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丰彦老师常用一句话给我点明方向

徐丰彦老师常用一句话给我点明方向

姚　泰

在过去将近53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在上医这样的环境中学习、工作和成长。上医有我许许多多的老师、同事和朋友。他们对我的帮助及对我工作、生活所产生的影响，使我终生不忘，尤其是我的导师徐丰彦教授。

我们所处的那个时代，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做研究生也是由组织分配。我毕业时，组织上分配我考基础医学的研究生，考哪个学科可以由自己选择。我本来是想做临床医生的，但组织决定我考基础学科的研究生，我理所当然服从了。在选择专业时，我考虑生理学教研室是当时学校的“大跃进”教研室，徐丰彦教授是名教授，在几个招收研究生的基础学科中，相对来说，我对生理学比较感兴趣，所以几乎没怎么多想就决定考生理学科，后来就成了徐丰彦教授的研究生。回想起来，我在做研究生期间以及后来和徐丰彦教授相处的30年中，徐教授并没有在生理学专业知识方面对我进行过多少具体的指导，但是在几个关键的时候或关键的场合他会对我讲了一句话，而往往就是这样的一句话，对我以后的学习或工作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考取生理学研究生后，我到生理学教研室报到。在第一次和导师徐丰彦教授谈话时，他问我：“你英文怎么样？”那时，我们在大学期间只学俄文，而且对我来说，进入高中时就被分在学校的俄文班；所以，虽然我曾在小学和初中时学过一点点英文，早已完全忘记了。于是我回答徐教授，我没学过英文，但俄文很好，看专业书没有问题。徐教授听后说，“好，我让程介士老师考一下你的俄文。”接着，他对我说了一句话：“英文很重要，不懂英文等于文盲。”他讲这句话时似乎并没有很在意，但是我听了却大吃一惊：我成了文盲了？后来，我和许多人谈起学习英文的体会时，每次都说，徐教授的这一句话是激发我认真学习英文的动力。从那次谈话以后，我就奋发学习英语，在研究生的第一年中，我的英文可以说是突飞猛进的。

做研究生，就要考虑做什么科研题目。自己刚到生理学教研室，对于科研一点也不懂。当时，生理学实验室通常的装备就是记纹鼓，用刺激器、放大器、示波器等电子仪器做电生理实验就被看成是高精尖了。在我前面，教研室里有一位研究生花了很多工夫建起了一个屏蔽室，弄到了一台旧的双线示波器；教研室的技术员还自己动手装了一台放大器。但是那位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外地，这间电生理实验室就空在那里。一天，徐教授和我谈话，问我电子学基础怎么样。我说我没有学过电子学。他就对我说，现在要做电生理，你先去学电子学，然后开始做电生理实验。我听了很兴奋，觉得徐教授给我明确了学习和工作的方向。后来，我参加了科学院生理研究所举办的电子学讲习班，回来后就做记录交感神经放电的实验，由此开始了我的研究生论文工作。

研究生毕业后，我被留在生理学教研室做助教。开始时，我主要做教学工作，还做学生辅导员。徐教授对于教学是十分重视的。他对我说了一句话：“作为大学教师，你首先要过好教学关。”说实在的，我在做研究生时形成了一种想法，认为教师做科研最重要，可以不断提高学术水平，而教学是常规性工作，很容易的。徐教授对我说的这句话，对我是一个警告。那时，助教只能带实验课，不能上大课。但徐教授较早就给我安排了讲课任务。他让我跟随年资较高的莫浣英老师，给药学专业的学生上解剖生理学大课。因此，我很认真地备课，写出了全部讲稿，自己动手做教具，还有一段时间住到学生宿舍里去，尽量多地接近学生。不久，徐教授接受了一个主编生理学全国统编教材的任务。他就指定我做他的秘书，参加编写会议。他对我的这些安排使我对教学工作有了更全面的认识，特别是懂得了必须树立教师的责任感。

过了两年，徐教授又对我说了一句话：“你应该做科研，先好好考虑一下做什么研究。”那时，大家都在讨论科研如何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徐教授亲自带领教研室的青年教师到医院、工厂等去考察。后来，教师中比较多的人对第一结核病院用针刺麻醉进行肺叶切除手术的成果觉得既惊讶又兴奋，认为这是中西医结合的重大成就，而我们生理学工作者就应该来研究针刺麻醉的机制，推动中西医结合的发展，创造新医学派。我当时很年轻，也跃跃欲试。有一天晚上，我一口气给徐教授写了整整三页报告纸的一封长信，谈了自己对于进行针刺麻醉研究的想法。第二天一早，我把这封信放在徐教授的办公室，就去上课了。下课回来时，看到一位研究生在教研室的会议室进行布置，在一边的墙上拉了两根长绳，绳上用一个小夹子夹着我给徐教授的那封信。我问他这是干吗。他说，徐教授看了我给他的信后很高兴，说要发动全教研室的老师一起来讨论教研室的科研方向。后来，徐教授和大家一起讨论，决定教研室的科研重点是做针刺麻醉和针刺镇痛机制的研究。因此，针刺镇痛和针刺对机体功能的调整作用就成为我后来20多年科研工作的一个重要领域。

对于针刺机制的研究应该怎样进行，一直存在着分歧和争论。60年代初，朝鲜的金凤汉宣称发现了“凤汉小体”，我们的人民日报全文登载了他的文章，一时间对我们产生了很大的压力。那时，徐丰彦教授说了一句很简明、生动的话，我一直认为是精妙绝伦的。他说，“古人说月亮里有个嫦娥。现在有了天文望远镜，有人就想用望远镜去证明月亮里有个嫦娥。”后来，一些正式的文件和文章里都写得很明确，应该用现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和研究中医。这说明徐丰彦教授的观点是得到肯定的。那年，国家派徐教授参加我国的专家考察组去朝鲜考察经络研究，回国后，他明确地对领导说，朝鲜的经络研究不可相信。为此，在“文革”一开始，他就被打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但是以后的事实证明徐教授是完全正确的。通过这件事，我深深地感到了徐教授的“不唯上，只求实”的科学精神，使我对他更加崇敬和钦佩了。

“文革”后，国家开始选派出国留学生。我是学校派出的第一个留学生。当时我确实不知道到哪里去好。这时徐教授对我说了一句：“到Folkow实验室去。”Folkow是一位国际知名的瑞典生理学家，我在做研究生时就看过他的不少文章。从那时起，我们对他的工作就很感兴趣，特别是对他关于不同部分交感神经的功能存在分化的概念非常欣赏。在60年代初，徐教授就专门安排一位研究生做有关交感神经功能分化的实验研究。我后来到瑞典哥德堡大学生理学系做访问学者，两年中做了许多工作，收获很大。

80年代初，徐丰彦教授自己提出不再担任教研室主任。经他提名，由张镜如担任主任，我担任副主任。那时我还在国外。张镜如提出的口号是“重建生理学教研室”。我回国后，就认真配合他工作。后来，在张镜如教授被选拔担任上医院长的时候。徐教授告诉我说，组织上曾经考虑把我也调去做行政工作，但被他否定了。他只说了一句话：姚泰必须留在教研室工作。徐教授提名我接任教研室主任的工作。那几年，我从教研室的行政管理到教学、科研、培养研究生，工作量很大，但得到很好的锻炼。徐教授给了我很大的精神支持。那段时间，我们生理学教研室曾经得到“上海市模范集体”和“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的称号。

我在和国内生理学界的同仁们接触中也深深体会到，大家对徐丰彦教授的学识，特别是对他的为人、品德和求实作风，是高度赞赏的。我有幸做他的研究生，他在做人、做学问方面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

作者姚泰，生理学教授。1959年上医医学系毕业，1962年上医研究生毕业。曾任上海医科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研究生院第二任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