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艺批评的当代品格

论文艺批评的当代品格

On the Character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饶先来

曾几何时，“时代谋杀批评”的说法喧嚣尘上。于其中，我们看到了批评家对于社会变革转型的一种深刻的恐惧和现实的焦虑心理；而在大众文化界，更是迫不及待地把这种对于历史的恐惧和现实的焦虑，这种对于总体性进步的拒斥标榜为“创新”。批评当然不能无视这个社会急剧变动的时代，不能无视物质基础的变迁，社会核心语汇运用的位移，需得有一种全新的认识和深邃的眼光。换言之，在这种背景下，批评越是如此不堪，越是如此尴尬，批评越要承担，越要具有勇于批判、发现和创造的精神。如此，我们必须重新强调文艺批评应有的时代性和实践性，必须强化其时代性与实践性的当代品格。

一

文艺批评的时代性，就是指要适应时代要求、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创新发展，即是指其呈现的内容和形式均具有特定时代的特点，符合特定时代的要求和需求。文艺批评的时代性主要体现在对先进的时代精神与崭新的审美观念的发现和提炼，以及对文学价值的时代性与历史性的评判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对时代精神的“发现”和文学价值的“重写”）。

所谓时代精神，即时代的主潮、时代的脉搏、时代的灵魂，就是时代的气质和本质。^[1]人民群众是时代的主体，因此，具体而言，一时代的时代精神也就是人民群众所体现出来的主导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是某个时代大多数人的积极的思想感情。时代精神既是不断发展变化和更替的，具有流变性，又拥有一定的内容和结构，具有稳定性。

文艺批评的时代性品格首先表现在对时代精神的发现上。譬如，别林斯基就是基于对果戈理作品中的“当代意识的优美的形象”的分析和研究，才发现了其中所包蕴的崭新的美学观念和时代精神。他认为，果戈理的那些中篇小说“就是我们时代真实的、真正的诗歌”。在他看来，现实的诗歌是时代精神的产物，也只能在果戈理他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得到发展。这种在时代精神观照下产生的文学作品之显著特点“在于毫无假借的直率，生活表现得赤裸裸到令人害羞的程度”，作者是用解剖刀将全部可怕的丑恶和全部庄严的美一起切开，一起揭发出来。

由于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时代生活的性质与往昔大为不同，滋润原先神话和英雄主义精神的土壤已经消失。当下文学作品里再也没有史诗时代、英雄时代所具有的那种崇高的直率，朴素的、高贵的、平静的壮伟，文学再也不能凌空高蹈。现实性的作品必须满足一个创作条件，即只有“理想的诗歌和感情一致，现实的诗歌与所表现的生活的真实一致的时候”，才可能为当今时代的人们所理解和领会。但是，在别林斯基看来，时代的真诚的、心爱的作品，“总还是那些忠实而正确地反映着生活和现实的作品”。现实的诗歌是为时代精神所孕育出来的，能更好地“满足时代精神的支配的需要”。因此，它“更是我们时代的诗歌，更能被大家所理解和领会，更符合我们时代的精神和需要”。时代对文学创作的要求“不是生活的理想，而是生活本身，像它原来的那样”。^[2]文学只要是与生活相符，就是真实的，就具有诗情。别林斯基据此断言，果戈理以前的作家的创作都没有达到这个时代要求。因此，果戈理的作品开创了一个新方向。

别林斯基在果戈理等“自然派”作家的作品中发现了“真实地反映生活”这一新的文学、美学观念，并预见到了果戈理作品中的未来发展方向，从而揭示了俄国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势和规律。别林斯基具有时代性特征的批评思想因此而具有了普遍性、规律性的价值，对当时的创作产生了极大影响。

其次，批评对文艺作品的价值重估是其时代性的另一种表现。任何时代都有自己较为成型的和系统的分析框架和评价标准。文艺批评也不例外。它必然会打上自己时代的烙印。文学批评对文学的价值判断总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进行的。从纵向看，这一分析框架、评判标准具有历史性，从横向看，它又有鲜明的时代性。因此，对文学价值评判的时代性与历史性是批评的一体两面。

马克思不仅是一个影响深广的哲学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还是一个优秀的文艺批评家。他在评说文艺作品时总是一再强调，要正确理解某个特定时代的精神产品的特征，就必须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3]18世纪初，英国作家笛福的长篇小说《鲁滨孙漂流记》面世，并在欧洲引起较大轰动。当时一些批评家读了这部小说之后，发表评论认为这部小说是在表现人“返回自然”，教人“知足常乐”等等，鲁滨孙代表了那些对人类高度的文明的厌恶和想重新回归自然生活的人，对小说作了极其平面化和庸俗化的解读。马克思则以他进步的时代精神和锐利的历史眼光对此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解读和评价。他说：鲁滨孙故事决不像那些批评家看到的和设想的那样，“仅仅是对极度文明的反动和想要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他认为，鲁滨孙这一形象所代表的一类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这就是“历史的结果”。^[4]在马克思看来，工业革命后，18世纪的英国社会经济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封建社会形式正在解体，18世纪以来的新兴生产力——资本主义生产力正在迅速发展，这一时期的精神产品便带上这一历史现实的特征。因此，鲁滨孙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和典型，他的经历和性格特征反映了资产阶级在原始积累时期的冒险精神和进取精神的显著特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肯定了笛福这部小说的价值。^[5]马克思不仅深刻揭示和重新提炼了鲁滨孙身上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精神——冒险精神和进取精神，而且重新阐发和评估了《鲁滨孙漂流记》的时代性和历史性的双重价值。

二

所谓文艺批评的实践性，就是指文艺批评以文艺创作、文艺现象和文艺思潮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指导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和提升社会公众的审美鉴赏力为具体指向，以提炼时代精神和实践时代价值观为责任的一种建构性活动。其主要内涵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参与和推进本土社会文化实践，关注和研究本土的文艺实践；对文艺创作的有效阐释和正确引导；自我反思，以“批评的批评”的方式，建构和完善本土批评理论和批评方法。

在当今社会历史大变革和急剧转型的大背景下，文艺批评无疑也会为社会生活所裹挟，受到时代风潮的影响，但这决不是批评无所作为的藉口。而正是因为文化理想的废弃和实践品格的缺失，才导致当下批评的贫血、孱弱，导致批评的衰落和沉沦。在这种文化重塑的关键时刻，作为文化批判和思想创造的重要主体，批评尤其需要有“介入”的精神和实践。批评通过发扬自身的批判精神传统，“介入”社会精神生活和文化实践。

“批评是一种揭示真相和发现真理的工作。虽然进行肯定性的欣赏和评价，也是批评的一项内容，但就根本性质而言，批评其实更多的是面对残缺与问题的不满和质疑、拒绝和否定。是的，真正意义上的批评意味着尖锐的话语冲突，意味着激烈的思想交锋。”^[6]因此，文艺的批判必须和社会生活自身的批判相统一。

文艺的这种批判还应是内在与外在的统一。文艺对现实生活的批判，是在肯定变革历史的真正的物质力量的同时鞭挞阻碍历史发展的邪恶势力；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人类的某个绝对完美的状态上；是从推动社会的进步和扩大人民的福祉出发，而不是为了“破”而“破”，为了批判而批判。列宁指出，列夫·托尔斯泰以巨大的力量和真诚鞭打了统治阶级，十分明显地揭露了现代社会所借以维持的一切制度的内在的虚伪。列夫·托尔斯泰的批判之所以具有这种巨大的力量，就是因为他表现了当时俄国农民群众运动的力量和威力。而列夫·托尔斯泰对资本主义和“金钱势力”的咒骂之所以无力和绝望，是因为他看不出当时俄国哪些社会力量能够消除“变革”时代所特有的无数特别深重的灾难。托尔斯泰因为对社会生活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具有巨大的介入力量；但由于他难以看清摧毁旧社会和创立新社会的主体力量，又导致他的这种批判效力大为削弱和有限。

在当今中国，许多人价值观念紊乱、失去价值判断同时又热衷于价值中立，我们也就更需要现代性的知识分子来承担起“立法者”和阐释者的重任，更需要记住知识分子的批判使命，肩负起知识分子的道义责任。^[7]文艺批评的当下价值，就体现在对正在发生的文学事实和文化事象的介入上。在这个意义上，文艺批评必须建立在全面关注本土社会文化实践的基础之上，必须通过“介入”来维持自身的精神品性和实践品格。

伟大的剧作家和批评家莱辛曾告诫年轻的批评家说：“真正的批评家并不是从自己的艺术见解来推演出法则，而是根据事物本所要求的法则来构自己的艺术见解”。^[8]而现今的文艺批评不仅远离甚至抛弃了文本，没有尝试去为读者揭示文本丰富深厚的美学意蕴所给予的内涵，更不用说“积极观察当代突出的现象”来发现和解决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的问题。

历史往往能启迪现在，照亮未来。茅盾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鲁迅作品的评论也许能给我们提供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些路径。在中国现代启蒙的文化实践中，茅盾的批评就是紧贴现实要求，具有回应现实的能动姿态和实践品格，为新文学小说的诞生开道护航，并引领文艺创作的实践。从创办杂志，积极设立小说创作平台，到细心指导具体创作，到悉心关注引导创作进展，茅盾的批评实践为新文学小说的发展作出了切实的推动和巨大的贡献。

在《阿Q正传》问世后，一些评论家对它进行了无端的指责，而唯有茅盾依据现实主义典型理论，以高人一筹的眼力给予高度的评价，指出它的主要价值不在讽刺，而在于创造了“阿Q相”，甚至这种“阿Q相”不只是中国人独具，而是世间“人性的普遍的弱点”。历史已经充分证明茅盾批评实践所具有的强大穿透力。

总之，文艺批评只有站在面向未来、面向人民和面向历史的时代精神高度，发挥自身的实践性建构力量，阐释和引导当代文艺创作，才能守护文艺的创造，推动文艺的发展。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注释】

[1]艾斐：《时代精神与文学的价值追求》，《求是》1995年第21期。

[2]别林斯基著、满涛译：《文学的幻想》，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6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6、87页。

[5]柯汉琳：《重读马克思多种视角的文艺批评》，《学术研究》2007年第2期。

[6]李建军：《批评家的精神气质与责任伦理》，《文艺研究》2005年第9期。

[7]赵勇：《批判精神的沉沦——中国当代文化批评病因之我见》，《文艺研究》2005年第12期。

[8]莱辛：《汉堡剧评》第19篇，《文艺理论译丛》195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