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民本思想与党风建设

论邓小平民本思想与党风建设

⊙吴道明

我国的政治体制是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人民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当家做主，权力归属人民，在坚持党领导的原则下，将这一权利委托给人大行使，人大再把各种具体的权力委托给各种更为微观的组织和个人，这一“组织”和“个人”也就成为政治主体，就是权力代理者，我们俗称的领导干部。而市场经济改革中，两者的利益会发生分离，产生矛盾，如何解决这些矛盾，需要探索和研究。邓小平同志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战略总设计师，这一战略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综合国力得到空前提高，但同时社会矛盾凸显，两极分化严重，群众的弱势地位有形成之势，领导干部的腐败现象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对执政党的有效监督机制有待完善。这些都是与邓小平的民本思想相违背的，与他所追求的强国富民的理想相去甚远。他的民本思想和反腐倡廉的主张是相互融合，高度统一的。在新形势下，研究和贯彻邓小平思想，有利于解决当前社会矛盾，加强党的建设，促进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一、邓小平强调党的利益就是劳动大众利益所在

1．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其民本思想的最集中的体现

邓小平主张各项工作“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1]建国后他一贯发展经济为重心思想，主张尽快结束政治动乱和阶级斗争。20世纪80年代，他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人的核心，推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现，通过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极大地促进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得到空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

他的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在改革开放实践得到充分体现。邓小平早在1954年就提出反对平均主义。1975年，邓小平对人们习以为常的平均主义指出质疑:人的贡献不同，在待遇上是否应当有差别?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一样，表面上看似乎大家都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也不可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他认为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并且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每个个体的正当利益得到满足是劳动积极性的源泉，因而是必要的和合理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基础上，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起来，以此带动大家走向共同富裕。

2．对党政干部的严要求，体现民本思想

邓小平同志对搞特殊化深恶痛绝，认为这不仅削弱了党的威信，而且又造成了对坚持以民为本、发挥人民群众利益的直接侵害。邓小平注意到，改革开放以后，党的干部特殊化倾向极为严重，他批评说:“特殊化不只是部分高级干部，各级都有，各个部门都有。总之，我们的一些干部成了老爷就是了。我们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努力恢复延安的光荣传统，努力学习周恩来等同志的榜样，在艰苦创业方面起模范作用。”^[2]邓小平认为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群众，就是因为它是服务者。而现在党的威信减弱，脱离群众，“干部特殊化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干部搞特殊化必然脱离群众。……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3]

如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是邓小平就提出的执政党建设中的重要部分。“怎样改善党的领导，这个重大问摆在我们的面前。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不了党的领导，提高不了党的威信。”^[4]为此，他坚持把党的执政能力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联系起来，指出党执政的任务在于领导人民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为了及早将中国引入现代化的道路，邓小平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制定了符合国情的稳步发展之路，实现了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性飞跃。邓小平时刻关注着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他总是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5]

他认为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主要表现，而这必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的基础之上，因此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要务。在建国后的近三十年里，极“左”的指导思想下，结果搞出的是一个令人民不满乃至丧失信心的“贫穷的社会主义”，面对这一严峻的现实，邓小平反思道:“人民的生活还如此贫困，怎么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6]大力发展生产力并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社会主义优越性。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

人民群众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得以发展的决定力量。“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地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7]人的发展是决定中国社会主义命运、国家综合国力及经济发展后劲的最终决定力量。他反对那种不顾人民根本利益、不顾人民实际需要的空洞说教，认为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忽略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而高谈精神、情操的作法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应把满足人民群众的最基本的和不断增长着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根本目的，始终关心人民群众，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但是，在他看来，全面发展的人还必须是精神充实、富有信仰的人。针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不良现象，邓小平痛心疾首地说:“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8]他提醒人们在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同时，还应促进人的精神发展，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

3．邓小平实现“以民为本”理念的根本途径是大力改革

为实现以民为本的价值理念上，邓小平着重提出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着力推进。邓小平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面对国家经济落后与人民生活困苦的状况，他意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性基础与命运在于满足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此他急于探索快速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现实途径。他设计的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就体现了他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生产力所做出的努力。在他看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对社会主义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只有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才能过上富裕生活，才能具有高尚的精神生活，推动自身的全面发展。所以他历来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收入作为检验和判断是非的根本标准。邓小平深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第一，人民的力量最终决定历史的发展。邓小平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认识到:“一切为保护人民利益打算，……才会得到人民拥护，也才能取得胜利。经验尤其证明:谁关心人民的问题，谁能帮助人民想办法去和敌人斗争，保护人民利益，谁就是群众爱戴的领袖。”^[9]人民是对敌斗争一切力量的源泉。

第二，代表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和国家的根本使命。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就曾明确指出，党在“敌占区游击战争的主要任务是保护人民的利益，……凡是能够保护人民利益的事，应努力赴之;凡是可以招致摧残人民的事都应该谨慎从事。”^[10]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与“以民为本”在本质上是同等程度的概念，以人民群众为本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目的，社会主义制度则是从政治的意识形态的高度强调了以民为本的社会属性，它是“以民为本”得以真正实现的根本政治保证。

二、党风建设是人民利益能否最大化的保障

首先，党风建设关系到党的生存。党的领导的实现，是靠正确地代表群众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而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要实现党的领导，除了保证党的领导正确和符合人民利益外，重要的条件是要有良好的党风作保证。1957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的报告中指出:“共产党有没有资格领导，这决定于我们党自己。”“如果共产党用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态度领导人家，再说共产党能领导也领导不起来。用正确的方法正确的思想去领导，就会领导起来，团结得起来。”所以，“共产党的领导够不够格，决定于我们党的思想和作风。”1980年12月，邓小平同志再次指出:“要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改进党的作风。”“极少数党员、干部的不正之风，非常不利于恢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我赞成陈云同志讲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11]所以，要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必须大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要树立群众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向人民群众学习、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一致、党要依靠群众又要教育和引导群众前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有创新的意识来面对党的这一优良传统和作风，使之在新的历史时期得以继承和发扬光大。

其次，端正党风是促进社会风气好转的关键。社会风气是社会的精神风貌，是社会道德风尚的表现，它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党风是社会风气的一部分，但它又是高于社会风气建设要求的层次，党风是社会风气的表率，在社会风气中居于协调和决定地位，它对社会风气起着引导、制约和决定作用，它通过党的实际行动，特别是党员、党的干部日常的具体行为表现出来，通过对社会风气的潜移默化影响，引导党外群众的行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由于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的被忽视和削弱，致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出现了滑坡，社会风气中出现了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与党风方面的问题有着直接的联系，党风不正和腐败现象不断滋生和漫延，是造成社会风气不正的重要原因。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党风建设，在他的指导下，我党对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进行了公开揭露，对党内的违法乱纪行为进行了严肃查处，增强了人民群众搞好党风和社会风气的信心，调动了党内外群众的积极性。实践证明，要使社会风气好转，首先要端正党风，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怎样端正党风，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对此，邓小平同志认为，首要的任务是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把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和党的一整套作风恢复起来，发扬起来。”

第一，要恢复和发扬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组织工作中的根本问题，是党章中的根本问题。”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能否始终保持和发展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直接关系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要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建立和健全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和决策执行程序，保证其符合人民的利益。要在党内普遍深入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党的群众路线的再教育。

第二，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邓小平同志是我们党坚持和发扬实事求是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光辉典范，他对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优良传统作风有一系列的精辟论述。他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12]

第三，恢复和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维护党的团结，抵制和克服各种错误思想侵蚀，搞好党风，增强我党战斗力的有力武器。这个优良传统和有力武器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因此，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目前我们党在开展“三讲”教育过程中，就大力提倡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增强党内团结。

第四，恢复和发扬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作风。“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这实际上是一种狭隘的宗派主义倾向，也是一种脱离群众的危险倾向。”

邓小平认为，党风建设至关重要。首先，党风建设关系到党的生存。党的领导从本质上讲，不是靠强制的权力来实现的，而是靠正确地代表群众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而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要实现党的领导，除了保证党的领导正确和符合人民利益外，重要的条件是要有良好的党风作保证。1957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的报告中指出:“共产党有没有资格领导，这决定于我们党自己。”“如果共产党用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态度领导人家，再说共产党能领导也领导不起来。用正确的方法正确的思想去领导，就会领导起来，团结得起来。”所以，“共产党的领导够不够格，决定于我们党的思想和作风。”^[13]1980年12月，邓小平同志再次指出:“要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改进党的作风。”“极少数党员、干部的不正之风，非常不利于恢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我赞成陈云同志讲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14]所以，要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必须大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

其次，党风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党风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层次的精神文明建设，又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分为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方面，思想建设决定着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本质。其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科学理论，社会主义的理想、道德和纪律。党风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但它又不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普通部分，而是高层次的精神文明建设。从理想建设上看，我国人民的共同理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共产党员则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并坚持把最高理想同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结合起来。共产党员不仅要坚持发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而且还要树立和发扬共产主义道德风尚，为人民的利益和幸福，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力开拓，做到公而忘私，勇于献身。“总之，优良的党风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体现，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党风建设决定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方向和水平。领导同志，历来都强调谦虚谨慎。”^[15]1989年邓小平同志又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没有教育好人民和党员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全党同志都应努力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自觉抵制各种错误思想的侵蚀，经受住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

第五，恢复和发扬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我们党在马列主义建党思想指导下形成的优良传统作风。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邓小平同志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1956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等光辉著作中有一系列的论述。邓小平同志指出了在新形势下恢复和发扬民主集中制，对加强党的建设有重要意义，认为这是防止劳联、东欧共产党内部分裂瓦解悲剧重演的重要措施。要发扬民主，反对个人崇拜，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努力在党内真正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党风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1986年邓小平同志指出，端正党风这件事还要抓，而且要贯穿在我们整个改革过程中。1992年春，在“南巡”讲话中，邓小平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搞好廉政建设，带头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自觉地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

总之，邓小平关于党风建设的思想是我们搞好党风建设，认真学习和研究邓小平同志关于党风建设的思想理论，对于我们加强新时期的党风建设，惩治腐败，增强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如何用好权力，最根本的是要解决好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以后，能否正确地看待和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一个必须长期经受的根本性考验，也是一个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前途命运的长期的根本性课题。把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当作党密切联系群众、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环节。形式主义的要害是贪图虚名，不务实效，劳民伤财。官僚主义的要害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做官当老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歪风邪气败坏党的作风，损害党群关系，损害群众利益，是密切联系群众、贯彻群众路线的巨大障碍，务必下决心下工夫予以纠正。

我们党是在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共同奋斗中诞生、发展、壮大和成熟起来的，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和政治优势。“党内讨论重大问题，不少时候发扬民主、充分酝酿不够，由个人或少数人匆忙做出决定，很少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实行投票表决，这表明民主集中制还没有成为严格的制度。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邓小平深刻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很大的不幸。”邓小平受命于我们党和国家的转折关头，他审视历史，力挽狂澜。在总结党的作风建设的经验教训时敏锐地指出:“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他提出著名的“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即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等等。他也十分强调贯彻民主集中制，认为民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在邓小平这些思想指引下，我们党的作风建设开始逐步走上了制度化、法制化的道路。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52页。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60页。

[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68页。

[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71页。

[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55页。

[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1页。

[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64页。

[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54页。

[9]《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第41页。

[10]《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第41页。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8页。

[1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16页。

[13]《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第274页。

[1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58页。

[15]《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第2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