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门立雪”发生年代分析

由于《侯子雅言》没有记述“程门立雪”故事发生的年代，致使故事发生的年代向来说法纷乱。

其一是不记年代只述其事。由于主人公为杨时与游酢二人，故于二人名下皆有记述。

杨时名下之记述，如弘治《八闽通志》卷六十九《人物》载：“杨时……颢卒，复见程颐□洛。一日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三尺矣。”其中“复见程颐□洛”与“三尺”，注释引嘉靖《延平府志·人物》分别作“复见程颐于洛”和“一尺”；又“一日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标点原误作“一日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即表杨时之“时”被误为表时间之“时”而误逗于“时”之后。清乾隆《福建通志》卷四十六《人物》载：“杨时……颢卒，又师事颐。一日见颐瞑坐，与游酢侍立不去，觉则门外雪深三尺矣。”明嘉靖《延平府志·人物》载：“杨时……至是，又见程颐于洛，时盖年四十矣。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而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其中“时与游而侍立不去”大误，乃将游酢之“游”误解为“从游”、“游学”之“游”而擅改“酢”为“而”，从而导致表并列相连的“与”变成表动作的“参与”之“与”。

游酢名下之记述，如清康熙《建宁府志》卷二十八《人物·理学》载：“游酢……程颐见之京师，谓其资可进道。酢与杨时师事之。一日，颐偶瞑坐，酢、时侍立不移，颐觉，则门外雪深尺许。颐兄颢知扶沟县。”明万历《建阳县志》卷六《人物·游世家》载：“酢字定夫……同杨时师事程颐。颐谓其资可适道。一日，颐偶瞑坐，觉则门外雪已盈尺，酢尚侍立不移……颐兄颢知扶沟县。”清道光《建阳县志》卷十一《人物·理学》载：“游酢……与杨时师事伊川。伊川谓其资可适道。一日，伊川偶瞑坐，觉，则门外雪已三尺，酢与时尚侍立不移……及伊川兄明道知扶沟县。”民国《建阳县志》卷十《列传·理学》载：“游酢……与杨时师事程伊川。伊川谓其资可适道。一日，伊川偶瞑坐，觉，则门外雪已三尺，酢与时尚侍立不移……及伊川兄明道知扶沟县。”此四志将“程门立雪”故事夹叙于程颐京师见游酢和程颢知扶沟县之间颇为不妥。“程门立雪”通常认为发生于元祐八年，晚于程颐见游酢和程颢知扶沟县十余年，则难免产生误会。

其二是笼统的“元祐八年”说。所谓“笼统”是指上文所析四月至六月的夏季与“雪深一尺”的“程门立雪”之间有矛盾而未予重视，从而导致“夏雨雪”的误会。以新修志书为主，如《三明市志》卷五十四《人物》谓：“杨时于元祐八年（1093年）途经洛阳，拜程颐为师。一天午后，杨时与游酢一起去向老师请教，见程正在厅堂打瞌睡，不敢惊动，静静地站在门廊下等候。这时，大雪纷飞，待程颐醒来时，门外积雪一尺多厚。‘程门立雪’传为尊师佳话。”《将乐县志》卷三十六《人物》谓：“杨时于元祐八年（1093年）途经洛阳，拜程颐为师。一天午后，杨时与游酢一起去找老师请教，见程正在厅堂打瞌睡……这时，大雪纷飞。待程颐醒来时，门外积雪一尺多厚。‘程门立雪’传为尊师佳话。”《建阳县志》第三十二篇《人物》谓：“游酢……元祐八年，范纯仁回朝廷任宰相，任命游酢为太学博士。他和杨时到洛阳拜程颢之弟程颐为师，编有《伊川先生语录》。一天，游酢与杨时谒见程颐，程颐正在闭目静坐，他们两人在门外侍立。等程颐醒来，不觉门外已雪深三尺，因而留下‘程门立雪’的佳话。”《南平地区志》第四十九篇《人物》谓：“游酢……元祐八年（1093年），到洛阳又拜程颐为师，留下‘程门立雪’的佳话。”这是不够负责的记述，但不知与志书体例有关否。而最荒唐的莫过于林家齐《杨时纪略》（见收于《朱熹与闽学渊源》），曲解《宋史》本传而明确认为就是“夏雨雪”，所谓：“1093年4月，杨时四十一岁，被委任瀛州（河南间县）防御推官，不久转任潭州浏汨（湖南浏阳）知县。5月，杨时赴浏阳途中，不辞劳苦，绕道洛阳，与游定夫（游酢）以师礼拜见程颐。有一天，程颐先生正靠在椅上打瞌睡，杨、游两人恭恭敬敬地立在门廊下等候。这时天寒地冻，大雪纷扬，等到程颐醒过来发觉他们的时候，地下的雪有一尺多深。伊川先生非常感动，立即把他们迎进厅去。杨时这种尊师重教精神流传至今，‘程门立雪’故事也由此而来。（见《宋史本传》）”

其三是元祐八年“冬”之说。这通常是将“程门立雪”故事记述于元祐八年而后说“这年冬天”或“至冬”云云，多见于今人的解读文章。如《开闽学先河者——游酢》在引述“《河南程氏书》卷十二”之后谓：“‘程门立雪’一事发生在元祐八年（1093年），这时游酢已是进士出身的太学博士，仍好学不辍。这年冬天，游酢冒着大风雪偕好友杨时一起到洛阳向伊川先生程颐请教。到程家时，正巧程颐瞑目静坐……门外雪积有一尺之深，可见两人侍立等候先生时间之久。”《关于游酢研究的几个问题》（《游酢研究》第2辑和《南平文史资料》第15辑）亦谓：“（游酢）四十一岁从学程伊川（颐）于洛阳。这年是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五月间，游酢领杨时首次见程颐先生。至冬，有一天……留下的‘立雪程门’的佳话。”再如《游酢生平纪略和史迹》（《游酢研究》第1辑）所谓“游酢四十一岁（1093年）……就在这年严冬，从河南河清县又前往洛阳拜程颢之弟、大理学家程颐为师。据《宋史·杨时传》记载……游、杨程门立雪”云云。据杨时诸《年谱》及《杨时（龟山）年表》，杨时最迟于元祐八年六月初十前后就“去”（即离开）洛阳了，而且，杨时《年谱》视杨时离开洛阳之后就返回家乡，故次年即“绍圣元年甲戌，公年四十二。二月二日，离家赴浏阳任”（黄谱）。因此，所谓“程门立雪”发生于元祐八年“这年冬天”或“至冬”是想当然的误解，既没有见到黄谱之“顷年”、毛谱之“初”，也没有看过《师友叙述》之“尝”。

其四是“年四十”即元祐七年说。此说以《宋史》“时盖年四十矣”为主，亦有含意相类的“年已四十”等说法。然而，清黄璋撰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的《杨龟山先生年谱考证》谓：元祐八年“五月，以师礼见程伊川先生于洛。按《宋史》本传，见程颐于洛，时年已四十一。”作为《考证》而擅改“四十矣”为“四十一”实属不妥。此说如明万历《闽书》卷一百一《英旧》载：“杨时……明道卒，复入洛见伊川，年已四十。初读……遂大豁然。他日，与游酢侍伊川，伊川瞑坐移时，时与酢立侧不去，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明万历《将乐县志》卷九《人物》载：“杨时……颢卒，又师事程颐于洛，时盖年四十矣。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二十五《龟山学案》谓：“明道没，又见伊川于洛，先生年已四十，事伊川愈恭。一日，伊川偶瞑坐，先生与游定夫侍立不去。伊川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其卷十五《伊川学案》（上）亦谓：“其接学者以严毅。尝瞑目静坐，游定夫、杨龟山立侍不敢去。久之，乃顾曰：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则门外雪深尺余矣。”如果坐实“年四十”，依古人计年龄习惯“虚岁”，而杨时生于皇祐五年（1053年），则所指为元祐七年。故清张夏《宋杨文靖公龟山先生年谱》谓：杨时于元祐七年“在制。冬，以师礼见伊川程先生于洛。先生与游定夫初见伊川先生，伊川偶瞑坐，二公侍立不去，既觉，谓曰：贤辈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及出，门外雪深尺余。八年癸酉，四十一岁。正月，服阕赴调。四月，至京……五月十六日，出京，遂往西洛……见伊川，寓长寿寺拜表院……六月五日，偕定夫离河清返洛，同见伊川于拜表院，又五日而后去。”张谱此说的最大问题在于儒家传统极为重视的“丧礼”制度，元祐七年“冬”杨时因丁其父忧而仍“在制”，丧服还在身上的杨时，无论出于何种高尚的目的，似都不宜出门拜访他人，就现实而言人有忌讳，就礼制而言不合礼法。而这一点，生活于清朝的张夏应当是心知肚明的，那么张夏为什么仍然如此记述呢？就是因为张夏看到了上述种种说法的不足与缺陷，却苦于无法破解，无可奈何之下就依“时盖年四十矣”与“雪深一尺”而确定于元祐七年“冬”却疏忽了儒家传统的“丧礼”制度；至于元祐八年六月前的记述则仍旧。

其五是元祐八年的“顷年”说。如宋黄去疾《龟山先生文靖杨公年谱》谓：元祐八年“五月十六日，出京，往西洛见伊川……公顷年初与游御史见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人侍立，既觉，顾谓曰：贤辈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出门，门外之雪深一尺。非信道之笃，能如是乎？”其中“顷年”为“近年”、“往年”之意。

从以上引述可知，史籍与文献记述“程门立雪”故事多记述于杨时名下，福建诸地方志之记述，延平府与建宁府及其属县方志则杨时与游酢分别记录，省志亦多记诸杨时名下，唯清道光《重纂福建通志》与民国《福建通志》之记述特立独行。道光通志记诸游酢名下，民国通志则游、杨皆记，且对道光通志作出评论。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一百八十五《人物》载：“游酢……元祐二年，迁博士，以食贫、待次、奉亲不便就，拟知河南府河清县。未赴官，复与时从颐受学益进。颢已前卒，酢事颐如事颢。颐瞑目而坐，酢与时同侍侧。日且暮，久立不去。颐觉，则门外雪深三尺矣。到官后，颐闻其治迹，语时曰：定夫德气粹然，政事亦绝人远甚也。”其夹注谓：“《墓志》载：酢令河清，颐语时云云，则与时同遊颐门必在知河清县以前。酢知河清县方三十六岁，在元祐三年，其前一年以博士待次而实未授官，至四十一岁，用范纯仁荐，始为博士，然由颍昌教授被召，不得云离河清也。”民国《福建通志》总卷三十四《列传》载：“杨时……年四十，复师事程颐。一日，颐瞑坐，时与游酢侍，颐觉，则门外雪深三尺矣。”又载：“游酢……初，程颐尝语杨时曰：定夫德器粹然，问学日进，政事亦绝人远甚。元祐初，程颢已卒，酢乃受业于颐。一日，与时侍立颐侧，颐瞑目坐；觉，则门外雪深三尺矣……案：酢受业“二程”之门，据《龟山集》皆在元丰中，据《年谱》受业于伊川在元祐八年。道光志据《年谱》云：公四十一岁官博士，偕友中立（杨时字）离河清，以师礼见伊川于洛。则在知河清后矣。又据《墓志》载：酢令河清，颐语时‘定夫德器’云云，以为遊颐门在知河清前。是自相矛盾也。夫酢见伊川，本先于见明道，故有‘可与适道’语，则平日必有进谒。‘德器’云云何必非未受业以前语。古人虽于前辈不轻执弟子礼守，曾子不以事孔子者，事有若之义也。明道已卒，而后师事伊川，在元祐间离河清后，则无可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