大军继续追逐，晋军摆成方阵进行抵御，契丹兵卒从四面合围，气势如山倒，晋军奋力战拒，契丹军败退十余里，渡白沟河而去。第二天，契丹将晋军围于白团卫村，出奇兵截断了后晋的粮道，当晚，狂风骤起，破屋折树，到黎明时，狂风有增无减，耶律德光坐大车中，鼓动士卒说，晋军已全部出动，应当全部尽擒，然后南取大梁，平定天下！晋军奋死抗敌，杀声震天动地，契丹兵卒大败而逃。

战役结束后，杜重威驻守恒州（今山西大同），他自恃贵戚，贪残不法，“每以备边为名，敛吏民钱帛以充私藏。富室有珍货或名姝、骏马，皆虏取之；或诬以罪杀之，籍没其家。又畏懦过甚，每契丹数十骑入境，威已闭门登陴，或数骑驱所掠华人千百过城下，威但填目延颈望之，无意邀取。由是虏无所忌惮，属城多为所屠，威竟不出一卒救之，千里之间，暴骨如莽，村落殆尽。”[33]杜重威的所做所为，遭到民众的怨恨，而杜重威又十分畏惧契丹，便擅离边镇自行入朝。桑维翰等朝臣要求对杜重威惩处不贷，但后晋主石重贵却以杜重威是“密亲”，不仅不加追究，反而委命为天雄军节度使，仍主持重镇之务。

开运三年（946年）七月，赵延寿遣使至晋廷，上书说，“久处异域，思归中国，乞发大军接应，拔身南去。”[34]由于晋廷不辨真伪，当即派遣使臣前往与之联络。九月，契丹又派瀛州刺史刘延祚致书晋廷，请求举城降服。信中并说，城中契丹兵不满千人，乞望朝廷发轻兵奔袭，他为内应。石重贵与大臣们信以为真，急欲发兵迎接赵延寿及刘延祚归附。十月，命杜重威为元帅，李守贞为副元帅，誓师北征，扫尽契丹兵，荡平塞北。杜重威临行前请求增兵，石重贵只好把皇室禁军交他指挥，致使宿卫空虚。当晋兵到达瀛州时，见城门大开，寂若无人，方知上当。晋将梁汉璋遵命追击，途中遭契丹埋伏，苦战竞日，兵败身死。而杜重威一路焚烧庐舍、掠掳妇女，仓皇南归，致使契丹军大举南侵，从易、定二州向恒州城推进，双方夹滹沱河对阵。杜重威畏惧心甚，只筑垒防守，不敢率兵出击，整日饮酒行乐，罕议作战之事。契丹则以大军据守北岸阻挡晋军，并潜派轻骑羸卒绕道至晋军的后面，断其粮道及归路，使朝廷与杜重威军卒之间声闻而不相通。开封府尹桑维翰视国家已危在旦夕，要求入朝拜见，商议御敌之事，但后晋主石重贵还在宫苑里调鹰作乐，坚辞不见。恒州晋军被团团围住，与外界完全隔绝，造成军粮殆尽。杜重威派遣心腹将官至契丹牙帐，密谋投降，耶律德光表示，如杜重威全军归附，当立他为皇帝。杜重威大喜，在营中埋伏兵卒甲士后，召集诸将，出示降表，强令诸将签名画押，接着又命令军士列队集合，士卒们本以为要出击契丹，都非常振奋踊跃。但杜重威却下令解甲弃戈，向契丹投降，军士们皆悲恸难忍，哭声震动原野。

杜重威投降后，耶律德光以降将张彦泽为先锋，杜重威率大军继后，南下中原。契丹军如入无人之境，很快攻入汴京，从封丘门斩关破入，当包围宫城时，石重贵正与后妃相聚而泣，不仅不战，反而召见翰林学士范质起草降表，自称“孙男臣重”，请罪求饶。耶律德光接受降表后，将石重贵及后、妃、臣、仆全部逐出皇宫，暂置于开封府。不久，又以石重贵为负义侯强迁至建州（今辽宁朝阳）。契丹军卒攻入京师，纵兵大掠、杀人劫货，二日方止，都城为之一空。至此，后晋灭亡，共二帝、十一年。

耶律德光入宫后，向诸藩镇颁发诏书。各藩镇争先向契丹上表称臣，被召见者无不奔驰而至。天福十二年（947年），耶律德光召集晋百官于庭帐，对他们说：“今中国之俗异于吾国，吾欲择一人君之，如何？”降官回答说：“天无二日，夷、夏之心，皆愿推戴皇帝。”[35]耶律德光于当年二月在汴梁宫中，头戴天冠，身着绛纱袍，登殿即位，契丹改国号为大辽，改元大同。

契丹入主中原后，四处烧杀抢掠，将吏残虐贪浊，“胡骑四出，以牧马为名，分番剽掠，谓之打草谷，丁壮毙于锋刃，老弱委于沟壑，自东、西两畿及郑、滑、曹、濮，数百里间，财蓄殆尽。”[36]各地军民奋起反抗，抗击契丹军，义军攻陷宋、亳、密三州后，直逼汴梁，耶律德光惊呼日：“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37]耶律德光不能在中原立足，便尽掠晋廷之财物，让妻弟萧翰任宣武节度使，驻守在汴梁城，自己仓皇北归，因惊悸忧郁成疾，归至栾城杀胡林病死，契丹人将其尸体运回故地。萧翰见归路令人担忧，便匆匆立后唐明宗之子许王李从益为帝，然后率部狼狈北遁。

七、后汉的兴亡

公元947年，当契丹大军攻入汴梁，后晋灭亡，中原军民奋起抗击时，太原节度使刘知远在太原称帝，国号汉，自称后汉高祖，年号天福十二年。

刘知远本是沙陀部无姓平民，自认姓刘，初为后唐李嗣源的部下。在李嗣源与后梁军战于德胜时，刘知远曾营救过石敬瑭，遂成为石敬瑭的亲信。李嗣源即帝位后，命石敬瑭为北京留守，因刘知远曾效护援之力，石敬瑭奏请皇上将他调于自己麾下，署为牙门都校，成为心腹之人。当石敬瑭在太原密谋联络契丹反叛朝廷，刘知远与桑维翰都是石敬瑭的得力助于，他虽与石敬瑭一样主张投靠契丹，但却不同意向契丹称儿臣、割让燕云十六州。石敬瑭举兵反叛，后唐派张敬达率五万大军进围晋阳，刘知远任马步都指挥使，以五千之众死守晋阳，立下汗马功劳，深得石敬瑭赞赏。石敬瑭攻入汴梁，命他主管禁军，负责京师城防，经其整顿部署，都城秩序肃然，无人敢违抗法令，躲避藏匿在外的士民也很快回家复业。天福二年（937年），刘知远连续被任命为检校太保、许州节度使，仍主管禁军。第二年又先后命为检校太傅、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检校太尉、加同平章事。因自以为佐命有功，耻与庸劣无功的杜重威同制加官，执意不受，并闭门不出数日。石敬瑭对刘知远的居功自傲非常恼怒，欲夺其兵权，勒令返归私第。宰相赵莹以为不可，石敬瑭纳其建议，派人至刘知远宅第宣谕，刘知远才勉强受命，从此与石敬瑭貌合神离。天福五年（940年），石敬瑭任他为邺都留守，仍兼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将他挤出朝廷；第二年，又改任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免除其禁军都指挥使之职，由杜重威代替。于是，刘知远更加愤郁不平，萌生异志。

石敬瑭死后，石重贵任刘知远为中书令。开运元年（944年），契丹入寇太原，朝廷命刘知远为幽州道行营招讨使，率兵二万予以抗击，结果大破契丹伟王，斩首三千余级。三月，唐廷又封刘知远为太原王，兼北面行营都统。第二年封为北平王。开运三年（946年）八月，刘知远招诱吐谷浑酋长白承福入朝，将其部众安置在太原东山，畜牧于岚、石之间。另一酋长白可久率部投奔契丹，被委任为观察使，目的是招诱白承福归顺。刘知远得知后即上表朝廷，任白承福为大同节度使，遣发其部落分置于河阳诸州，后又诬告白承福谋叛，与契丹相通，竟以兵围杀其家口四百余人，籍没其家赀。从此吐谷浑由强变弱，而刘知远却因得其财富与人马而强大起来。他广募士卒，收编诸军散卒数千人，步骑达五万人，成为诸镇之冠。

当石重贵与契丹结怨之时，刘知远深知其中的危险，但他不加论谏，只是暗地里保全和发展自己的势力。当契丹南下，他毫无入援之意，专力守御本境，契丹攻入汴京，他分兵把守四境，防止受到侵袭。同时，他还奉三表于耶律德光，表示祝贺，提出只要道路一通，就遣使入朝贡献。耶律德光“赐诏褒美，及进画，亲加儿字于知远姓名之上，仍赐以木拐。胡法，优礼大臣则赐之，如汉赐几杖之比。”他表面上拥戴耶律德光称帝于中原，并不断遣使入汴梁进献奇缯名马，实际上却是探听虚实，静观待变。部下劝他举兵进取汴梁，他说：“用兵有缓有急，当随时制宜。今契丹新降晋兵十万，虎据京邑，未有他变，岂可轻动哉！且观其所利止于货财，货财既足，必将北去。况冰雪已消，势难久留，宜待其去，然后取之，可以万全。”[38]等到耶律德光深感中原人民难以制服，准备北逃之际，他认为时机已到，便在部下文武将吏的劝进下，于天福十二年（947年）三月，在太原称帝，因冒姓刘，故以汉为国号，史称“后汉”。

是年六月，刘知远兵不血刃，一路顺风地进入洛阳，入居宫中，汴州百官奉表来迎，各地藩镇相继来降。留守幽州以戍卫大梁的一千五百名契丹兵卒，被刘知远全部杀死，张琏率幽州兵二千镇守邺城，刘知远遣使前去招抚，答应张琏投降后可归乡里，当张琏信以为真，开城出降后，又将他及将校数十人诛杀。罪大恶极的杜重威投降后，不仅不严惩，反而被封为太傅兼中书令、楚国公。这三件事，使刘知远大失民心。司马光评论说：“杀幽州无辜千五百人，非仁也；诱张琏而诛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仁以合众，信以行令，刑以惩奸，失此三者，何以守国！”[39]

刘知远称帝后，仅仅一年就患病身亡。在此之前，杜重威就借刘知远患病煽动叛变，因此刘知远死后，顾命大臣苏逢吉等秘不发丧，下诏将杜重威及其三子斩杀，立年仅十八岁的刘承为帝，史称后汉隐帝。

杜重威被斩，李守贞又联兵叛乱。他自以曾为晋世上将，颇有战功，对刘承年少登基，怀有轻视之意。为此，他暗中招纳亡命，养死士，修城堑，缮甲兵，昼夜不息。乾元年（948年）三月，李守贞在河中自称秦王，密通契丹，并联合凤翔节度使王景崇与占据长安的赵思绾，共同反叛后汉，史称“三镇叛乱”。后汉朝廷闻讯三镇谋叛，惊惶失措，即刻遣将讨伐，但不设主帅。由于诸将怯懦畏敌，互相猜防，以致出师无功，徒耗国家资财，朝廷只好以枢密使郭威为西面军前招慰安抚使，统辖诸军。郭威“抚养士卒，与同苦乐，小有功辄赏之，微有伤常亲视之；士无贤不肖，有所陈启，皆温辞色而受之；违忤不怒，小过不责。由是将卒咸归心于威。”[40]第二年七月，郭威率军攻克河中，李守贞自焚而死；赵思绾在长安，势穷投降，被任为华州留后，后腰斩于市，年底攻克凤翔，王景崇亦自焚身亡。

“三镇叛乱”被平息，隐帝越加骄纵荒淫，不理政事，朝中大臣则钩心斗角，相互倾轧。隐帝依靠苏逢吉等宠臣，设计杀死了权臣杨、史弘肇、王章，并尽灭其族；任命谄佞贪暴的苏逢吉全权掌管枢密院事，下令诛杀了郭威家属。郭威闻讯，遂召集诸将校，状告杨、史、王三人冤死之事，并说：“吾与诸公，披荆棘，从先帝取天下，受托孤之任，竭力以卫国家，今诸公已死，吾何心独生！君辈当奉行诏书，取吾首以报天子，庶不相累。”其亲将郭崇威等皆说：“天子幼冲，此必左右群小所为，若使此辈得志，国家其得安乎！崇威愿从公入朝自诉，荡涤鼠辈以清朝廷。”[41]郭威遂命郭崇威为先锋，自统大军随后，长驱渡河南下，河北诸镇将官纷纷响应。郭威兵临汴京，隐帝率军出城迎战，但手下诸军官兵却纷纷弃戈迎降，隐帝被迫退回京城，只见城头守军早已树起降旗，使他进退不得，被乱兵所杀。郭威率军进入汴京，刘诛等被捕处斩，苏逢吉等自杀。诸军在城内大肆抢掠，使烟火四起，郭威立即上令严禁劫掠，不从者斩，混乱局面才得以改变。郭威驾请太后临朝听政，拟迎刘知远的侄儿武宁节度使刘继位。刘尚未到达汴京，镇州、邢州就前来报急：契丹主将数万骑入寇。太后命令郭威率领大军前去迎击。郭威北渡黄河，驻扎于澶州，手下将士数千人忽然哗变，裂黄旗为袍披在他身上，高呼万岁，拥为皇帝。郭威进而南下汴京，刘被杀于宋州。后汉灭亡，时乾三年（950年），仅二帝、四年。郭威受后汉“禅让”，于广顺元年（951年）正月，即皇帝位，国号周，史称后周。

五代之中的后唐、后晋、后汉三代为沙陀所建立的王朝。沙陀自贞观二十二年（648年）随贺鲁降唐以来，一直与中原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的联系，逐渐汉化。李存勖奉唐高祖李渊为祖，刘知远则奉汉高祖刘邦为祖，说明沙陀已完全融合于汉族之中。

【注释】

[1]《唐会要》卷96作贞观二年。

[2]《新唐书·薛延陀传》卷217，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136页。

[3]《资治通鉴》卷196，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180页。

[4]《资治通鉴》卷198，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245页。

[5]《唐会要》卷100《结骨国》，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785页。

[6]同上。

[7]《唐会要》卷100《结骨国》，作“其婿死丧，刀蛈其面”。今从《新唐书·黠戛斯传》卷217；《通典》卷200《边防典》十六《结骨》。

[8]《新唐书·回鹘传》卷217，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149页。

[9]《资治通鉴》卷37，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652页。

[10]《资治通鉴》卷253，作乾符五年（878年），今从《新唐书·沙陀传》卷218。

[11]《旧五代史》卷25，《唐书·武皇纪》，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6160页。

[12]《新唐书·沙陀传》卷218，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160页。

[13]《资治通鉴》卷258，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408－8409页。

[14]《旧五代史》卷27，《唐书·庄宗纪》，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66页。

[15]《资治通鉴》卷263，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572页。

[16]《资治通鉴》卷262，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548页。

[17]《资治通鉴》卷263，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570页。

[18]《旧五代史》卷26，《唐书·武皇纪》，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5页。

[19]《资治通鉴》卷266，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696页。

[20]《旧五代史》卷52，《唐书·李嗣昭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705页。

[21]《旧五代史》卷28，《唐书·庄宗纪》，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85页。

[22]《资治通鉴》卷212，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893页。

[23]《资治通鉴》卷274，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950页。

[24]同上书，第8968页。

[25]《资治通鉴》卷278，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095页。

[26]《资治通鉴》卷280，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142页。

[27]《资治通鉴》卷280，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146页。

[28]同上书，第9152页。

[29]同上书，第9155页。

[30]《资治通鉴》卷280，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157页。

[31]《资治通鉴》卷281，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188－9189页。

[32]《资治通鉴》卷284，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266页。

[33]《资治通鉴》卷284，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292页。

[34]《资治通鉴》卷285，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306页。

[35]《资治通鉴》卷286，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338页。

[36]同上书，第9334－9335页。

[37]同上书，第9346页。

[38]《资治通鉴》卷286，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336页。

[39]《资治通鉴》卷287，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379页。

[40]《资治通鉴》卷288，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397页。

[41]《资治通鉴》卷289，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4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