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医对我国现代医学的历史性贡献

上医对我国现代医学的历史性贡献

范维珂

从踏入上医枫林桥大门求学伊始，至今已过去整整60年。这60年中，我在上医10年，其中5年求学启蒙，5年教研深造，其余50年在重庆医科大学（简称重医）参与建院和教研至今。上医在我的脑海里铭刻着深深的烙印。世界对于伟人的记忆不因时光流逝而淡漠，我们以上医为骄傲，以做上医人而感到光荣，永世难忘。上医有什么值得怀念、值得留恋的呢？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上医艰苦创业，有过许多坎坷或辉煌的经历，但我感到它最突出的历史性贡献有二：一是它是国人创办的我国公办的一所现代医学院，启蒙中国医学于黄浦江畔；二是它全面支援了重庆医科大学的建院与发展，两次推进西部医学的提高，影响广泛。

国人创办的现代医学院

大学是什么？大学就是有名师大儒集中的地方。这是大学最重要的标志。20世纪初，中国尚无完整的现代医学教育体系。1927年9月上医的前身（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在上海吴淞成立开学，是为我国国人创办的现代医学院，并以“正谊明道”的崇高医德为立校之魂。但在办学初期仅有教师9人，职员3人，历经颜福庆、乐文照、高镜朗、朱恒璧等领导的多方努力，合并上海红十字会总医院（现上海华山医院），募捐创建现上海枫林桥中山医院，聘请有名的中外医学专家，加上最初几届毕业生的留校、留学、任教，虽在其间曾因抗日战争颠沛流离于昆明白龙潭、重庆歌乐山，办学却从未中断，师资力量不断发展。当我在1947年考入上医时，教职员工已增至百余人，实习医院的名气亦在上海名列前茅，任教的基础与临床教师都是当时国内一流。他们大多住在校门旁边平江路宿舍的小楼里：1号是肺科吴绍青教授，2号是生理学朱壬葆教授，3号是生理学徐丰彦教授，4号是病理学谷镜汧教授，5号是生物化学林国镐教授，6号是内科林兆耆教授，7号是耳鼻喉科王鹏万教授，8号是胸外科黄家驷教授，9号是药理学张昌绍教授，10号是外科沈克非教授、儿科陈翠贞教授。加上住在校外的公共卫生学颜福庆教授、耳鼻喉科胡懋廉教授、传染科钱惪教授、放射科荣独山教授、皮肤科杨国亮教授、妇产科王淑贞教授、眼科郭秉宽教授、流行病学苏德隆教授。真可谓“名师云集，学科齐全”。他们曾留学美、英、德、奥，热爱祖国，学有所长，勤奋教学，成绩卓著，都是国内该学科的奠基人或带头人之一。他们中有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核定的16名一级教授，22名二级教授。当时教育部长蒋南翔曾对上医的领导说：“上医的专家教授多啊，一、二级教授比清华大学还多。”虽然他们现在大多已辞世，但留给我们的印象却历历在目，十分深刻。

在教学中，上医十分重视用英语教学。1947年我们进校时，虽只有半年普通英语课程，但同时开课的，如数、理、化、生物等基础课程都用英语或双语讲授，听课记笔记，课后参阅英文原版教材，经常要进行小测验。长此以往，使我们英语进步很快，由此既掌握了医学知识，又获得了探求知识的重要工具，对我们以后的提高帮助很大。其总体效果可以从当年我们考入上医的同班30位同学中，有4位已成为中国科学院或工程院的院士。名师云集在教学上带来的效果是教学认真、严格要求。如外科学教授沈克非给我们上“炎症”总论时，语言“精雕细刻”，使我们不忍漏记一个字，带我们外科临床示教，分析“大腿肿块”的鉴别诊断时，循序渐进、步步深入、逻辑合理、水到渠成，充分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少而精”的原则；内科教授林兆耆查房分析“腹痛”病例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触类旁通，相关疾病无一遗漏，使我们懂得了如何分析综合，诊治疾病。解放前没有统编教材，但老师们的讲授，内容丰富、逻辑合理、重点突出、结合实际，这些讲稿就成了我国最早的内外科教材。如沈克非主编的《外科学》与林兆耆主编的《实用内科学》等，以后就在全国广为流传。不仅临床学科如此，基础各科亦然。毕业后我被留在上医病理科，当时，上医已成立三个研究所，即病理研究所（由谷镜汧教授任所长）、药理研究所（由张昌绍教授任所长）、生物化学研究所（由林国镐教授任所长），均招收研究生。谷镜汧教授是我进入病理高师班的启蒙老师，为人谦逊，循循善诱，对一个疾病或一例解剖，总是要追根究底，寻找科学根据，凭他长期的病理实践经验，对病人的发病及死因总要弄得一清二楚，结合案例，给临床提供参考，提高医疗质量。使我认识到“病理解剖是发展医学所必不可少的重要依据之一”。后来虽然我因工作需要从事病理生理教学，病理解剖知识却给我打下了坚实的形态学基础。谷教授非常重视病理标本的累积，一有可用于教学的材料，就做成标本，所以我们学习病理时就有了丰富的感性材料，特别生动，有助于记忆理解。他对每一个标本都如数家珍，深有感情地给我们讲解。1955年3月14日他立下身后遗体解剖志愿书，为医学尽最后的贡献作出榜样。谷教授编的教材《病理学总论》，篇幅不大，但句句含义深刻，图文并茂。如此例子，不胜枚举。对于这些既有理论又擅长实践的老师，上医当时有条规定，都是专职，临床医师亦不能在院外开业，而是一心一意专志于教学、医疗、科研，所以其专业学术水平之高可想而知。上医不仅建成其强大的师资队伍，而且还不断派出师资，支援其他院校，如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建院，为大连医学院、山东医学院、新疆医学院、苏州医学院的壮大，亦派出得力骨干师资，这些师资以后都成为这些院校的教学、医疗支柱。所以，学校建设归根结底离不开人才的培养，上医在创办我国公立的现代医学院，乃至在沿海、新疆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两次推进西部地区医学的提高

还值得一提的是上医对我国西部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所作的贡献。抗日战争初期，上海沦陷，主要校舍被日军强占，上医内迁昆明白龙潭。1940年10月因昆明时局紧张，又奉教育部令迁渝，选址于重庆歌乐山龙洞湾，与中央医院及宽仁医院合作，于1941年1月开始招生，朱恒璧任院长。先后建成上海医学院、公共卫生教学基地、药科、医学专修科、护校、高级医事检验职业班，继续出版《中华医学杂志》，修建病理室，大力推广病理解剖研究。当时的上医有医务人员137人，病床218张。当地反映歌乐山时代的上医教师可谓是“学识渊博、治学严谨、思想活跃”。“令人敬佩的是在当时的实验及临床设备简陋、图书资料极为缺乏的情况下，仍意气风发，启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以弥补物质条件的不足。他们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医学教育史上做出了突出贡献的科学与教育工作者群体，他们的精神将永留史册。”在重庆期间，虽当时物质条件很差，但多数教师都通过各种途径，陆续来到重庆，为抗日战争贡献力量，与山城人民共度国难。同时师资队伍亦经过各种锻炼，不断壮大，为新中国成立后强大的上医师资力量奠定了基础。

20世纪50年代初，中央为发展中国西部医学教育，曾计划将上医整体迁往重庆。上医党委根据当时实际情况，提出“全迁”或“分迁”两套方案，认为上医宜留在上海发展，但必须全力支持中央发展西部医学教育的正确决策。于是，经中央同意上医留在上海，由上医出人出钱出设备，在重庆独立援建一所医学院，这就是重庆医学院，即今天的重庆医科大学。重医的建院一开始，就受到上医领导的高度重视，1955年10月至1957年1月由上医陈同生院长兼任重庆医学院院长，曾多次来渝考察部署。1958年9月又调上医钱惪副院长任重庆医学院副院长。师资全部来自上医的基础、临床及后勤各部门。按当时学校确定的原则，各教研室和部门按年资、职称排队，单数留上医，双数支援重医。从教授到教辅人员一应俱全，教研室设置、实验室仪器设备及图书馆现刊、过刊，亦同上医照样配套，所以教师、医师一到重医，即可顺利开展教学、医疗工作，而且在两校相应教研室之间，继续进行相互交流。这个被称为“母鸡生蛋”的方式，历经整整50年的建设和发展，重医现已成为一所具有“学士硕士博士”完整人才培养体系的，以医学为主的多科性市属重点大学，在西南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中具有重要的影响。

1956年重医初创时设有2个系、2个专业（五年制临床医学、儿科医学），招生434人，教职工351人。至2005年学校已发展成为设有8个学院、11个系（部）、五年制本科专业25个。已招收七年制学生七届。有附属医院4所、非直管附属医院5所、教学实习医院15所，形成比较完善的临床教学实践基地网络。在校学生17 250人，其中博士生293人、硕士生1 271人、普通本专科生6 592人、应用技术学科学生5 235人、成人教育学生3 758人、留学生101人。现有教职工4 834人，其中正高255人、副高764人、讲师中技1 498人。有100余名专家教授分别担任多种统编教材的主编、编委及国家、省、市各级学术团体负责人；有112名专家、教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81年在全国首批获得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1995年建立临床医学博士后流动站。现有硕士、博士及博士后流动站授权点分别为51、26、3个。国家级重点学科3个。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自1978年以来，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技术发明奖及部、委、省等各级科技成果奖511项。独立研制的超声聚焦（刀）肿瘤治疗系统属世界首创，是我国第一台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医疗仪器，2000年获国家科技发明二等奖，现已实现产业化，该设备已出口亚洲、欧洲，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

饮水思源，这些成果的取得是与中央、上医领导的大力支持，重庆医科大学历届党政的正确领导以及师生员工的艰苦奋斗分不开的。更不应该忘记的是1955年4月至1960年7月间，上海第一医学院向重庆医学院调出了400多名院系领导及教职工，包括教师、医师260人（教授有：钱惪、陈世、左景鉴、林春业、司徒亮、郑伟如、陈家镳；副教授有：王永豪、王英彤、王鸣岐、石美森、包鼎成、刘约翰、朱祯卿、毕婵琴、李宗明、李韵笙、严家贵、吴祖尧、吴茂娥、居秉菁、胡鸿仪、黄似馨等），教辅医技60人，护理52人，党政后勤30人，他（她）们秉承了上医的优良传统与严谨治学的校风，以“严谨、求实、勤奋、进取”为重医校训，刻苦努力，经历了重重困难，克服了艰难险阻，团结一致，为发展我国西南地区的医药卫生工作做出了贡献。他们从风华正茂的青年，而今两鬓染霜，甚至进入古稀、耄耋之年，有的已辞世。

2000年4月随着国家高校体制的改革，上医与复旦大学强强联合成新复旦大学。在2006年复旦百年校庆之际，复旦大学王生洪校长及彭裕文副书记等各级领导干部12人来渝参加重庆复旦上医校友会，庆祝复旦百年校庆，看望百岁的重医名誉院长钱惪教授，并与当年上医支援重医的老教授们座谈。座谈会上彭裕文副书记指出：“他们是艰苦奋斗的一代，他们是无私奉献的一代，他们是作出牺牲的一代，但是他们没有后悔，他们是我们的骄傲。”从1956—2006年，重医已走了50年的历程，复旦大学常务副校长、上海医学院院长王卫平教授率代表团参加重医50周年华诞，并为钱惪名誉校长铜像揭幕。揭幕仪式上，王卫平深情地指出：我们不能忘怀为重医的发展而奋斗终生的钱惪教授与老一辈的专家教授们！今日在此树立铜像，具有深远的意义！

铜像是一个标帜，它象征着钱惪教授与一代重医人的创业精神；

铜像是一个召唤，它号召未来重医人继续勤奋前进、勇攀高峰；

铜像是一个鞭策，它督促人们要像他那样严谨求实、谦虚谨慎；

铜像是一个承认，它反映了后世人对事业作出贡献前辈的肯定。

这些讲话，既是对重医建院的肯定，亦是对上医以人为本，培养人才，发展医药卫生事业的见证。现在，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已经吹响，重庆直辖已10年，为西部地区实现科学发展探索了新路。愿我们的母校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更优越的条件下，为新中国的医药卫生事业，为我们的民族复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范维珂，教授。1953年3月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留校任病理学、病理生理学助教。1958年赴重庆医学院建院，后任病理生理学教研室主任，兼任重庆医学院基础医学部副主任、肿瘤病理生理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