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民主与民主宪政的逻辑，社会变迁预示着社会形式的变化

第一节　社会民主与民主宪政的逻辑

一、社会组织承载着民主宪政的功能

社会民主不是在真空中运行的，它必须依赖于社会中的组织机构的运转。所谓组织机构⁽¹⁾，是指为了达到某些特定的目标经由分工与合作及不同层次的权力和责任制度的集合。组织机构是国家统治和社会管理的真正实施者。在中国，组织机构包括党组织、政权组织、群众组织、民间组织等等在内各种组织的集合。从党的执政基础来看，组织机构的作用表现如下：

（一）组织机构是民主宪政运行及其权力行使的载体

任何政治活动都要靠组织机构来推行，但是，这种保障性力量要转化为民主宪政运作中政党、国家的权力行使的巨大能动性，必须通过组织架构才能得以顺利运行。彼得·德鲁克说：“社会已成为一个组织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不是全部也是大多数社会任务是在一个组织里和由一个组织完成的。”⁽²⁾反过来，如果没有设立必要的组织机构，权力就无法运行。因此，组织机构和政治权力之间有着直接而紧密的联系。

（二）组织机构是民主宪政的政治社会化、政治录用等政治功能的承担者

按照阿尔蒙德的观点，在现代国家的社会生活中，每个组织都是一个具有明显政治目的的结构，它们通常都履行多种功能。⁽³⁾首先，政治社会化功能。在阿尔蒙德看来，“每个政治体系都有某些执政政治社会化功能的结构，它们影响政治态度，灌输政治价值观念，把政治技能传授给公民和精英人物”⁽⁴⁾。这些结构或是专业化政治机构，譬如国家、政党等组织，或是非专业化政治机构，譬如家庭、教会等组织。由于政党所控制的大量政治资源，它总是试图通过其所控制的党组织、政府、学校等等机构，通过各种社会化方式，形成社会成员对待执政党及其政府的态度。因为“如果一个人的社会化连续性很高，并且不断得到加强，那么他的态度就会呈现出高度的稳定”⁽⁵⁾。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民主宪政而言，组织机构政治社会化功能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其次是政治录用功能。政党对干部的录用和控制，是政党政治的通行法则。特别是在向新的社会结构过渡期间，如果新的社会团体（阶层）在过渡时期或至少在它们一旦提出政治要求时，不能进入现有的政治体系，那么，执政党的合法性危机将有可能出现。⁽⁶⁾因此，“大多数现代的政治体系都具有专门的组织和机构，通过录用功能来管制其他政治角色的行为”⁽⁷⁾。执政党更是如此，它必定通过其所控制的组织机构来选用人员，以确保其骨干力量的新陈代谢。

（三）组织机构是民主宪政治理的中介

组织机构通常具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和权力分配，个体成员一旦进入一个新的组织体系，上级的各种指示便随之而来，如影相随，譬如学习文件精神、指示命令或某种社会团体的章程，等等。因此，加入组织意味着个体成员要承担一定的组织义务，遵从组织的相关规定以及自上而下的上级权威性的控制。在借助组织维护自身个人利益的同时，个人必须向组织及其上级表示支持或忠诚，让渡部分个人行动的控制权。正是通过这种组织网络的控制，执政党实现自身组织系统与社会的紧密结合，从而在自身组织系统基础上，将社会有效地凝聚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对国家、社会及组织成员的控制和治理。

综上所述，民主宪政的运行、制度的安排、政策的制定等等，都离不开一定社会组织的持续运转。对于民主宪政而言，组织机构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和价值。

二、社会政策体现着民主宪政的内容

社会政策⁽⁸⁾，指的是政治系统的输出部分。付诸实施的政策输出主要包括资源的提取，产品和服务的分配，行为的管制、象征和信息的交流，等等。⁽⁹⁾在这里，我们强调社会政策是政治系统在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环境等系统的一系列行为，包括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政策反馈，它们依靠公共权力的组织机构去贯彻落实。从民主宪政看，社会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民主宪政的政党、政府等政治主体都有其政策上的特点，人们可以根据不同政策重点来分析这些政治主体。如果我们不把政策的观念运用于民主宪政的分析，那就势必忽略了政治的大部分内容。

（一）社会政策的制定体现民主宪政的政党政府等政治主体不同倾向的价值选择，决定着不同阶级阶层的支持认同程度

革命时期，社会分化为敌我不同力量对比，这些对比力量在价值目标和行为准则上有着诸多不同。受特定历史情境、社会力量对比等因素的影响，政党势必选择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这种选择的结果就是社会政策。它不仅影响着社会价值在不同对比力量中的权威性分配，而且也反映出不同对比力量对特定社会问题的关注，包括关注内容及程度。譬如，被统治者群体希望社会政策有利于他们公平的意愿，统治者群体则希望公共政策有利于他们效率的要求。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政策体现出民主宪政中政党政府主体所希冀获取的不同阶级阶层的认同和支持，因而其所蕴涵的价值选择也得以实现。

（二）社会政策的结果，即政策输出在实践中的绩效（或有效性）深刻影响着人民群众对民主宪政合法性的认同度

社会政策的制定与社会政策的结果之间始终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从政策的制定、实施到实际成效的取得，这一过程中的各种因素都有可能违背政策本身的意图，甚至走向反面。美国公共行政学者艾利森指出，“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而其余的90%则取决于有效的执行”⁽¹⁰⁾。如果社会政策的绩效高，这就说明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及其结果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同时也意味着社会政策能够实现和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由此，人民群众对民主宪政主体合法性的认同就越高，民主宪政实现程度就越高。相反，它的合法性认同就越低，民主宪政就越不牢固。正如李普塞特所说，“如果有效性一再丧失，或长期丧失，则会危及一个合法系统的稳定性”⁽¹¹⁾。

（三）社会政策的反馈决定着社会公众对民主宪政主体的支持储备程度。社会政策实施过程中还必须关注反馈的作用

民主宪政主体通过社会政策为巩固政治地位所作的努力，无论效果如何，都会通过反馈作用，对新一轮的输入和政策制定产生影响。在整个政策实施过程中，人们通过反馈作用连续不断地发出各种要求和支持，从而影响民主宪政主体新一轮政策的制定。随着人们形成新的政策态度，新的对于宪政主体本身的积极或消极看法，以及宪政主体能否对人们新的态度所作出的反应，反馈折射出人们是否愿意继续支持执政党，从而进一步影响着民主宪政的实现。综上所述，任何政党、政府等政治主体都有其制定政策的价值取向，人们便根据其政策取向及实施的绩效，作出是否支持认同或支持认同程度如何的判断。

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这决定我们党的社会政策的逻辑起点和终点始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在阶级矛盾尖锐的时候，党的社会政策事实上必须涵盖党所依靠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两大力量的需求，或者通过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主导社会资源向这些支持性力量进行分配。

三、社会变迁预示着政治形势的变化

社会变迁预示着一定社会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一般而言，一定社会的政治形势如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化、革命形势的形成、政治危机的来临，等等，都会通过人民群众的情绪、态度、要求、愿望等形式表现出来，并逐渐形成一个社会的政治氛围、社会思潮和社会舆论，从而规定了社会政治形势的定向。“凡治天下，必因人情”，社会变迁既折射了一定的社会政治形势在社会各阶层和群众中的反应，又在一定程度上为新的政治活动指示了方向、发展趋势及后果。因此，了解社会变迁的发展变化情况，也就可以触摸到政治形势的脉搏，认清民意所向，把握社会政治的发展趋势。只有全面准确地把握社会变迁，正确估计政治形势，才能制定出合乎民意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实现民主宪政。

当然，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社会各阶级的认知、情感、态度、评价等心理因素也势必会影响到民主宪政的实现程度。一方面，在社会结构中，人们不仅是客观地存在于某一阶级位置之中，而且还会自我标签、自我认同自己的阶级归属或社会地位归属。但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关系复杂化、社会矛盾多样化等多重因素的推动，必定会使社会各阶级的心理出现一定的震荡，并成为多种政治文化相并存的聚合体。在这种境况下，社会各阶级的自我设定、认同感也在不断变化；尤为重要的是，在革命情景中面对不平等分配存在着“相对被剥夺”的离心情绪，等等。因此，在社会变迁中，“如果个人认同无法获致，生活缺乏秩序感，国家就无法建立秩序……一旦人们觉得人类关系有秩序、有系统，就会相信未来可以预测，相信经济能够发展，相信政府会愈来愈有能力”⁽¹²⁾。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任何阶级如果要想变革社会存在，就“必须在一瞬间激起自己和群众的热情。在这个瞬间，这个阶级和整个社会亲如手足，打成一片，不分彼此，它被看做和被认为是社会的普遍代表；在这个瞬间，这个阶级本身的要求和权利真正成了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它真正是社会理性和社会的心脏”。因此，社会变迁往往影响着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而这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则是实现民主宪政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