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期转移癌，抗癌力决定生与死

晚期转移癌在临床非常常见，怎么办？汲汲于杀癌，显然不行。

首先，晚期癌症，也能努力将它转化为慢性病。对此专家们已经达成共识，不仅汤钊猷院士讨论肝癌时如此强调，而且6位资深西医肿瘤专家（包括肿瘤内科和外科）在《健康报》的专题讨论中，都持此见解。

此时，抗癌力决定着他的存亡。下列几个病案能够说明一些问题。

1999年4月，我接待了一位日本大阪的市政参议员，叫水谷昭彦，晚期胰腺癌伴胃转移、右肾转移，胃内还发现原发癌。胃镜下，看到胃壁上有2个原发癌病灶，还有一个胰腺癌的转移灶。他是个企业家，全日本的专家都会诊了，所有医生都断定他已没有治疗价值了，最多还有3个月寿限。他在上海嘉定有投资，他的一位好朋友在虹口区，我当时在虹口已颇有影响，成功治愈了多例胰腺癌患者。在朋友介绍下，他抱着一丝希望，专程来中国找我。最初几次就诊，他一言不发，严肃得很，我看到他，就想起了高仓健，那时他65岁，且当时企业也因为萧条的经济大环境，陷入困境。他每2周专程来一次上海，初期他血中的CA19 9（反映胰腺癌的比较特异的指标）高达2 000 k U／L以上，不久飙升到4 000 k U／L以上，还在继续飙升。

在我这里治疗3个多月后，他的症状已改善，已没有腹部隐痛了，做胃镜发现，胃内的原发灶消失了，原来隆起的转移灶也塌陷下去了，活检也查不出。更重要的是，在CT片子上，他原来胰腺周边成浸润状，凹凸不平而隆起，而治疗3个多月后，中国和日本的增强CT都证明，胰腺边界已有所回缩，变得清晰，而且血中CA19-9指标从最高时的6 000 k U／L以上，降到了1 000 k U／L以上。

那次是在银河宾馆，看到这些明显好转的迹象，我说了一句很技术性的话：“社长，你安全了。”想不到，他当着众人（包括翻译及随从）“哇”的一声大哭起来。那时正值10月份前后，他早已过了日本医生说的3个月大限，他没死。他哭完抱歉地说：“对不起，我失态了。我天天在数，我还有多少天可以活，现在中国医生居然说我安全了……”此后，这位老人一直在大阪的报刊上写着中日友好的文章。并邀请我去日本访问，到其企业作客，在其企业，我受到隆重的款待，全体员工两排站立，夹道鞠躬欢迎我，因为他是企业的顶梁柱，所以我救治了他也就等于救了他们企业。

3年半后，2002年7月，他打高尔夫球时，扭到腰，腰腹剧烈疼痛，到医院一查，是肾囊肿急性扭曲。这时候也发现，他原本右侧的肾癌病灶，已经变成囊肿了，而胰腺癌已完全控制住了。家属紧急请我赶去日本，因为日本医生不敢给他动手术，说晚期胰腺癌患者不能手术，对这么个肾扭曲居然无计可施，患者最后竟然是死于肾扭曲，而非癌症。

卵巢癌是难治性癌，如果有转移，特别是转移到肝脏，那更是棘手。

于女士是大连市的优秀干部，2009年因突发性全腹胀痛，确诊为晚期卵巢癌，大量腹水，大连的医生已没法手术，北京医院的医生给她做了姑息手术，把能拿掉的肿物都拿掉了，但肝上的巨大转移灶，没法切除。之后她化疗多次，转移灶不仅没缩小，CA125指标还在不断上升，因为身体实在受不了了，所以痛下决心，也可以说孤注一掷，只求中药治疗。

她的整个治疗过程非常具有故事性情节，开始时她虚弱不堪地找到我，当时她也没抱多大希望，我鼓励她振作起来，建议她别再纠结于癌，专心致志做点事。她想到写回忆录，原本以为写不完此书，特意交代小姐妹说，她去世之后，后续怎么写。结果，她一边吃着中药，一边专心写书，也不考虑查出的癌指标了。9～10个月后，书写完出版了（书名为《活着就要努力绽放》），才想到去查一查，居然发现CA125指标正常了，肝内病灶液化（没有活性）了。直到2015年，肝内病灶一直控制良好，已整整6年了，除因当时有腹水，其他部分还有少量活性灶外，病情总体控制得很好。她的晚期难治性卵巢癌的控制，除了中药外，专心致志于自己喜爱的写作，也是重要因素，因为有追求就有希望，希望可以激发自身抗癌力。

总之，晚期转移癌重点已不是杀死癌本身，客观地说，这时一味地消灭癌，结果一定是被创伤性疗法送上不归路。因为此时，多数患者已用遍了各种化疗药，再用杀戮方法，不会有效，且机体内在已无法再承受创伤。而稳固根基，善待民生，消解仇恨，才能化解悲剧。换句话说，激活并呵护好抗癌力，或许就能柳暗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