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秉宽教授的眼科生涯

郭秉宽教授的眼科生涯

褚仁远　孙兴怀

郭秉宽原名奎中，父亲郭汉澄体弱多病，常用无锡丁福保的“家庭药库”为家人和自己治病，对传入我国不久的西医有所认识。从郭秉宽开始懂事之日起，父亲就决心将他培养成一个治病救人的医生。14岁那年，郭秉宽读完中学一年级之后，父亲就把他送往厦门鼓浪屿一所教会办的寻源书院，以便打好将来学医的英语基础，一年后转学至上海复旦中学。20岁毕业那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私立协和医学院，实现了他父亲要他学医的夙愿。就在燕京大学三年医预科和在协和为期一年的医本科学习期间，北平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在强烈的爱国心驱使下，他参加了当时燕京大学的地下共产主义学习小组，开始接触一些革命的理论与实际。当时的协和医学院云集了许多世界医学权威，临床眼科学的创始人，德国的Fuchs教授父子都曾来访，并派他们的学生Arnold Pillat教授主持眼科工作。Pillat教授是奥地利维也纳人，对中国十分友好。他实事求是，治学严谨，在他的建议下，郭秉宽自费留学维也纳大学医学院，1934年秋毕业，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接着在Pillat教授直接培养下，在维也纳市总医院眼科当了为期两年的眼科住院医生，奠定了他终生致力于眼科专业的基础。当时的德国、奥地利是世界的眼科中心，在这样的学习环境熏陶下，郭秉宽教授学识大进。

1936年秋，摆在郭秉宽面前的新问题是接受Pillat教授的殷切挽留，继续在维也纳专修眼科，还是整装回国为祖国的眼科建设服务？郭秉宽产生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奥地利人民的善良好客，Pillat教授及其家属的深情厚谊，使美丽的维也纳实际上已成了他的第二故乡而不忍离别，但一想到多灾多难的祖国，经过“九·一八”事变浩劫后，关外同胞正处在水深火热的困境，父亲去世，老母寡居，祖父衰老，强烈的思乡爱国之情，终于使他毅然踏上回国的征途。

1936年9月，郭秉宽踏上了阔别8年的祖国土地，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进入同济大学医学院任教。1937年8月13日，上海遭受到日寇的狂轰滥炸，不愿做亡国奴的郭秉宽和同济医学院的爱国人士一起，创办了战时重伤医院，他当了医务长，积极投入到抢救伤员的行列中。此后随着战争的发展，他带领81名自愿参加救护的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几经波折，到达杭州笕桥，重建起重伤医院，救治工作继续着。

1938年初，同济大学医学院内迁至江西吉安，因陋就简地开展了门诊医疗和教学任务，郭秉宽担任了眼科主任和教授，从此，他的工作就转移到医学教学中来了。当时他的学生吉民生教授是这样回忆的：那时设备条件很差，临时开设了一个小门诊部，在简陋的条件下，郭教授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搞好了医疗教学及培养干部的工作，深受同事及同学们的好评。

1938年秋，郭秉宽应贵阳医学院之聘，来到了所谓“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贵阳市，投入到眼科医疗教学工作。这所依照旧协和模式建起来的医学院，无论在医疗或教学上都有一套比较健全的医疗制度和充实的师资阵容，作为抗战的大后方，贵阳也有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此时，郭秉宽才同患难与共的同事孙月衔成婚，建立起一个温暖的家庭。作为眼科主任和教授，他大胆开展了规范的眼科医疗与教学活动，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当年在《中华眼科杂志》上发表的“弹伤性眼底病变”一文，就是这时候总结出来的成果之一。对郭秉宽来说，1938—1941年是他眼科生涯的一个小黄金时代，就在这短暂的三年时间内，他培养了不少后来大有作为的眼科专家。

袁佳琴教授至今仍不能忘怀她的那段学生生活：抗日战争时期在贵阳由挂着“梅岭飘香”金字匾额的两广会馆改建的贵阳医学院的教室里，第一次上眼科课，由郭教授讲绪论，郭秉宽教授讲到他受眼科老师的影响，立志为我国盲人服务，为发展祖国的眼科事业而工作的过程。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热忱，富于感染力的语言，一下子就把学生们吸引到他的工作领域里去了。眼科课程结束以后，我在一位要好的同学陪同下，一天傍晚沿着崎岖的小路来到他家的草顶竹屋门前，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叩门而入，在表达了自己想跟随老师从事眼科工作的意愿以后，得到的是郭教授和郭师母的热情接纳。从此郭老师把我引上了通向眼科知识宝库的道路。

1943年4月初，郭秉宽历尽千辛万苦，携带着眷属，经贵阳来到重庆，担任重庆江北陆军医院眼科主任，同时兼任迁往宜宾的同济医学院和迁至重庆歌乐山的上海医学院的眼科特约教授。他不断钻研眼科教学法，在短短的一个月内，以每天连续4小时讲课的进度，授完一个学期的眼科全部课程，得到同学们的好评。同时郭秉宽教授还积极开展临床研究，在对大量沙眼病人进行普查的基础上，在国内首先倡议以早期血管翳作为诊断早期沙眼的依据，写成论文，发表在美国眼科杂志上，得到国内外同行们的重视。一位优秀的导师，一定会像磁石那样吸引着学子的追求，吴振中教授就是这样被吸引过来的。她说：约有70多名来自各个医学院的实习生聚集在重庆江北的一所医院里实习，大家都争着能有机会安排在眼科实习一个月，为什么呢？因为眼科郭秉宽主任业务水平高，治学严谨，教书又教人。我是这70多人中的一名，幸运地得到了眼科实习的机会，并培养了我对眼科专业的热爱。

1945年抗战胜利，郭秉宽教授随着赴美国考察的军医队伍，由上海驶向太平洋彼岸，先后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眼科学院和纽约市曼哈顿眼库进修角膜移植的技术操作，并在学习结束之前，发表了有关角膜移植的动物实验论文和参加动物实验的照片展出。

1946年秋，随着军医考察团任务的结束，回到国内，在上海江湾国防医学院接受了少将军医级教授职务，展开眼科医疗教学工作，致力于青年医生的培养，并将角膜移植应用于临床。尽管郭秉宽教授对这段时间在眼科医、教、研各方面取得的成果感到满意，但看到国民党反共打内战，政府腐败，国家贫穷，精神十分空虚。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渡江之前，郭秉宽教授设法躲开特务的追踪，暗地迁入上海市区，随同上海人民迎接上海的解放。解放后他接受了上海医学院的邀请，担任医学院教授和附属中山医院眼科主任的职务。

1949年10月中旬，郭秉宽教授与心脏病专家邱锦淇教授、检验科专家余教授赴京执行对任弼时同志心脏病的紧急会诊和对中央首长的体格检查，下榻于北京饭店，由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亲自接待，受到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的招待与多次接见。周总理亲切地说：“你们既可为旧中国服务，同样也可为解放后的新中国服务”，“你们的技术应当是无阶级性的”，“傅连暲同志就是你们现成的榜样”。临回前，周总理还和他们三人合影留念。这天晚上，郭秉宽失眠了，他想得很多很多……往日的苦涩，今日的香甜，就像一幕幕电影片段在他脑海中演出，他再也睡不下去了，踱步窗前，望着雄伟的天安门广场，决心要把周总理的谆谆教导作为今后工作的座右铭和生活的准则。

郭秉宽教授认为，要为新中国服务，首先必须从搞好眼科教学工作，从培养大批眼科专业人员着手。但在当时，国内还未见有一本适用的中文眼科学教科书。他废寝忘食，在自编的眼科教学讲义基础上，参阅了大量国内外资料，结合自己丰富的临床实践，终于在1950年出版了一本较系统的《眼科学》。经过三次修订与增补，于1964年又出版了第四版的《眼科学》。这本《眼科学》成为当时国内每位中青年眼科医生的必读参考书，一直享有很高的评价。

1952年，随着全国高等学校院系的调整，上海医学院改名为上海第一医学院，将原来的附属中山医院与华山医院中的眼科与耳鼻喉科划出，成立了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郭秉宽任眼科主任并兼任副院长。为了更好地致力于眼科的医、教、研工作，他又主动辞去副院长的职务。专科医院的建立总算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给眼科医、教、研工作的发展建立了基地。他常深入门诊和病房，不仅注重课堂教学，还带领青年医生与学生深入工厂和农村，防治沙眼与眼外伤。为了培养更多的人才，1952年从上医当年招收的一批新生中，挑选出90名成绩优异的学生，组成眼耳鼻喉科专修班。全班于1955年毕业，这批学生不论留校的，还是分配在全国各地的，如今都成了眼科和耳鼻喉科专业的骨干。如今，仍活跃在眼科第一线的嵇训传、李子良、王文吉、胡诞宁等教授就是这批学生中的代表人物。胡诞宁教授是这样叙述老师对他的影响的：郭秉宽老师是一位眼科名医，更重要的是，郭老师是一位出色的导师，一位正直的科学家。我很幸运，遇上了郭秉宽这样的老师，他既传授给了我眼科的知识，又教了我正确的治学方法，使我一生受益匪浅。

1954—1956年间，郭秉宽教授曾先后代表中华医学会眼科学会参加了波兰和巴基斯坦眼科学会年会，在赴波兰途经莫斯科时，参观了Helmholtz眼科研究所，那里的眼病理研究室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觉得应该在国内推广这项工作。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林文秉教授的帮助下，于1955年成立了自己的眼病理研究室，并发展成国内的重要眼病理基地。

1956年，九三学社在上医成立支社，主任委员为上医创始人颜福庆教授，郭秉宽教授也积极参加。他经常向党委传递知识分子的心声，做好党的助手。作为九三学社的中央委员，他还经常参加各项社内的活动。

1957年，在反右斗争中，随着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展开，在中华眼科杂志上，围绕郭秉宽教授在他所著的眼科学中有关进行性高度近视眼的遗传与优生学的论点，展开了一场震动我国眼科学界的争鸣，“科学的绊脚石”、“马尔萨斯反动人口论的宣传者”，一顶顶帽子向他袭来，他既不惊慌，也不气馁，而是用说理的方式从科学性上叙述自己的见解。他这种直言不讳的性格显然是受到他的老师Pillat教授影响的结果，也正是他为人的一个显著特点。如今，遗传学、优生学已在大规模地开展工作，但郭秉宽教授却不以胜利者自居，他说：“我们在这方面还懂得很少，需要作更大努力，深入研究。”他的学生褚仁远教授几十年来一直遵循其教导，辛勤耕耘在这一领域，与中国科学院、上海科学院合作研究，终于取得了代表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世界瞩目的研究成果：关于先天性绕核性白内障热休克蛋白修饰功能的研究于2002年发表在世界顶级科学杂志Nature Genetics上，并在封面首条刊登，是我国眼科学界首次在该杂志发表科研论文。有关高度近视眼（病理性近视）等眼遗传性疾病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并在不断地继续深入。

在是非颠倒的十年动乱中，郭秉宽从一级教授沦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斗，监督劳动，被剥夺了教学、医疗、科研的一切权利。每当他筋疲力尽地回到家中的时候，他一度有过轻生的念头。但每次想到周总理的教导和患难与共的妻子孙月衔对自己无微不至的体贴与照顾，又产生了活下去的勇气。

世上的事情就是那么多变，在“文革”的中后期，郭秉宽教授居然被当作“死老虎”未受到进一步的迫害，倒有一些清闲的时间，他将精力全部投入到《眼科学》的修订工作中去，乘人民卫生出版社提出修订早已脱销的第四版《眼科学》的机会，他从早到晚埋头写作，在100万字的《眼科学》稿件中，那一行行一字字都浸透着郭秉宽教授的汗水。尽管后来在出版的前言中，只字未提及他的名字与主编作用，但当他捧着厚厚的清样时，内心发出宽慰的微笑，因为他又一次为我国眼科界办了一件好事。就是这本五次再版的《眼科学》，作为我国广大眼科医生的主要业务参考书，整整影响了几代人，不断地推动着我国眼科事业的普及与发展。

“四人帮”粉碎后，郭秉宽教授获得了第二次解放，祖国科学的春天到来了，他精神焕发，带领全科人员为夺回失去的时间忘我工作。

1978年，经卫生部批准，上海第一医学院眼科研究所成立，郭秉宽教授兼任所长，这是继专科医院建立后的又一大事，他兴奋异常。在他的领导下，所属的眼病理研究室、青光眼研究室、角膜病研究室、中西医结合研究室及眼遗传研究室已初具规模，并招收了5名研究生，在科研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恢复和不断开展，郭秉宽教授老当益壮，1979年访问美国，1980年还应邀出席了日本眼科年会，1982年去美国参加第24届世界眼科会议与第2届国际防盲会议。他向外国朋友带去了我国眼科同道的友谊，介绍了我国的眼科成就，建立了眼科机构与学者个人之间的友好关系。他还不断选送眼科医生去科技先进国家进修学习，为人才的培养竭尽全力。

郭秉宽教授在眼科事业上的成就卓著，桃李芬芳，美国眼科权威Charles L．Schepens在《世界眼科临床》专辑的序言中称他是“中国的眼科之父”。照理说，他完全可以饱享清福安度晚年了，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他于1984年退居二线，仍然做好传帮带的工作，打算在摆脱繁重的行政任务和社会活动的同时，专心一意地从事《眼科学》的再次修订工作。他还想得更远，决心在他与世长辞的时刻，把遗体捐献给医学院校，供教学解剖和角膜移植之用，要求坚决不举行任何形式的追悼会，并为此立下了遗嘱……

1991年9月28日3时30分。郭秉宽教授走完人生的历程，他给我们留下的却是无限的怀念，迷人的风采。

郭秉宽教授为我国的眼科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眼科人才。他所在的眼耳鼻喉科医院内，已故的何章岑教授、陈道瑜教授作为他的助手，培养了袁守隅、倪逴、吴本茀、黎勉勤、蔡松年等一代眼科学家；现还在第一线工作的王文吉、嵇训传、邱孝芝、褚仁远等都直接出自他的门下；目前正在挑起大梁的孙兴怀、徐格致、卢奕等也都受过他的亲临教诲。这样的薪火传递，才使得上医的眼科成为国内有影响的中心之一和教育部重点学科。

郭秉宽教授以他赤诚的爱国之心，引人入胜的教学方法，严格的科学态度，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热心培养接班人的精神，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作者简介：

褚仁远，眼科学教授，复旦大学眼科研究所所长。1962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

孙兴怀，眼科学教授，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院长。1984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1990年上海医科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