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人类学与生产实践

五、发展人类学与生产实践

最能体现发展人类学在实践中应用价值的，首先是它的重农立场和兴农志向。“农业人类学”一度成为发展人类学的一个代名词。如上文所述，人类学家在国际发展署（AID）这一美国对外援助主要机构中，通过自己的努力，已经赢得了来自各方的尊重和信任。美国国际发展署在20世纪70年代，设计了一系列为提高发展中国家农作物产量为目的的跨学科研究项目。其中有一项与高粱和小米种植有关。当时高粱和小米是一些欠发达国家人民的重要口粮。在这一称为“高粱与小米国际研究课题”的项目组中，人类学家负责对社会经济层面的问题研究。来自肯塔基大学的人类学家运用田野研究技能，获取第一手材料，了解和掌握在苏丹和洪都拉斯资源贫困地区，高粱和小米种植者在生产、分配和消费过程中所受社会和经济条件束缚的情况（Reeves，Dewalt ＆Dewalt，1987）。人类学家将研究的初步发现，供项目组其他成员和项目所在国的官员和科技人员参考。在他们看来，分享这一知识成果必定有利于提高研发效益。

农业生产中随时出现的棘手问题，也对人类学者如何在实践中灵活运用人类学技能，优化田野研究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人类学家理弗斯和德沃特夫妇主导的研究团队，通过摸索，整理出一套能体现学科基本特色的整体和比较研究模式。这一被称为“耕种系统研究”的模式，具有相当高的实践价值。它能全面、清晰地让决策者看到，农民们为缓解资源匮乏的局面，是如何通过琢磨和尝试，发展出与所处社会环境和生态条件相匹配的生存策略。耕种系统研究模式所代表的整体观，也能使研究者将不同农作物和牲畜的种植和饲养环节，整合在一个地方性的管理系统内进行审视、分析和判断。它还将耕作生产、农户消费行为和来自农户种植外的收入加以联系，大大丰富了研究资料的内涵（Reeves，Dewalt ＆Dewalt，1987：74）。耕种系统研究模式与传统意义上的农业研究方法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一般来说，在实验站每次试种和测试一种作物，是基本的农业技术模式。这也是项目组内许多具有国际声望的高粱和小米研究专家获得实践经验最重要的一种途径。然而在以前这项专家却很少与发展中国家的普通农民有过任何互动和交流。

于是项目组内的人类学家们对自己在其中所应扮演的沟通者角色有了更为真切的感受。用他们的话来说，人类学家在跨学科课题组的作用就是“促进农民和农业科技专家之间的持久性的对话；前者能为后者提供有利于作物生长的地方性知识和经验，而后者则能创造出用于解决老问题的新办法”（Reeves，Dewalt ＆Dewalt，1987：74－75）。然而在项目组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因为农民和科学家们观察问题的角度和思维方式，的确有着难以调和的差别。为了使二者能够有一个能进行实质性交流的基础，人类学家在这种情形之下就得熟悉两套截然不同的语言表达习惯和概念体系。人类学家随即制定了下列更加清晰明了的目标：确定高粱和小米增产的瓶颈之所在，使农业研究人员的关注点更为集中；弄清农民对于新技术的态度，以及新技术中哪一方面能为农民带来最大的收益；探讨将新品种和新技术，向社区和地方层面推荐和介绍的最佳方式；阐明品种和技术创新为耕作区域的生产、分配和消费模式带来的长期效应和意义（1987：74）。

该项目组人类学家始于1981年6月在苏丹西部和洪都拉斯南部历时14个月的田野考察，采用的是以马林诺夫斯基首创的“参与观察法”（见上文详述）和深度访谈为主，辅之以针对农民、商人和中间人为对象的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他们发现降水不确定、土壤肥力低和劳动力及财政资源短缺是农民在发展过程中遭遇的主要障碍（Reeves，Dewalt ＆Dewalt，1987：80）。当然研究者也看到植根于特定的社会和文化系统的受困农民，是以他们对自身地位的意识和对农业生产的理解为基础，来作出他们认为是合情合理的判断和决定。由于项目组的研究，发展署的有关人士认识到“要真正满足第三世界普通农民的需求，任何具有前瞻性的技术创新，必须在乡村实地和农民经验相符的耕地上得到验证”（Reeves，Dewalt ＆Dewalt，1987：77）。为了说服发展署内的科学家和官员接受这一观点，人类学家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最终与洪都拉斯和苏丹政府签订了能确保农民利益项目合同。

为了与科技专家和官僚机构达成共识，人类学家作出了不少额外努力。结果高粱和小米项目组的科学家们携手合作，对两国农民在农业实践中对于生产方式的具体选择和作出决定的过程进行了一番探究。他们深知很难将所有遭遇资源短缺困扰的农民归于同一类型。也就是说，社会进化论式的分类模式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在苏丹，处于极端贫困状态的农民在种植季节来临之际，难免要遇到这样的困惑：是在自家园地除草还是为他人打短工，挣钱养家。选择前者可能是一种有远见的做法，但这也意味着他们的家人得冒挨饿的风险；后者则使他们在眼前能糊口，但会影响最终的作物收成。这一两难困境使农民的需求和选择完全依赖于当地现有的资源和条件。由此两国政府最终决定与项目组一起为以受困农民为主要受惠对象的课题增加拨款，派专员负责协调项目组工作。

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终于在高粱种植新项目实施过程中，起到了应有的参考作用。然而，这几位人类学家清醒地认识到，要求新项目在短期内促进高粱和小米高产，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最重要的是，在项目过程中各方人士都逐渐认可了人类学家所确定的种植系统研究目标以及田野调查的价值（Reeves，Dewalt ＆Dewalt，1987：79）。人类学家令人瞩目的工作业绩，使项目组决定继续资助以缓解受困农民资源短缺为目的的长期调研课题。而且，在新一轮研究中，项目组决定将重点放在如何改良当地已有的高粱品种，而不是单纯介绍新的杂交品种。其目标在于培育出适合于与其他作物同田混种的当地的高产品种。

很显然，如果高粱和小米项目组没有人类学家加盟的话，洪都拉斯和苏丹两国所接受的援助款将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发展援助的方向在项目实施地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偏差。这一经验促使包括发展署在内的众多国际开发组织调整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发展项目的目标。许多发展项目都缩小规模，以发展适合当地情况的技术为重点，使受援地区的经济有起色。发展人类学家的建言，使过去那些依靠大规模建设来使当地人得到“垂滴式”效益的项目得到控制。而发展人类学家也将自身的研究重点转向辨别当地人的实际需求，并且通过评估这些需求，以帮助当地人掌握新技能的方式来促进经济发展。在这一方面，维科思计划（Vicos Project）为发展人类学实践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先例。

康奈尔大学的霍姆伯格（Holmberg）教授和秘鲁人类学家瓦思盖茨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安第斯高地“维科思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扮演了必不可少的决策者和分析家的角色。维科思，是康奈尔大学在1952年为了开展一项研究项目而租借的一块庄园的名字。这一项目的宗旨是在安第斯地区的印第安居民中，普及教育和提高识字率、改善卫生和健康状况以及传授农业生产新技术。在“维科思计划”付诸实施之前，该地区的印第安人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他们在庄园内的土地被分割成一块块很小的自留地，无法种植土豆等作物。作为庄园的债务人，印第安人不得不通过在庄园主的土地上的无偿劳动来还债。

康奈尔大学项目组进入庄园，成了该地印第安人实际上的新主人后，化解传统的剥削模式和指导印第安人走向自力更生，就成了实现“维科斯计划”的主要目标（Holmberg，1964）。在“维科思计划”实施过程中，印第安人在进行有偿劳动的同时，还学会种植新品种土豆以及使用肥料和农药。劳动所得的绿叶蔬菜、鸡蛋和水果进一步丰富了他们原本单调的食谱。

“维科思计划”的教育普及项目则使印第安人开始熟悉民主的代表组织形式。当印第安人的独立自主程度日益加深，庄园的传统权威结构开始分崩离析。在1962年，印第安人从原来的主人手中购下庄园，从而确保了他们自给自足经济模式的稳定性和持久性。总的来说，“维科思计划”使当地印第安人在衣、食、住和健康医疗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该计划也几乎成为发展中国家类似项目的样板。

然而任何类似维科思计划具有改革意味的项目，在实践中都难免会使人类学家和开发商或地方官员陷入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这是因为官商之间一旦形成利益共同体，为加快现代化和社会发展步伐，都会立马实施那些资金密集型项目，如修坝和水力发电厂等。而人类学家大多会建议在决策过程中，加入当地社区承受能力、劳动力的合理使用以及已有财政承受能力等因素，进行统筹谋划。人类学家的建议由于违背官员们和商人的利益，很容易成为决策者的耳旁风。重要的是，任何地方政府都需要以发展项目作为立竿见影的政绩工程。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学家便不得不选择为受到项目影响的民众主持公道的维权角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