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护理道德的优良传统和局限性

(一)我国古代护理道德的优良传统

1.仁爱救人,赤诚济世　古代儒家“仁”的思想对医学产生很大影响,医学被称为“仁术”,即“医乃仁术”。主张医学应济世救人,仁爱为怀,要求医务人员利用自己的医术为社会、为患者服务,要有爱人助人的仁爱精神。《物理论》一书就提出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医家必须具有仁爱之心。东汉名医张仲景认为“留神医药,精究方术”就是为了“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表明了古代医师研习医学用以爱人救人的人生理想。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指出:“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要求医生平等地对待所有患者,以此来体现仁爱。此外,仁爱精神还包含着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和爱护。如孙思邈所言:“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也就是说,人的生命非常宝贵,失而不能复得。仁爱的医生,救人一命功德无量。孙思邈还身体力行,亲自带领麻风病患者住在深山老林,不怕传染,精心诊治。

2.不图名利,清廉正直　儒家所推崇的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舍利取义的理想人格,对古代医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许多医生将以医济世,舍利取义作为追求君子理想人格的实践。三国时期,董奉为穷人治病不取报酬,凡来感谢者,病轻者使其种杏树1棵,病重者种杏树5棵作为报酬。杏子成熟后,董奉把杏子换成粮食,再接济给贫困的患者。所以,至今人们还用“杏林春暖”来形容医生的高尚品德。同时,古代医生倡导体贴病家疾苦,实行廉洁行医。如孙思邈主张医生应怀救苦救难之心,将钱财得失置之度外,指出:“医人不得恃已所长,专心经略财物。”清代名医费伯雄也指出:“欲救人而学医则可,欲谋利而学医则不可,我若有疾,望医之相救者何如?我之父母妻子有疾,望医之相救者何如?易地以观,则利心自淡矣”,他要求医生设身处地想一想,我是为什么来学医?是为救人还是为了谋利。

3.虚心好学,刻苦钻研　古代医学把精湛的技艺作为实现仁爱救人的基本条件,认为“非精不能明其理,非博不能至其约”,要求医生不仅要精通而且要博学,不仅要明理而且要善于抓住要害。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晋代针灸学鼻祖黄甫谧,家中贫寒,42岁半身不遂,耳几乎失聪,54岁因服寒石散大病一场,差点失去性命。但他不仅没有自暴自弃,反而奋发图强,转而研究医学,尤其在针灸学方面取得较高造诣,写出一部针灸学巨著《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被后人称为针灸学鼻祖。孙思邈强调学医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为使医术精湛,很多医生悉心钻研,广求名师。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著《本草纲目》参考800多种书籍,访问名医宿儒,搜求民间验方,远涉深山旷野,一日遇二十七险,三易其稿,历经27年之久,才得以完成。这些都反映了古代医家精勤不倦,刻苦钻研的自学精神。

4.严谨求实,审慎精湛　传统医德强调医生对患者要有深切的同情心和高度的责任感。医疗服务必须小心谨慎,“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做到“无一病不穷究其方,无一方不洞悉其理,无一药不精通其法”。认为如果医家草率从事,轻则延误病情,重则会致人死命。《本草类方》指出:“夫用药如用刑,误即便隔死生……盖人命一死不可复生,故须如此详谨,用药亦然……”因此,医生对病家必须抱有极端负责的责任感和谨慎的服务态度。

5.举止端庄,态度和蔼　中国有重礼仪的文化传统,在医患之间特殊的关系中,如何与病家相处一直是古代医生关注的问题。《黄帝内经》中就曾指出,医生应“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也就是要求医生要尊重乡土风俗,尊重病家,做到彬彬有礼。孙思邈也曾十分重视医生的行为举止,强调医生态度要和蔼谦恭。指出:“夫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同时,历代医家还非常强调医生不得利用职业之便,得不义淫邪之举,如陈实功在《医家五戒十要》中提出:“凡视妇女及孀尼僧人等,必候侍者在旁,然后入房诊视,倘傍无伴,不可自看。”

(二)我国古代护理道德思想的局限性

1.封建等级思想严重　封建等级观念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医学也不例外。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的思想,对我国医学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妨碍了妇科科学的发展。《曲礼》中记载:“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给妇女看病要“重症就床隔帐诊之,轻症就门隔帐诊之,亦必以薄纱罩手”。

2.科学基础薄弱,带有封建迷信色彩　由于生产力落后,科学技术不发达,医学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医德思想中带有一定的封建迷信思想。即使“精诚大医”孙思邈也认为“人行阳德,人自报之;人行阴德,鬼神害之”,包含了封建迷信和因果报应的思想。

3.缺乏理论性、系统性　在古代,医、护并不分家,没有专门的护理技术和从事护理技术的人员,护理道德思想包含于医学道德中,护理伦理也没有形成专门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