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个年头的编辑生涯

十五个年头的编辑生涯

王步贵

我到《社会科学》（1991年改刊名为《甘肃社会科学》）编辑部工作，掐指算来，已有15个年头了。具体时间是1983年后季至1997年前半年。

在我主持编辑部工作的这段历史时期，欣逢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和洗礼，整个社会处于前所未有的转型的关键时刻，人们的思想意识也经历了一段由不适应到逐渐适应的与时俱进的过程。现在回顾起来，仍然感慨良多，记忆犹新，甚至回味无穷。对我个人而言，这15个年头留给我的确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我的记忆中，编辑部在那些个年头里，人手紧张，任务繁重，但大家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积极工作，任劳任怨，算得上是一个团结战斗的班子。尽管这个班子不到十个人，而且有出有进，有来有往，但从未影响过杂志编辑出版的正常业务工作，大家总是相互协作，密切配合，很好地完成了一年6期的出版发行任务。

在多年办刊实践的摸索过程中，我们逐渐形成了一些共识，特别是在稿件的质量方面，我们概括出了“六字方针”。

新：我们知道，要办好任何一个社科期刊，谁都会承认，内容是首要的，是先决条件，是决定性的因素，而内容的好坏必须体现在每一篇稿件的这个载体上。稿件的质量首先要体现一个“新”字。

我们所说的“新”，就是指稿件的内容要观点新颖，颇具新意，要有新的发现，新的信息；要有独到见解；要独树一帜，独辟蹊径；要给人以新的启迪和诱导，使人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有所领悟，豁然开朗，仿佛曙光在前，彼岸在目。这种“新”，正像一切新生事物一样，是不可战胜的。它是一种趋势，一种潮流，代表了一种方向，体现了一种规律，即使遭到暴风雨的袭击，虽会暂时枯萎，但绝不会夭折，一遇适当气候，还是会再现出其本来的青春活力的。这种事例并不鲜见，古今中外，层出不穷。上世纪50年代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便是典型事例。

当然，我们也反对那种毫无根据的、胡思乱想的“新”。那种赶浪潮、图形式、花架子、不唯实的“新”，只能是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的反应和表现。所以，我们所说的和所要求的“新”是对事物客观规律性的发现和探索，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这种“新”，才真正是稿件的灵魂和生命力之所在。

深：有新意的稿件，并不一定都具有相应的深度。诚然，新意和深度是紧密相关和不可截然分割的，其中有必然的联系。但两者的区别又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所要求的“深”，是对新意的纵深挖掘，究根刨底，以求对新意作出圆满、准确、更深层次的回答。这种“深”，必然是基础雄厚、功力扎实、思维深邃、通百家言、旁征博引、极富哲理、精于表达、善于驾驭，它是在一系列与之相关因素的基础之上综合形成的。

写文章和读书是一个道理。读书要“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写文章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就是说，写文章也理应如此。对自己所证的课题或观点，要字斟句酌，表述准确，反复推敲，深思熟虑，层次分明，思路清晰，符合逻辑，言论有据，论证有力；要剥皮见骨，深入骨髓，一层一层地“剥”下去，“寻到那精英处”（朱熹语）。这样，才能达到“深”的目的。

短：这里所说的“短”，当然是相对的，并非越短越好，短到“饼干”、“豆腐块”那么小为止为妙。我们所说的“短”，是短小精悍，开门见山，干净利落，一语中的；反对空话连篇、藕断丝连、冗长繁琐、洋洋万言。

现今时代，知识爆炸，信息瞬变，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有哪个“傻瓜”愿意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阅读那些空洞无物、味若嚼蜡、臭而且长甚至让人呕吐的“万言书”呢?有人提倡用文摘的精神办刊物，实在是真知灼见，极富时代气息。

这里可能会产生一种误解，即短文章能否具有新意并达到应有的深度呢？回答是肯定的。以《古文观止》为例。这本集子上起东周，下迄明末，共选辑文章220篇，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能照顾到各种文章的体裁和多方面的艺术风格，对于我们了解我国古代散文的大致面貌和欣赏其中的一些优秀作品，仍然是有帮助和借鉴的。历代名流大家都有代表作入选，可谓“精品”。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些佳作，其基本特色，仍以短小精悍见长，且说理透彻，新意迭出，意境深邃，文辞动人。据笔者粗略统计，这本集子（中华书局1959年版）计579页，359千字，平均每篇1632字，其中包括了比正文要多得多的注释在内。就是说，绝大多数文章都不超过千字，三二百字的文章也占了相当的篇幅，有谁能因其短而否认其为“精品”、佳作呢？

所以，短小精悍的文章，更能吸引读者，赢得群众，发挥效率，振奋精神。

活：就是要求稿件生动活泼、富有文采、流畅明快、形象生动、文字简洁、气势幽默、引物连类、论事取喻，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说服力。这种文章读起来轻松愉快，心旷神怡，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感觉，只嫌其短，不觉其长；这种文章读起来，不仅能使人明辨事理，活跃思维，武装头脑，增长知识，而且还能培养人的学习兴趣，增加读书和写文章的愉悦感。有人建议，为了不使论文陷于程式、僵化、呆板、枯燥，甚而“老八股”，必须倡导把论文写的有以下特色：即杂文的犀利，散文的抒情，小说的细节，逻辑的论证，显而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和要求。要使每一篇文章都能兼顾上述特色，似乎是难以完全做到的。但作为一个目标，一个努力的方向，或者就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有所体现，还是有可能的。不言而喻，把文章写的生动活泼，虎虎有生气，令人爱不释手，甚而陶醉其中，这是大家所共同企求的。

我国古代名著《聊斋志异》，真正体现了短小精悍、生动活泼的特点，它以进步的思想内容和清新奇特的艺术风格，登上了清初文坛的大雅之堂，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影响和效果，是短篇小说园地的一朵奇葩，一颗璀璨瑰异的明珠。

我们在这里简略地分析了《聊斋志异》的短小精悍，生动活泼的艺术特色，似乎与写论文南辕北辙，风马牛不相及，毫无相通之处。其实不然，《聊斋志异》的上述特色，正是论文稿件的作者们所要刻意追求和借鉴的，以期使自己的文章向生动活泼的方向靠拢。

争：理论发展，学术繁荣，离不开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指引。任何一家社科期刊，如果只是一家之言，一个面孔，一个腔调，一个声音，听不得相反意见，回避观点分歧的矛盾，忌讳商榷，害怕切磋，那都是缺乏勇气和胆识的。先秦之所以有诸子百家出现，各种学派林立，著述汗牛充栋，观点论说纷呈，就是由于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东周列国没有采取行政措施，甚至法律手段进行干预，致使百家之言能在一种较为宽松的环境气氛中得以自由争鸣。正是这种自由争鸣，正面交锋，短兵相接，激烈冲突，互不相让，铿锵碰撞的敲打声中，才飞溅着学术探讨的火花，闪现着理论思维的光芒。这种碰撞和敲打越是强劲有力，而所收获的成果则更为丰富。历史证明，除了先秦诸子长期争鸣所结出的丰硕成果，仅唐佛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都充满了争鸣的“火药味”。正是在这样的争鸣中，才得以为这些思想、学说、著述、理论的存在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使之站稳了脚跟，影响于后世者博大精深，从而汇成了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巨流。

特：刊物的特色，历来为所有期刊和广大读者所重视。这是因为每一个刊物都希望以自己的个性、特点、优势、魅力来吸引和打动读者。特色和优势是由于历史、地理、文化、交通、周围环境甚至天时所决定的；或者国家由于某种原因而赋予的特殊使命，或因战争、自然灾害等原因所造成的特殊性。总之，特色是多角度、多层次、多方位、多领域的综合性的反映和体现。可以说，它囊括了天时、地利、人和等多种因素而形成的。比如：齐鲁文化、中原文化、岭南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丝绸之路文化、敦煌文化，等等。这些在地域和历史上形成的特殊性，比较固定，那里的期刊有充分的理由捷足先登，充分反映其特色。《甘肃社会科学》在丝绸之路文化、敦煌文化、王符思想研究等方面具有优势，具有这些方面的个性和特色，因而这些方面的研究在全国学术界是有一定影响的。

以上的“六字方针”是本人作为编辑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摸索探求而形成的一种观点和见解，可能有以偏概全之嫌，但在本人的编辑生涯中还是有所收获的，特别是在个人的学术研究中受益匪浅。

作为办刊物的编辑，还有广大的作者群，除了在新、深、短、活、争、特这六个方面狠下工夫，要办好杂志，还应重视一个“杂”字。杂志姓“杂”，这是大家公认的。也就是说，要办好任何一家社科期刊，除固定栏目的增设外，还应面对社会，重视现实、全面开放、优化选题、开拓新的领域，特别应在新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结合、渗透的联结点上给予重视，多提供版面，定期不定期地开辟有关这方面的专栏，以期尽快地把最新的信息、研究动态传递给读者。任何一家杂志，都应以博大的胸怀、敏锐的眼光、超人的勇气、拔萃的胆识，以它最大的吞吐量容纳百家之言，传播百家之音。

我的所谓组稿的“六字方针”曾在有关的学术讨论会上进行过交流，后来整理成一篇论文，在《甘肃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刊出，也算是我个人对自己多年编辑生涯的一个小小的总结。

编辑生涯馈赠给我的远不至于此。尽管这个工作很辛苦，很繁琐，一点马虎不得，环环相扣，期期循环，周而复始，年年如此，从不间断，但我还是由不熟悉、不在行到逐渐适应，懂得了其中的某些规律，以至于爱上了这个专业，甚至觉得其乐无穷。因为编辑这个工作虽然很具体，但付出便有收获，特别使我在编审稿件中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学到了不少东西，积累了不少学识。我喜欢文史哲方面的知识，在这个领域，我读过一些经典，翻阅过诸子百家的某些名著，但缺乏研究，对其中深层次的理论学术问题更是知之甚少。但通过审阅这方面的稿件，使我加深了对某些观点的理解深度，通晓了其中的理论框架、经典思维定式、论述脉络、心路历程。特别是那些有新意、有深度、有水平、有质量的稿件，它不仅教给了我知识，而且让你读起来心情愉悦，简直是一种精神享受，只嫌其短，不觉其长。这种稿件往往转载、复印、文摘率都比较高。

在文史哲领域，对我而言，过去仅仅是个人的爱好和兴趣而已，有一般的常识，知识积累也很浅薄，谈论起来，一般而言，不会张冠李戴，也不会犯常识性错误，而从事了编辑工作后，就不能再停留在这个阶段。

由于审稿的需要，我有幸更多地接触到了经典，跟诸子打交道的机会也多了，所以，多年的编辑生涯，使我的文史哲知识从直接（读原著）、间接（审稿件）两个方面得到了深化，加强了积累，提升到了学术、理论的境界。

所以，多年的编辑工作，使我在知识积累和深化的前提下，能够比较好地鉴别出稿件的优劣，功力的深浅，观点的新奇，较好地把握了稿件的质量关。总之，编辑生涯，使我的知识积累了、深化了、信息更广阔了，几乎变成了“杂家”，当然还是“杂”而不“家”。

编辑工作的另一个收获使我对校对工作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像我们《甘肃社会科学》这类规模较小的杂志社，由于客观因素的限制，人员少，经费紧缺，过去一直实行的是“编校合一”，有利有弊。按照现代出版生产的客观需要，应建立健全校对机构，把校对工作从编辑工作中分离出来，当然它们还是编辑工作的组成部分，是编辑工作的延续，是对编辑工作的监督、检查、补充和完善，在出版工作中行使着独立的不可替代的职能。但我们还做不到这一点，一直走着“编校合一”的老路。

“三校一读”是校对运作的基本制度，也是保证校对质量的基本方法。可以增加校对次数，但“三校”制是最低的下限。一般而言，校对的职责有二：一是对原稿负责，即比照原稿“校异同”，要求消灭排版过程中的错漏；二是对读者负责，即不比照原稿“校是非”，要求在消灭排版错漏的基础上，发现并协助编辑消灭原稿及版式设计中存在的差错。在不同的校次中，校对的方法和注意的重点各有不同。通读检查是校对工作的最后一个环节，作为通读检查的校对人员应严格把关，如果发现差错较多，还应当追加校次。责任校对制是人总体上保证校对质量的重要措施。因此，责任校对应对校对质量负主要责任。当然，按照有关规定和细则，校对工作还可以细化到若干条的具体内容。

正因为校对工作的要求是非常细致而具体的，它包括了文字、词语、语法、标点符号、数字、量和单位、版面格式等方面，所以我们在具体的校对实践中是非常认真和负责的，完全按照有关的规定和要求去完成任务。这样，我们就学到了有关校对方面的基本常识，对我们做一个合格的编辑、合格的校对者大有裨益，终生受益。

多年的编辑工作，使我长期处于一种精神紧张的状态中，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不论酷暑和严寒，我们都要按期出刊，按时完成出版发行任务，但我得益于编辑工作的馈赠和回报是巨大的，在做人、做学问方面，我对十多个年头的编辑生涯深怀感激之情，我对编辑部的每一个同仁都十分敬重，是他们和我一道为《甘肃社会科学》的出版发行做出了努力和贡献，我再一次地感谢他们，并致崇高的敬意。

我对《甘肃社会科学》杂志主持的十多年里，最大的遗憾是校对质量不稳定，时好时差，直到现在还是我的一块心病。

作者简介：王步贵，生于1938年，男，原《甘肃社会科学》主编、编辑部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