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工作的理论基础

社区矫正是以行刑社会化理论为基础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反映了刑罚制度由肉刑到监禁刑，再到非监禁刑的发展趋势。[1]刑罚是人类应对犯罪现象的一种重要手段[2]，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人们通过国家机器，依据法律对违反人类一般准则的行为进行惩罚。因此，法律、刑罚与社会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涂尔干看来，“制裁一共分为两类，一类是建立在痛苦之上的，或至少要给犯人带来一定的损失。它的目的就是要损害犯人的财产、名誉、生命和自由，或者剥夺犯人所享用的某些事物，这种制裁称为压制性制裁，刑法即是一例。第二种制裁并不一定会给犯人带来痛苦，它的目的只在于拨乱反正，即把已经变得混乱不堪的关系恢复到正常状态”[3]。第一类制裁是压制性制裁，第二类制裁是恢复性制裁。压制性的监禁刑违背人道主义精神，使被监禁人的身心受到损害，影响矫正效果，使被监禁人的社会化过程中断，成本过高。[4]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使得非监禁刑成为可能，并成为社区矫正的最初形态。从压制性和恢复性的角度来看，即是用压制性的法律来判决，用恢复性的手段来执行，在某种意义上说，压制是为了恢复。

我们知道，中国的社区矫正开展的时间还比较短，对社区矫正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社区矫正不仅是一种刑罚执行活动，也是一种恢复矫正对象社会功能的手段。因此，当2002年社区矫正的试点在上海开展之时，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法与社区矫正有机地结合了起来，社区矫正便有了“刑罚执行和以人为本两大重心”。

刑罚执行是社区矫正的一个重要方面。几年来，上海市在实践中逐步确立了以刑罚执行为中心的社区矫正工作框架，总结出日常管理、教育学习、公益劳动、帮困解难、心理矫正5大板块工作内容，先后下发了27个规范性文件，建立起宣告制度、教育制度、公益劳动制度、活动情况周报告制度、外出请销假制度、异地托管制度、行政与司法奖惩制度、缓刑判决前和假释决定前征求意见制度等一系列工作制度，凸显了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刑罚执行方式的严肃性和统一性。

刑罚执行的功能是由政府的行政系统行使的，有着规范和统一的要求，往往由政府的相关部门规定一套严格的流程，并要求严格遵守。如浙江省的社区矫正工作流程分为三个阶段：社区矫正衔接（相关法律文书及材料的送达与接收、社区矫正对象报到、登记）、社区矫正措施（监督考察、教育矫正、考核奖惩）、社区矫正终止（期满终止、收押终止、死亡终止）。

社区矫正行政管理流程是指对社区矫正对象从矫正开始到矫正期满所进行的一系列行政管理流程。社区矫正行政管理流程有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那就是两个宣告仪式：一个是社区矫正开始时的宣告，另一个是社区矫正期满的宣告。以这两个节点为界，社区矫正被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开始社区矫正之前，要完成审判监禁部门与社区矫正机构的衔接。审判监禁部门在做出准予在社区服刑的决定前要到矫正对象所在社区的居委会、所在地派出所进行相关的调查，并要取得家属的支持和配合，满足社区矫正所需条件及环境的才能进行社区矫正，否则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判决后，要向本人告知，并让矫正对象签署保证书。将相关的文书送达公安和司法部门，完成与社区矫正机构的衔接。社区矫正对象要及时向社区矫正机构报到并登记，在司法所人员、居委会人员、派出所人员、志愿者、社工等共同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宣告仪式。

第二阶段，社区矫正开始。宣告仪式后，标志着社区矫正正式开始，社区矫正对象须遵守各项管理规定，如按时报到、个别教育、集中教育、外出请假、定期汇报思想、公益劳动等，认真完成各项任务。这个阶段的管理任务一般由社工负责。随着社区矫正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管理手段也在发展和进步，诸如电子定位等手段也已开始运用。本阶段是社区矫正的主体阶段，需要做好各项记录，完成对社区矫正对象的各项考核。为激励社区矫正对象积极配合，尽早融入社会，出台了考核奖惩措施，对遵守规定、表现良好、达到奖励条件的社区矫正对象记功，对表现较差的社区矫正对象予以警告或记过，直至收监。

第三阶段，社区矫正解除。临近矫正期满时，社区矫正对象要做出书面总结。社区矫正机构要在征求相关人员意见的基础上，对社区矫正对象的表现出具鉴定材料，报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审核批准，在矫正期满日通知本人，在司法所人员、居委会人员、派出所人员、志愿者、社工等共同在场的情况下进行期满宣告。社区矫正期满后，社区矫正对象即进入安置帮教期，社工还将继续为其提供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