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电报公司的操作室是一所优秀的学校。在那里，我对英国和欧洲的一些了解很快就派上了用场。知识总是有用的，它总会告诉你些什么。当时我们要利用莱斯角的电报线路，连续接收“汽船新闻”，及时了解国外信息，那是我们最荣耀的工作之一，我也最喜爱这项任务，不久这项任务便分派给了我。
那时的电报线路并不稳定，一遇到暴风雨，就可能导致单词接收不全。遇到这种情况，我总是表现出惊人的猜测能力，把单词补充完整。对国外新闻来说，这没什么，操作员时常都会因为粗心而弄错一两个单词，不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我对国际事务的了解逐渐丰富起来，特别是英国的事情，哪怕只有开头一两个单词，我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当时有个惯例，匹兹堡的每家报纸都会派出一名记者，到电报公司去采集新闻进行报道。后来，所有的报纸共同委派一个人，此人便请我把接收的每条新闻都做5个副本，报酬是每周1美元。这是我为新闻界做的第一份工作，说实话是冲着那微薄的报酬去的。此时，我的月薪达到30美元，家里的情况也好转起来。
还有一件事不得不提，我和同事成为了“韦伯斯特文学会”的会员。在此之前，我们同事之间就已经有固定的聚会了，这对我们帮助很大。我们的聚会类似于辩论，经常会为某一个问题讨论许久，比如“法官是否应由人民选举产生”？韦伯斯特文学会比我们的小圈子有名气多了，再没有比加入这样一个俱乐部更能使年轻人受益的了。成为韦伯斯特的成员后，我发现过去的阅读对我参与辩论大有裨益，它们使我想法明确、思路清晰。在韦伯斯特文学会积累的这些经验，使我在公众面前演讲时能够沉着冷静。我对自己的演讲有两条原则：面对听众不要过于拘谨，自然地与他们交流，而不是说教；按照自己的方式交流，非到必要时绝不“滔滔不绝”。
言归正传，我成为了一名听声音就能作业的电报员，这让我变得引人注目，人们总想到电报公司一饱眼福。恰逢一场洪水摧毁了斯托本维尔与惠灵之间长达25英里的电报线路，我便被派往受灾前线，小镇斯托本维尔，负责东西部信息的传递。差不多每隔两个小时，我就派出小船把消息发往惠灵，小船返回时又带来大量信息。靠这种方式，在长达一周的时间里，东西部经由匹兹堡的电报通信得以维持。
在斯托本维尔，我听说父亲要前往惠灵和辛辛那提兜售桌布，便等着父亲。到了半夜，我才等到父亲，才知道他为了省钱，一直待在甲板上，此时又不让我重新买船票。我感到悲伤，但随即安慰父亲道：“好，爸爸，我不买，但你和妈妈很快就有自己的马车了。”
父亲是典型的苏格兰人，腼腆、内向、敏感，很少表扬孩子，怕孩子会骄傲；而一旦受到感动，却又难以控制自己。正如此时，父亲抓住我的手，看着我，喃喃地说道：“安德鲁，我为你骄傲！”
父亲的声音颤抖着，仿佛自己说得太多。他擦去眼中的泪水，看着我，说了声“晚安”，要我回自己的办公室去。多年以来，父亲的话始终在我耳边回响，温暖着我的心。这位寡言的苏格兰人啊，他感情那么丰富却不善于表达。但此时无声胜有声，父亲的内心深处神圣无比，任何言语的表达都是一种亵渎与侵犯。父亲是我见过最博爱的人，他信奉宗教，但对任何宗教派别都毫无偏见。是的，他是世上众多平凡的人之一，只是，唉，子欲养而亲不待，从西部回去后不久，他就去世了！而我已经有能力给他一个休闲舒适的生活了。
斯托本维尔的工作使我声名大噪，回匹兹堡不久，我就结识了托马斯·A.斯科特。他是宾夕法尼亚铁路的总监，因为身在匹兹堡，又要与他的上级——阿尔图那地区总裁罗姆巴特先生联系频繁，所以时常到电报公司来。我先是认识了他的助理，一天晚上，助理告诉我，斯科特先生曾经提起我是否能担任他的专职电报操作员。助理还告诉了我他的回答：“恐怕不可能了，他已经是一个操作员了。”
听到这里，我立刻说道：“还没有，他还可以聘用我，我想要办公室的生活，请回去这样转告他。”
最终，在1853年元旦那天，我成了斯科特先生的专职电报操作员，月薪35美元。月薪从25美元涨到35美元，是我所知道的最大涨幅了。公用电报线被临时接进了斯科特先生的办公室，直到他们在建的电报线路完工。
离开电报公司是我生命中的又一次转变，但一开始并不那么让人愉快。我刚过完18岁生日，也知道人不可能靠幻想来生活，但我敢说，直到那时我都不曾说过或听过一个脏字。我对所有不道德的、卑劣的事一无所知。
可现在我陡然掉进一个满是粗人的世界，办公室是临时搭建的，机车长、扳道工以及消防员的指挥部都设在这里，包括斯科特先生在内，我们要挤在一个办公室里办公。这种巨大的环境反差，让我很不适应。自然而然，我在这里第一次尝到善恶树的果子。不过，家里的环境依然甜蜜温馨，没有粗俗与危险侵入；此外，我的同伴年轻有为，在为提升自身素质、早日受人尊重而奋斗不息。但与粗人交往也有些益处，即让我对抽烟、诅咒或说粗话感到反感，这激励我一生洁身自好。
当然，我不是说那些人本性不堪、丑陋堕落，只是那时骂人、讲粗话、抽烟以及抽鼻涕太普遍，人们往往无意中就做了。但他们中也有尽职尽责的年轻人，备受别人尊重。他们都对我非常好，有些人至今健在，这使我心中充满感恩。一段时间后，我和斯科特先生终于有了自己的办公室。
不久，斯科特先生派我前往阿尔图那去取当月的工资单和支票。当时穿过阿勒格尼山的铁路尚未竣工，我不得不翻过一座座山坡，因而印象特别深刻。那时的阿尔图那只有公司建的几座房子，连商店都没有，看不到一点大城市的样子。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铁路界的大人物，公司总裁罗姆巴特先生。他的秘书是罗伯特·皮特凯恩，是我把他举荐过去的，因此“戴维”、“鲍勃”和“安迪”又在一起共事——我们都离开了为铁路公司服务的电报公司。
罗姆巴特先生与斯科特先生不同，不善交际，但为人直率。公事谈完后，他说道：“今晚你必须来和我们一道喝茶。”我支支吾吾地答应了，不安地等待着。那次邀请让我颇觉荣幸。罗姆巴特太太非常友善，罗姆巴特先生向她介绍我时说：“这是斯科特先生的安迪。”把我看成斯科特先生的部下，确实让我感到自豪。
但回程却发生了一件足以断送我前程的事情。在赶回匹兹堡的路上，因为口袋太小，我就把工资单和支票放到怀里，坐上了前往霍里德斯堡的火车。一路上火车头颠簸得厉害，半路上我忽然摸不到装工资单的袋子了：袋子丢了！
我不敢想太多，但毫无疑问这会把我毁了！我本应当小心翼翼、紧紧护持的！我请求司机原路返回，或许能够找回袋子，但不知道司机会怎么说。这位好心人，他答应了。我就留心铁轨周围，在离一条小溪只有几英尺的岸边，我看到了那个袋子。我几乎惊喜地叫了起来，赶忙下车把它抓住。它完好无缺。接下来的行程，我一刻都不敢松开袋子，直到安全抵达匹兹堡。这件事只有那位司机和一个消防员知道，他们都承诺不会说出去。
我也是很久之后才有勇气说出这件事。假如那个袋子落得再远些，或许就被冲走了，那我得踏踏实实工作多少年才能弥补那个过失啊！再严重些，我恐怕不会再赢得上司的信任，恐怕会自此失去自信心，恐怕不会再取得任何成功。自那以后，偶有年轻人犯了一两个致命的错误，我也从不过分苛责。我曾试图想象过其他的可能性结果，那场虚惊确实教会了我很多事情。直到今天，我仍能准确地走到那个地点，而后庆幸找回了那只躺在溪边的浅棕色袋子。它仿佛在召唤我：“不用担心，我的孩子！好运与你同在，但下不为例啊！”
没多久，铁路公司就有了自己的电报线路，电报业务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快到我们无法及时提供相关服务。更多的电报局急需建立。1859年3月11日，戴维·麦卡戈担任电报公司的主管，我们就尝试在铁路运营行业雇一些女孩担任电报操作员。她们在接受培训后，按所需安排到不同的办公区。第一批女学员中有我的表妹玛丽娅·霍根，匹兹堡货运站台的操作员。她后来也陆续带了许多徒弟，自己的办公室几乎成了一所学校。由此，女性开始占据所有新职业，但在电报操作员之外，我不知道还有哪些职位适合她们。
斯科特先生是众人交口称赞的好领导，我发自内心地敬仰他。在他的影响下，我逐渐履行一些严格来说不属于我的职责。因此，我又得到一次决定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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