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走访了参加援藏教学工作回来不久的应用数学系教师李重华同志，他听说了我的来意，笑了笑说：“参加援藏教学工作是我早就有的愿望，还在1974年第一批援藏的消息刚传开，我了解到西藏很需要教师，特别是数、理、化方面的骨干教师，觉得援藏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立刻报了名，不料体检不合格。直到1978年才如愿以偿。”接着，他就谈起援藏二年里的感观来：
“我们一行三十三人都是上海高校的教师，其中我校有五名。于1978年8月5日动身乘火车离开上海，三天之后到达甘肃柳园，然后换汽车，昼行沙漠，夜宿兵站。短短十几天的时间，行程近万里，历经了‘春、夏、秋、冬’四季气候的冷暖变化，穿过了青海大沙漠，翻过唐古拉山，在8月18日到达目的地——拉萨。当天就在西藏师院内的泯砖平房里，三个人住一间安顿下来。一路上的奔波，高山的缺氧使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反应，走路轻飘飘，头重脚轻，呼吸急促，我的脉搏一般在110多跳，稍一动弹就上气不接下气。生活条件也比较艰苦。
西藏师院共有师生四五百人，主要教师大都是援藏的。我分配在数学教研组并任组长，除了给学生上课，每星期还抽半天时间给青年教师讲课。后来又办了函授班，对象是拉萨的中学教师，数学班的三十八名学员（汉族居多，生物班都是藏族），他们一般入学考分都不高，150～200分（1978年）即可录取。四年里，所学课程除《微分几何》、《近代数学》不上外，基本和内地一样，学员们和藏族青年教师学习都非常刻苦、认真。”
接着，李重华同志又兴致勃勃地讲起到藏民家作客的情景：“当我们逢年过节时，到青年教师家去作客，一进门，长辈们总是捧出清香可口的青稞酒，用手指蘸着弹三下，向你祝福：‘扎西德勒’（吉祥如意），热情地接待你。1978年我们还应邀去‘罗布林卡’（美丽的公园）同藏民一起欢度国庆，藏民带上青稞酒，酥油茶、水果、点心等，在树林里用塑料布围成一个个约十平方米的圈子，一家人或数家人一起尽情欢歌纵舞，热闹非凡。他们的热情、好客、勤劳给我印象很深。”说到这里李重华同志停了一下，眼里闪过忧虑的目光，接着说：“可是，西藏这个拥有122万平方千米土地，一百多万人口的要地，解放前是个‘人间地狱’，教育也十分落后，只有一所专供贵族老爷子女读书的学校，学些经文，毕业就可以当七品官。解放后，西藏各方面都有了很大发展，已有数以千计的小学，八所中学，四所大学。但是比较落后的牧区连小学也没有，想读书要走几十里路，加上牧民生活还很贫困，小孩子一般到十来岁就要干活了；能上学的很少”。他又说：“目前，藏民生活还很贫困，街头巷尾经常碰到乞讨的人，我们也常常碰到一些藏民登门讨馒头吃。西藏市场供应的商品大部分是从上海、天津、北京运去的，连牙刷、毛巾也不例外。每年国家都要贴很多运费”。
1978年8月，李重华于布达拉宫脚下广场
李重华同志最后告诉记者，他们和藏族师生二年的朝夕相处，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充满怀恋之情地说：“前几天接到几位西藏师院师生的来信，又使我回想起和他们分别时的情形，那天欢送会上，大家真有点难舍难分，好几个学生都流了眼泪。我当场在黑板上深情地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挥泪别高原，何日再相见，春催桃李时，百花开满园’。从他们寄来的信中可以看出对西藏的未来充满希望。是啊，我也是深深地期待着祖国的西藏早日改变面貌，我们的藏族同胞生活的幸福美好！”
有二十多年教龄的李重华同志是高等数学教研室副主任，他从西藏回校后，心脏一直不好，一家五口住在远离学校的朱行新村一间十五平方米简易房子里，但他还是坚持挤车往返四十多里。在教学第一线上为培养四化建设人才而辛勤劳动着。
（摘自《上海交大报》1980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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