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武崇文，外柔内刚

尚武崇文，外柔内刚_吴文化的根基与文脉

一、尚武崇文，外柔内刚

（一）尚武

吴人“尚武”、“轻死”，奇特的强悍，既是民风，也是（方）国风，古来有之。原来杏花春雨、绿野平畴、清水萦流的江南也出激情壮士、血性男儿。“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不独是北国男儿情怀。不光“雄貌，深目，侈口，熊背”的勇士专诸，就是“迎风则僵，负风则伏”的“细人”要离，也有着勇士之心，更兼有智人之谋。“断发文身”，在水中自由出没的“裸人”，何以成了骁勇善战的吴人？

其实，吴人威猛张扬、锋芒毕露，激情澎湃、热血涌动，早在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中就已印证。玉琮的巨大威猛，兽面纹的狞厉神秘，玉钺石钺的杀戮、征伐之气，皆有史料可见。一万年前的先吴人为了生存，在陆地上追捕飞禽走兽，在水里与“蛟龙”搏斗。这些最早的事迹，已成为最深的文化印记，融入了吴人的血脉之中，刻在了吴人的文化之中，它是在特定情境中导致的吴人一贯性的气质特征和行为倾向。《孙膑兵法·将义》篇中说，“德者，兵之手也。”诚如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所说，“武德是战争中最重要的精神力量之一”，“一旦武德的幼芽长成粗壮的大树，就可以抵御不幸和失败的大风暴，甚至可以抵御住和平时期的松懈”。可见，武德文化本是吴人的道德基因。它是一种“软实力”，是一种隐性资源，是一种潜在力量，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

“尚武”就是崇尚武事，“尚勇”就是崇尚英雄、不惜捐躯的武德风尚。广义的尚武精神，首先要从它的原始含义去看。原始含义的尚武精神，是指人类在武力冲突中战胜敌人所需要的种种精神品质。从上古时期的黄帝部落与蚩尤部落的逐鹿，到夏朝的开国君主启所进行的最大战争——消灭防风氏之战，他们的剑锋无不指向东南夷地盘。商朝存在的五百年里，进行的大小战争不下百余次，公元前13世纪商王武丁征伐四方出动兵力最大时达到2．3万人。《史记》称“黄帝时有万诸侯”，周初也号称有“千八百国”，但西周三百多年历史中“灭国以千计”，再到春秋就仅余一百四十八国了，其中比较大的只有包括齐、晋、楚、秦等老牌强国，以及新兴的吴、越在内的十四国，最大者为齐、晋、秦、楚四国，仅楚一国在春秋时代就先后兼并了十二国。如此连年征战，吴人何以“尚武”、“轻死”，原因当不说自明了。

吴地崇尚英雄，也需要英雄。故“城郭以成，仓库以具，阖闾复使子胥屈盖馀、烛佣，习术——战骑射御之巧，未有所用，请干将铸作名剑二枚。”“阖闾既宝莫耶，复命于国中作金钩，令曰：‘能为善钩者，赏之百金。’”⁽²⁾

“止戈为武”（《左传·宣公十二年》）的战争观就是南方楚庄王提出的，这个“武”，就是追求和平。“以战止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事实说明，吴人把禁暴戢兵、卫国安民作为使用武力、进行战争的出发点和归宿。其社会根源在于吴人是渔猎稻作，他们获取财富的手段是自己辛勤耕耘，他们所期盼的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而不是兵荒马乱、四处逃亡。吴人不以掠夺他人的财富，侵占他人的土地为快事和荣耀，认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明太祖实录》卷六十八）他们既不需要也不愿掠夺他人，更认为掠夺他人对自己有害而无益。所以，子胥谏曰：“臣闻：‘兵者，凶事，不可空试。’”⁽³⁾主张“和众”，期望“与远迩相安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七），也就是对外实行和平的睦邻友好政策。可以说，“止戈为武”既是吴人、华夏民族的一种文化，也是一种传统。

《诗经》云：“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既出我车，既设我。匪安匪舒，淮夷来铺。”⁽⁴⁾意思是：“江汉水滔滔，武士威风凛凛。不敢求安乐，奉命伐淮夷。推出我兵车，旗帜插营前。不敢求安乐，只为讨淮夷。”“生于斯，长于斯”，过着平静生活的吴人怎能束手待毙呢？防风氏，特别是寿梦、阖闾、夫差造就的当年强吴的庞大属地，三万六千顷的偌大太湖，当年竟是吴国的演兵场。越国大夫文种说：“夫申胥、华登简服吴国之士于兵甲，而未尝有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决拾，胜未可成也。”⁽⁵⁾意思是：那申胥、华登二人选拔吴国的人教习作战，还从来没打过败战。吴国人人习武，只要一个人擅长射箭，就会有一百个人仿效、学习他，越国要想战胜未必会成功。

诸樊伐楚时在攻巢战役中，中箭亡。余祭伐越，得越俘守舟，登舟时不备中被越俘刺杀。寿梦四子中，除季札秉承先祖泰伯、仲雍遗风，让位耕居以外，正常死亡的只有余眛，但余眛一生也身经百战，饱经风霜。在接下来的一代中，王僚被公子光刺杀，而公子光（阖闾）自己在征战十九年后在攻越中“伤趾而亡”。

不能不说到“伏剑自杀”的夫差。夫差本可以不死，在勾践应允“王其无死！……寡人其达王于甬句东，夫妇三百，唯王所安，以没王年。”⁽⁸⁾后，但夫差还是死了，没有像勾践当年那样苟且偷生，以待来日。除了自知衰老、来日渺茫外，最根本的还在夫差到底是吴人，是那些在战争中、在血与火中死去的列祖列宗的子孙。夫差说：“当孤之身，实失宗庙社稷，……孤何以视于天下！”意思是：是我丢了吴国的宗庙和社稷，我拿什么脸去面对天下人！并派人告祭伍子胥：“吾何面目以见员也！”遂自杀⁽⁹⁾。夫差之死，有着英雄末路般的悲壮。春秋时期是一个战乱频繁的年代，民众习惯于作战，那时的吴人轻生死，重信义，十分剽悍，可算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优秀民族。

《汉书·地理志》云：“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晋将吾彦，史称能手格猛兽。其后亦间有勇士武师。明代倭寇入侵，民间多习枪棒拳术，虎丘僧天际来自少林，横刀杀敌以卫乡里，后以身殉。明末清初，翁慧生的枪法、叶羽便的棍法、梁兴甫的摔跤均著称于世。自宋建炎二年（1128年）至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苏州地区有武状元4名，武进士91名，武举人359名。”⁽¹⁰⁾南宋刘必成（昆山人），不仅是武状元，还是文科进士，可谓“盖以文武全才自负也。”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且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唐代大诗人李贺的名作使世人皆知吴地出宝刀，尤其是“百兵之君”的“干将”、“莫邪”剑令人敬畏，黄土高原就有“吴刀剖鲧尸生禹”之传说。单刃稍弯的“吴钩”，还越江过海至东瀛（日本）。

自吴王阖闾建苏州城，用孙武练兵，拥军称霸，“破楚入郢，威晋慑齐”，又以水师战败海上东夷。“汉末孙策用兵逐太守许贡，后遂为东吴用兵的基地。名将陆逊主吴国兵权，连战魏蜀，吴水师还远抵台湾。”可见，春秋战国和三国时期的吴国都很硬朗，吴戈、吴钩，都是当时最先进的兵器。军事的发达，让江东一带英雄辈出。“晚清国弱，习武者稍多，朱梁任一门三代俱能舞剑。”解放后，苏州体委武术组“查得全市有拳种12个，157套，包括船拳、东江南拳、小红拳等稀有拳种7套；器械58套。”⁽¹¹⁾

“尚武精神就是要在全体国人骨子里、灵魂中贯入一种刚强意志。”从孙武练兵，到“吴王金戈越王剑”，皆体现了吴地人“外柔内刚”、敢于反抗压迫、富于牺牲精神、骁勇善战、视死如归、骨子里和灵魂中的刚强意志。

孙武（齐国人），为公元前5世纪我国春秋时代的军事家，其名著《孙子兵法》被人类公认为兵学圣典，也是世界十大军事著作中最早的一部。他年轻时立志崇武，学习并总结了前人众多战例。约在公元前517年，他离开齐国到吴国，初期曾参加过吴军。

约至公元前515年，伍子胥帮助吴公子光（即阖闾）取得了王位。当时，吴王称霸的劲敌第一个就是毗邻的楚国，要打败楚国就非得有知兵善谋的将帅不可。就在此选将择帅的关键时刻，伍子胥七次推荐孙武，并且把《孙子兵法》13篇，从始计开始，循着：作战、谋攻、军形、兵势、虚实、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间等，逐篇给阖闾审阅。孙武惊世骇俗的议论，新颖独特的见解，引起吴王的极大兴趣，使吴王觉得孙武确是一个“文可安邦、武能定国”的奇才。《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阖闾说：“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经过试兵，吴王“卒以为将”（见图7－1）。

图7－1　我国春秋时代的军事家孙武

阖闾三年（公元前512年），吴王与孙武、伍员、伯嚭一起率师伐楚，攻克楚的属国舒（今安徽庐江县西），又拘捕了钟吾国君，还堵塞山水以灌之，乘势灭了徐国。此时，吴王头脑发热，想长驱入楚都郢。孙武出于时机尚未成熟，劝阻说：“民劳，未可，且待之。”（《史记·伍子胥列传》）于是，吴王采用了孙武的“佚而劳之”的谋略，并接受伍员“疲楚、误楚”的建议：抽出三个师对楚轮番袭击；一师袭击，楚必全军应战；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兵疲于奔命。待楚兵十分疲惫时，吴军突然出击，取得大胜。

阖闾七年（公元前508年），孙武提出“伐交”谋略。策动桐国（今安徽桐城北）叛楚，又利用舒鸠氏诈骗楚兵：“若楚派兵兵临吴国，吴怕楚国军威，即可代楚伐桐。”楚王果真派令尹囊瓦驻军豫章，于是吴军一面伪装伐桐，把战船集中在豫章水面上，一面又暗派军队攻伐巢城。该年十月，吴王采用孙武的“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谋略，乘驻豫章的楚军无备的情况下出击楚军，使楚丧师失地，狼狈不堪。

豫章和入郢两次大战，前后持续半年多时间，吴王完全按孙武和伍子胥的军事思想，运用了胜敌谋略，长途奔袭，展开了春秋时期规模最大的柏举之战，成功地“诱楚兵、败楚师、克楚城、俘楚将、破楚国”而大胜。接着北威齐晋、南服越人，使吴国霸主地位显名诸侯。特别是在公元前485年的吴伐齐之战中，夫差派遣吴国大夫徐承率领吴国海军，从海上攻打齐国，产生了中国古代最早的海军和最早的海上征战。直至公元前482年辅佐夫差去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会盟，孙武在吴国有着近30年的戎马生涯。他以自己的《兵法》组织指挥战争实践，又以战争实践的经验来完善《兵法》。

“辟隐深居”后，孙武在吴都苏州郊外仍孜孜不倦地校订、修缮《十三篇》，使兵法在军事、哲学、谋略、伦理等思想内涵方面，乃至文学修辞水平方面，都达到了圣典式的至善至美高度，产生了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

就《史记》等文献的记载而言，孙武虽是齐人，但自从其因避齐国内乱而出奔定居吴地起，他的活动基本上都是在吴地展开的。换言之，史籍所载可供采信的孙子生平大事，如吴宫教战、辅佐阖闾富国强兵、对楚实施战略欺骗、五战入郢，等等，均以吴国大地为广阔的舞台。从这个意义上说，孙子所创作的兵书，逻辑上自然是吴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他先秦两汉时期的重要典籍、重要历史人物，同样视《孙子兵法》诞生于吴国大地，为吴国及春秋（含）以前各地波澜壮阔、绚丽多彩军事实践的卓越理论总结。比如，《孙子兵法》所提到的“军、旅、卒、伍”四级基本编制在春秋时期为吴国所采用，而与晋国军队的“六级”编制、齐国军队的“五级”编制有较大的区别。其次，表现为《孙子兵法》所记述的“地形”、“相敌之法”等内容，与《尚书·禹贡》、《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等典籍所描述的南方地区地形地理环境的基本特征相吻合。其三，表现为《孙子兵法》所倡导的诡诈作战指导原则，与中原地区所流行的“以礼为固，以仁为胜”之“军礼”传统相对立，与所谓“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的“偏战”战法相区别，而体现了深厚的南方兵学灵活机智的历史渊源。其四，现存的《孙子兵法》近六千言之中，先后提及“吴、越”之争，“诸刿之勇”云云，将越国视为吴国主要的假想敌之一，这也表明它在一度程度上是立足于南方战争形势与战备格局基础之上的，是各地军事实践活动的理论总结与思想升华。《孙子兵法》书中所体现的地域文化特色，主要是吴地文化而不是大家所惯常认为的齐地文化，孙武就是吴人尚武的化身。

有的学者认为，“吴人过去尚武，后来就逐渐淡化了，变为以文著称了”，甚至断定“宋代时吴地民风已经完成了从‘尚武’到‘尚文’的历史性转变”。笔者认为，这是片面的。“我们观察局部，不过是为了作整体的判断。我们研究一切的原因，不过是为了观察一切的后果。”⁽¹²⁾“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毛泽东《论持久战》），“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姜子牙兵书《司马法》）。现代史上，如二次大战中，当年的德国、日本都是“恃武者亡”；同样，不注重军事国防的，如鲁国的偃王“恃文者亡”。事实是，在太平盛世，吴人并未“忘战”。吴人自古以来就是“张弛有度”、“刚柔相济”。如果经济上不去，怎能打仗呢？2006年，苏州、无锡、杭州等被评为中国制造业10大最具竞争力城市，就是“止戈为武”；刘翔、姚明、陈艳青等体育明星不断涌现，就是“尚勇”！为传承孙子兵法博大精深的智慧，吴地（苏州）成立了中国孙子兵法院，并由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会长姚有志将军出任院长。以费俊龙为代表的热血青年踊跃报名参军、走进军营，另外，各地皆有“民防局”和民兵训练中心等。可见，不论是人类古代世界“轴心时期”（20世纪40年代末，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提出）出现的“强吴时代”，还是当今繁荣昌盛的太湖与西湖流域，并未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墨子说：“故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国之具也。”⁽¹³⁾墨子把粮食的充足、军队的强盛、城郭的坚固视为国家安全的重要防御措施。他认为就是弱小的国家，若“三备”充分，也可以抗御大国的侵略。“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郭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心无备虑，不可以应卒。”⁽¹⁴⁾甚至把“备”之与否，放到亡国的高度来加以强调，他以历史的经验教训为鉴，指出：“夫桀无待汤之备，故放，纣无待武之备，故杀。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灭亡于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贵而不为备也。”⁽¹⁵⁾可见防备的重要性。近年来，苏州市各级政府在加快推进“两个率先”的同时，主动把加强国防建设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全市进一步健全了国防动员组织领导机构，完成了国防动员潜力调查；组建了一大批科技含量高、应急机动快、遂行作战能力强的专业对口分队，多次成功组织海上民船动员演练、城市防空演练等重大战备活动；加快了人民防空建设步伐，提高了经济、科技、信息动员和交通战备保障能力；制定出台了《民用船舶动员准备暂行规定》、《经济动员实施办法》等10多项地方性法规，使全市国防动员建设迈上了规范化、法制化轨道，先后获得了“全国人防先进城市”、“南京军区国防动员工作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二）崇文

吴地人既“尚武”更“崇文”。文武兼备，人文荟萃，展示了张弛有度的文武之道。

吴地的史前文化遗址表明，自旧石器时代起，吴人的祖先就在太湖流域繁衍生息。许多原始遗址中的墓葬排列有序，一般取南北向。同一墓地上各墓葬的方向一致，可能出于对附近某棵大树或山头的崇拜，或依地形自然形成，但在方圆几百公里范围内的墓葬大都取南北方向就意味着当时已能根据天象定方位。原始人类一般都先因日出、日落而有东、西方向的概念，以后再建立南、北的概念。他们对日、月运行的感知及对夜空繁星的观察经验经过代代相传的积累，上升为原始的天文知识，并用于定方向、定时间和定季节。顾炎武指出：“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戌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日知录》）这正说明天象观察在吴地先民生活中各方面的重要地位，并且反映了当时已有“二十八宿”说的萌芽。应该说，中国古代的第一发明是天文历法，第二位当是中医中药。

至新石器时代，6000年前的草鞋山、5000年前的良渚地区已出现了原始文字。经数千年的融合沉积，吴地崇文路人皆知。春秋时就有“道起东南”、“文开吴会”的“南方夫子”——言偃（公元前506～公元前443年，字子游，又称叔氏，今常熟人）。晚清时期，常熟的翁心存、翁同龢，父子宰相，同为帝师。特别至宋代，“中国文化重心已迁居南方，在全国714所书院中，南方就占了687所，为总数的96．32%”⁽¹⁶⁾，大都分布在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等14个南方省区，如句容的茅山书院、绍兴的稽山书院等，均是北宋时期的著名书院。仅苏州历史上就出过51位状元，1500多名进士。张慧剑编著的《明清江苏文人年表》收录各地文人5420名，苏州达1290名，占23．8%。无锡鸿山镇的一条小河边就诞生了一位国学大师和5个院士（蜚声中外的国学大师钱穆、物理学家钱伟长、经济学家钱俊瑞、教育家钱临照、力学家钱令希、分子生物学家邹承鲁等）。

由此可见，吴地是一块神奇的“文化富矿”，出现了许多引领时代潮流的思想大师和文化巨匠。如祖冲之、沈括、徐光启、徐霞客、周本濂、沈致远、张青莲、时钧、王贞仪等科学家，陆机、陆云、范仲淹、刘勰、李煜、秦观、范成大、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吴敬梓、冯梦龙、胡适、茅盾等文学家，顾恺之、张旭、米芾、沈周、唐寅、文征明、祝枝山和以郑板桥为代表的“扬州八怪”等艺术家、书画家，王国维、杨荫榆、吴贻芳等历史学家、教育家，丰子恺、张乐平等漫画家，还有政治思想家顾炎武、章太炎、翁同龢等。近代和当代著名的科学家有华罗庚、周同庆、周培源、茅以升、钱学森、钱伟长、竺可桢、刘大钧、李政道、陈竺等，文化名人有陈去病、柳亚子、朱自清、顾颉刚、叶圣陶、郭绍虞、匡亚明、胡绳、费孝通以及陆文夫等，著名书画艺术家有李叔同、黄宾虹、徐悲鸿、刘海粟、傅抱石、钱松嵒、林散之等，著名表演艺术家有梅兰芳、周信芳、赵丹及武侠小说大师金庸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张太雷、恽代英、瞿秋白等，吴地有为之士可谓璨若繁星。

学术思想的许多流派，丰富多彩。以清中晚期而论，“乾嘉学派与常州学派如双峰峙立、泾渭分流，至清末不衰”。⁽¹⁷⁾乾嘉之学中的吴派惠栋（1697～1758年，江苏吴县人），导源于明清之际顾炎武，主张根据经书和历史立论，以达“明道救世”之目的，以汉儒经注为宗旨，推崇东汉许慎、郑玄之学。而常州学派的庄存与（1719～1788年，常州人）等，提倡今文经学，发挥《公羊传》，宣扬《春秋》中的“微言大义”，故又称“公羊学派”。他们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现摘取三则：

1．政治思想教育界

（1）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苏州吴县人），是北宋初年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见图7－2）。他不仅在政治上有卓越贡献，而且在文学、军事方面也表现出非凡的才能。著名的《岳阳楼记》就是出自他手，文章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深为后人敬爱，广为传诵。他从27岁步入仕途至64岁溘然长逝，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心系朝廷，忧国忧民，即使受尽屈辱，他也不改忧国忧民的初衷。“寸怀如春风，思与天下芳”，只要有一点欢乐，他都愿与天下人共之。一篇360余字的《岳阳楼记》震古烁今，这正是他一生人格的写照。一个封建社会的士大夫有如此光明磊落的精神境界，的确难能可贵！值得永远发扬光大！

图7－2　北宋初年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

范仲淹之所以有这样杰出的才能，与他青少年时期的刻苦努力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早年的辛勤耕耘，换来了日后的丰硕果实。

范仲淹不到3岁时丧父，随母改嫁到朱家。少时贫困求学，十几岁时便辞别母亲，只身来到应天府书院，学习经邦治国的知识，立志报国为民。在应天府书院期间，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他把粥划成若干块，咸菜切成碎末（划粥割齑），当作一天的饭食。有人问起范仲淹的志向，范仲淹说：“不是当个好医生，就是当个好宰相。好医生为人治病，好宰相治理国家。”这种不为个人升官发财而读书的伟大抱负，让世人非常敬佩。后来，范仲淹当了参知政事，提出许多利民富国的措施，实现了自己当年的志向，成为一代名人。

“拂拭残碑览德辉，千年包范见留题。惊乌绕匝中庭柏，犹畏霜威不敢栖。”这是元代诗人王恽瞻仰“开封府题名记”碑后写下的一首感怀诗，诗人由衷地感叹包拯和范仲淹的英名。

范仲淹素以天下为己任，每论天下事往往奋不顾身。有一年京东和江淮大旱，随后蝗灾又起。身为谏官的范仲淹奏请救灾，未被皇帝理会。他并未因此作罢，而是以“理怀当言，死无所避”的态度，义正词严地对皇帝连声质问。仁宗被问得无话可答，只得派他安抚灾民。赈灾归来，他还把灾民吃的野草、树皮之类带回京城，在宫廷内外巡回展示，以戒奢风。

范仲淹心忧黎民苍生的做法引起了强烈震荡，不少正义之士纷起响应。余靖、尹洙、蔡襄、欧阳修、苏舜钦等志士慷慨激昂、纷纷上书指责朝廷过失，掀起了凌厉进言之风。宰相吕夷简等对此深感不安，就寻找借口将范仲淹贬出京城。

这一次，范仲淹被贬两年，政绩斐然，被召回京师时得到提升。吕夷简对他心怀介意，奏请皇帝派他出任最为繁忙、也最容易受到咎责的开封府尹。不料，上任不到一个月，范仲淹便把京城治理得井井有条。有一宦官头子怙势作威，无人敢惹。范仲淹下定必死的决心，向家人交代好后事，然后才上疏劾奏，最终为京城百姓除了此害。更令吕夷简难堪的是，范仲淹还将朝中官员升迁情况绘成“百官图”进献皇帝，指责吕用人唯亲，官员升迁不凭政绩、只依私情。这样一来，范仲淹噩运难逃，再次被贬。

范仲淹虽三次被贬，但他厉尚风节、讥切时弊的风范，却深深地影响和感召着时人，凌厉进言之风仍在延续。晚范仲淹十余年才进京出任谏官的包拯，显然也受到了这种风气的熏染。

在范仲淹于绍兴被贬之际，西北边境告急。党项族首领元昊称帝，建立西夏，率领十万大军进犯大宋。宋军连遭败绩，朝野上下一片慌乱。52岁的范仲淹临危受命，立即赶赴边疆。范仲淹是儒学之士，在烽火连天的战场上却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由于30多年无战事，有的骑兵不会披甲上马，有的士卒连武器都要雇人扛，而且将士不合，军队如一盘散沙。面对这种局面，范仲淹顶住朝廷急攻冒进的压力，选良将、爱士卒、抚流亡、垦荒地，筑塞建城，教民习射，把千疮百孔、一触即溃的西部边防，筑成了一道敌人不敢来犯的钢铁长城。他带领的这支队伍，成了大宋唯一能与西夏军队相抗衡的精锐之师。

就是这个时候，范仲淹会见了酷爱军事武学的张载。年轻气盛的张载希望能在疆场上有所作为，范冲淹却发现他真正的才能不在武功，而在儒学。张载听取建议，从此发愤读书，终成一代理学大师。与此同时，狄青也正得范仲淹赏识。他是地位很低的下级军士，作战十分英勇。范仲淹赠《春秋》、《汉书》，悉心栽培，使狄青很快成长为北宋不可多得的一代名将。

范仲淹戍边4年，令敌军闻风丧胆。边民尊称他为“龙图老子”，西夏军称赞他“胸中有数万甲兵”。边境百姓间到处传唱着这样的歌谣：“军中有一韩（指韩琦），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指范仲淹），西贼闻之惊破胆。”

待边境局势有所缓和，范仲淹被调回京城。他深知大宋王朝积弊深重，提出了10项革故鼎新的改革主张。他的建议被皇帝诏令全国，历史上著名的“庆历新政”拉开了帷幕。

“新政”的核心是革除朝政弊病，整顿吏治。范仲淹派人到各地考察官吏政绩，把庸碌无为者一一罢免。大臣富弼见他毫不留情地罢免了许多官员，担心地说：“您一笔勾掉很容易，但是这一笔之下可要使他一家人痛哭呀！”范仲淹说：“要不让一家哭，那就害了一路（路是北宋政区名称）的百姓都要哭了。”

范仲淹正道直行，百折不挠，大刀阔斧地除旧图新，使暮气沉沉的北宋政权开始出现转机。一些官僚贵族却恨之入骨，纷纷散布谣言，诬蔑他结交朋党，使他遭到四面围攻，成了众矢之的。

恰在此时，西北边境再次出现危机。范仲淹向来以国家安危为重，只得再次前往边关。他刚一离开京城，朝中政局就突生波澜。新政被全部废止，推行1年零4个月的改革无疾而终。

然而，改革的思想一旦深入人心便无可阻挡，数十年后，王安石变法的号角便随之吹响。范仲淹鞠躬尽瘁地实践着他所认定的治国之道，脚踏实地为百姓办事，并不着意为文。他每到一地，都兴修水利，培养人才，保土安民，把全部精力和无限才华都投入到处理国计民生的事务中去。他给后人留下的诗文屈指可数，却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使他成为众生仰望的文坛泰斗。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范仲淹流传至今的词作仅有5首，这首著名的《渔家傲》是他戌守边疆时的作品。关塞风云之气，战士守边之苦，英雄忧患之泪，凝成了一曲激越苍凉的豪唱。这首词意境宏阔，气象雄奇，为宋代豪放词之先声。

他在苏州创办的“范氏义庄”条规中，对已再嫁的寡妇也不予歧视，仍然可以享受义庄按时发放的大米补贴，无疑是对封建礼教的大胆冲击，难怪胡瑗、孙复、石介、李觏等耆宿名儒皆出其门下，著述丰厚，有《范文正公集》二十卷行世。

（2）“东林先生”——顾宪成（1550～1612年，字叔时，号泾阳，无锡张泾桥人）。家乡有东林书院，原为北宋杨时（号龟山）讲道之处。被革职后，顾宪成在地方士绅和官吏的资助下将东林书院重新整修，集合志同道合的朋友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在这里讲学。顾宪成曾言：“字辇毂，志不在君文；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其后，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等正直君子，被朝廷所黜，亦赴东林相继讲学。他主持书院达8年之久，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会期各3天。在“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所以“朝士慕其风者，多遥向应和”，一时盛况空前，名声大振。各地学者、名士都闻风附归，纷纷慕名赴会，一部分在职的正直官吏如赵南星等也“遥相呼应”。顾宪成和赵南星、邹元标号为“三君”。东林书院不仅成了一个著名的讲学中心，而且也成了一个很有影响的政治舆论中心。凡加入东林书院政治活动的人，称为东林党人，顾宪成也被尊称为“东林先生”，也叫泾阳先生。由于东林党人主张开放言路、实行改良时政等意见，得到社会广泛支持，为世人所瞩目，在明代后期的文化史和政治史上写下了有声有色的篇章。废弃了四百多年的东林书院，这时又变得生气勃勃、书声琅琅了。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便是顾宪成在东林书院撰写的一副对联，足见他主张把努力读书和关心政治结合起来。他说：“当京官不忠心事主，当地方官不注重民生，隐居乡里不关心社会状况，不配称作君子。”要求改革政治，整顿税收，限制大官绅的势力。这些做法和主张，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著有《小心斋札记》、《泾皋藏稿》、《顾端文遗书》。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黄宗羲（1610～1695年）在评价东林书院和东林党时写道：“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明儒学案·东林学案·序》），这几句话，概括了东林党人的思想风貌和历史命运。

（3）章太炎（1869～1936年），初名学乘，号太炎，后又改名炳麟，浙江余杭人。他出生于一个世代书香门第而后又遭败落的家庭，一生经历了戊戌维新改良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两个历史时期，走过曲折的道路，是我国近代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著名的学者。鲁迅先生曾十分推崇他那“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的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的豪杰精神，并誉之为“后生的楷范”（参看《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六卷）。辛亥革命后，他退居书斋，钻研学问，猝然成为一代儒宗。在学术上，他涉猎甚广，经学、哲学、文学、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逻辑学等方面都有所建树。一生著述颇丰，主要著作由后人编入《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和《章氏丛书三编》，自1982年起上海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章太炎全集》，有中国文化百科全书之称。章太炎不仅是中国近代著名哲学家，一代国学宗师，而且是中国近代重要的民主革命家、思想家，中国社会学的先驱。他一生积极地奔波于民主思想的传播和反对帝制的斗争，早年提倡维新变法，后又接受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纲领，驳斥康有为以保皇对抗革命和托古改制的主张，大力宣传甚至亲身参与民主革命，是现代中国学术的前驱者和探路人。他的许多学术思想，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科学文化艺术界

（1）永驻月球的现代天文学家高平子（1888～1970年），本名均，字君平，号在园，因仰慕东汉天文学家张衡集中国古天文学之大成遂改名平子，上海金山人（见图7－3）。

图7－3

资料来源：苏州南社文化研究院赵是铮

高平子是书香世家，其父高煌（望之）为光绪举人，其叔高燮（吹万）系南社耆宿，族兄高旭（天梅）是南社创始人之一。1912年高平子毕业于著名教育家马相伯创办的上海震旦学院，获理科学士学位并自费到上海佘山天文台师从法国神父蔡尚质（Stanis－Laus Chevalier）学习现代天文理论和观测技术，对太阳黑子、双星星团、彗星、小行星等进行目视和照相观测。离佘山后，任震旦学院天象学教授。1924年蒋丙然和高平子从日本人手中接管了青岛观象台（这是当时第一个由中国人自己掌管的天文机构），高平子在此从事地磁及天文观测研究。1925年5月1日，高平子用16厘米天文望远镜为中国开创了现代太阳黑子的观测与研究先河。1926年，高平子应邀参加了第一届万国经度联测，任测量主任。这次联测是我国首次参加国际联合观测工作，而且因此获得了庚子赔款董事会资助的外汇，购置了一架口径为32厘米的当时我国拥有的最大折光望远镜。1928年高平子受聘担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研究员，后任代理所长。期间，创办《宇宙》杂志，负责接收北洋政府的中央观象台，并筹建我国第一座现代天文台——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将北京中央观象台的古代天文仪器搬迁至紫金山天文台。高平子利用太阳分光仪观测黑子、耀斑等日面活动，是中国太阳分光观测的奠基人。1934年紫金山天文台建成后，高平子主管分光仪观察，还主持了《天文年历》的编算工作。1935年高平子作为中国代表赴巴黎参加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第五届大会，并敦促大会接纳中国为正式会员。会上，中国正式参加了国际天文学联合会。1948年他迁居台湾，在台湾省气象厅作太阳观测研究，主编《国民历》、《天文日历》，发起成立台湾天文学会，并在中央大学及中正工学院讲授天文学，主要从事天文学研究。著有《学历散论》、《平子著述余稿》、《史记天官书今注》、《史日长编》等。1970年3月23日因冠心病在台北逝世。

高平子终身致力于天文事业，对中国的天文事业有奠基之功，在世界同行中也享有盛誉。1982年8月17～26日在希腊帕特雷召开的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第十八届大会上，为表彰高平子在天文学方面的杰出贡献，决议将月面坐标为6．7S、87．8E，直径为34千米的环形山命名为“高平子环形山”（环形山英文名为kao，中文名为“高平子”）。这是唯一被铭刻在月球正面的中国人，也是地球上唯一用望远镜能观测到的以中国人命名的环形山。

（2）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吴健雄（1912～1997年），江苏太仓人（见图7－4）。

图7－4　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吴健雄

11岁时，吴健雄考入苏州第二女子师范。六年后，被保送入南京中央大学，后来进了上海的中国公学，成了胡适最得意的门生。

24岁的吴健雄踏上了美国的土地，她选择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物理系开始科学探索旅程。当时的柏克莱吸引了一批年轻而具有顶尖水平的物理学家，如发明和建造回旋加速器的劳伦斯、后来被誉为美国“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等。在柏克莱分校物理系，吴健雄才华出众，勤奋努力，加上气质高雅，外貌娇媚，个性又开朗率真，在师生中很快成为明星式人物，物理系男生都众星捧月般地仰慕她。1938年，当吴健雄正式开始做原子核物理实验时，这还是个全新的领域。1939年由塞格瑞指导她进行的实验，正是研究铀原子核裂变的产物，其中一项结果为美国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在原子核分裂和放射性同位素方面的杰出贡献，当时吴健雄已成为奥本海默等许多大科学家心目中的“权威专家”，经常被邀请参加核裂变的讨论会。

吴健雄是曼哈顿计划中唯一的女科学家，她所从事的是该计划最为核心的部分。作为初到美国、没有美国籍的外国人，参与到如此机密的国防科学计划之中，可见她在该领域的造诣。

1942年，吴健雄和同在加州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袁世凯的孙子、后来成为高能物理学家的袁家骝喜结良缘。当时的加州工学院校长、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密立肯教授为他们主持了婚礼，加州大学校友钱学森还为他们的婚礼拍了一部八毫米的电影。婚后第五年，吴健雄在普林斯顿的医院产下一子，产后住院休养时，正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的爱因斯坦还曾到医院探望过她。

从上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吴健雄在原子核衰变领域的杰出成就，使她有了“中国居里夫人”的称号。1957年1月15日，在哥伦比亚大学当教授的吴健雄完成了“宇称不守恒”这一著名实验，这个实验结果恰恰验证了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宇称不守恒”理论，帮助这两位华裔科学家荣获了诺贝尔奖。

1975年，吴健雄成为美国物理学会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性会长。1978年，被人称为“以色列诺贝尔奖”的沃尔夫奖，将其第一年的物理奖颁给了吴健雄，她被称为“物理研究的第一夫人”。她在柏克莱时代的老师、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塞格瑞称她是“核子物理的女皇”，是一个卓越的世界公民和一个永远的中国人。

（3）现代散文家、诗人朱自清（1898～1948年），江苏扬州人。一生勤奋，共有诗歌、散文、评论、学术研究著作26种，约200多万字。主要有诗歌集《踪迹》，散文集《背影》、《欧游杂记》、《你我》、《伦敦杂记》，文艺论著《诗言志辨》、《论雅俗共赏》等。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大学读书后期，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开始写新诗，一直持续到毕业后在江浙一带当中学教师的时期。1926年任清华大学教授，转而从事散文创作，成为名噪一时的散文作家。1931年留学英国，漫游欧洲，次年回国，仍至清华大学任教授。抗战期间，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7月，著名的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血的教训促使朱自清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成为一个坚强的民主主义革命战士。1948年，他贫病交加，但坚决不向反动派屈服，该年8月在北平逝世。对此，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¹⁸⁾

朱自清幼名自华，取自苏东坡“腹有诗书气自华”，号实秋，一者补命中缺火，二者期望春华秋实。考北大时，经济困难，为了勉励自己不同流合污，改名自清，字佩弦，借用韩非子“性缓，故佩弦以自急”，意在发愤图强，是文学研究会早期主要成员。1922年和俞平伯等人创办《诗》月刊，是新诗诞生时期最早的诗刊。1923年发表了长诗《毁灭》、《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优美散文。1927年写的《背影》、《荷塘月色》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1934年出版《欧游杂记》。1937年7月7日夜，挥笔疾书“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署名右边加了一句“时远处有炮声”。之后，跋山涉水，步行入滇，到西南联大任教。穷困潦倒、疾病缠身时，以心爱的砚台、碑帖换钱，有诗曰“执手相看太瘦生，少年意气比烟轻，教鞭画笔为糊口，能值几钱世上名”。得知闻一多被害，义愤填膺，写诗“你是一团火”，“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了新中国”。回到北平，在《抗议当局任意逮捕人民书》上签名，名列13位教授之首。宁愿挨饿，拒绝低价购买美援面粉，直到1948年8月12日，弥留之际，留给妻子一句话：“有件事要记住，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我们家以后不买国民党的美国面粉。”让人想起史可法的遗笔。

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尤以散文著称，清新细腻，活泼生动，真挚深刻，感人肺腑。初期写的诗，《毁灭》为人所称道。晚年从事于语文的研究，致力在启蒙与普及上，著有《诗言辨志研究》、《经典常谈》、《标准与尺度》、《语文零拾》、《书评与议文》、《论雅俗共赏》、《语文影响及其他》、《精读指导举隅》、《国文教学》等书，大有裨益于现代青年学子。1922年3月写作的《匆匆》，格调委婉、流畅、轻灵、悠远。全文篇幅短小，结构较为单纯，句式大多简短，燕子、杨柳、轻烟、微风、薄雾、初阳、蒸融、游丝等词语飘忽灵动，意境清隽淡远，通篇显得和谐匀称，融洽得体。不由使人想起高尔基咏物言志的名篇《时钟》。尽管格调各异，但两位作家不谋而合，抓住人们日常习见而又易于忽略的物象，或寄情述怀，或生发议论，感叹韶华易逝，人生短促，亟须珍惜时间，爱惜生命，有所作为。1925年创作的《背影》，只有1　500多字，但可谓经典，至迟从1935年起，不断地入选叶圣陶等先生编选的《初中国文教本》、《开明国文讲义》以及《开明新编国文读本（甲种）》等中学教科书。“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一代又一代，多少人背诵过朱自清《荷塘月色》中这些句子。这些散文都是朱自清对客观事物深入观察的体味。朱自清一生是平凡的，而又是可歌可泣的。他向往光明、追求进步；他勇于破旧创新，为我国开启文学的道路；他的文学成就和高风亮节，承前启后，传承了吴地文脉。扬州市政府把安乐巷27号朱自清故居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并号召全市人民“学朱自清文，做朱自清人，献出爱国情，铸就民族魂”。

（4）吴门四家——中国画史上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等四位明代中叶代表画家（简称“明四家”）。他们都在江苏苏州从事绘画活动，以新颖的绘画风格和杰出的艺术成就而称誉画坛。原因有三：其一，明四家的画风曾左右一时，成为当时画坛的中心力量与典型代表。其二，明代是我国“文人画”（系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专称，亦称“士夫画”。画中带有文人情趣、画外流露着文人思想的绘画。其作品大多追求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画好画后又大多在画中题诗，或以诗作画，以表达画意，亦以画表达诗意，被人称为诗情画意）继承发展的重要时期，进一步提出了画分南北宗和文人画理论，有相当影响。明四家中的沈周和文徵明便是这个时期的重要人物，在推进文人画抒写心灵、传情达意和情景交融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承前启后作用。其三，吴门四家的绘画在一定意义上是其人生追求和思想情操的表达，是气质、性格、人品的写照，其“艺术经验”敏锐地体察出文化之间的命脉关联（见图7－5）。

图7－5　沈周——卧游图

注：沈周（1427～1509），字启南，号石田，晚号白石翁，长州（今江苏苏州）人。

现代出现了徐悲鸿（1895～1953年，江苏宜兴人）、吴湖帆（1894～1968年，苏州人）、吴待秋（1878～1948年，浙江桐乡石门人）、徐伯荣（1930～，常州人）等书画大家。徐悲鸿，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少时刻苦学画，后留学法国。建国后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提倡“尽精微，致广大”，尤以画马弛名中外。徐伯荣，自幼受家庭的文化熏陶和示教，酷爱书法，字体结构严谨，字形美观秀气，曾荣获世界和平金奖，联合国文化会议授予其世界华人艺术大师。

3．吴门香书轩

吴门香书轩系李超凡（1920～1972年）、李学忠父子两代，家住苏州城西隅。年近古稀的李学忠继承父亲的遗志，倾其毕生心力，孜孜以求，广事搜罗，潜心收藏明清及近现代名人书翰数万通，蔚为大观。除部分捐献给国家图书馆、博物馆外，深惜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部遭受劫难，仅留存下5000余件，上起明代中叶沈周、金琮、祝允明、唐寅、文徵明诸书画巨子，下讫现代齐白石、梅兰芳、徐悲鸿、刘海粟、张大千诸艺术大师，以及曾国藩、李鸿章、汪精卫等书法艺术作品。名家济济，俊才晔晔，涵盖政治、军事、教育、文学、艺术、实业界，有朝臣耆宿、名人学士、诗词名流、书画巨匠，亦有少数民族、女士名媛、高僧居士、外籍友人等等。这些名人信函手迹又称尺牍，不仅是书法艺术品，更是研究人物和史实考证的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特殊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令人惊叹不已。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费孝通于2002年4月题词曰：“集名人手迹，汇书史文脉”。

只要吟诵“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名句，苏州名城的风采就浮现在眼前，因此，吴地的文化除儒雅外还有些富贵气。

对于吴地这座文化富矿来说，上述并不全面，举例也不一定都有代表性，窥见的只是一鳞半爪，但即使只是极小的一部分，已足见吴地的文化底蕴。

柔是自然，柔是亲近；她是文采，亦是包容。刚是精神，刚是斗志；她是骨气，亦是意志。尚武崇文，外柔内刚，相辅相成，自成一体，这是吴文化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