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性拼贴的搞笑与戳穿假象的戏耍

二、智性拼贴的搞笑与戳穿假象的戏耍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网络恶搞”的盛行和魅力来源于它能在瞬间刺激人们的感官，让人们哈哈大笑，就像有人所说的:“‘恶搞’的‘恶’，不再等同于传统伦理中的恶，而是表示程度。意思接近于副词‘很’，但内涵又比‘很’字丰富一些，多少表达出一点‘恶劣、坏’的意思，‘恶搞’的‘搞’，就是搞笑、戏耍的意思，即通过极端的方式来让人发笑。”^[105]这种“极端的方式”又是什么方式呢？就是“后现代”的制作方式，它常常采用拼贴、复制、反讽等具体手法，制造“笑”果，追求一种“想象的狂欢”。

“网络恶搞”的主要手法“拼贴”（collage），就是“把各种差异性因素组织在一个文本的平面上”。正如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所说:“在拼贴手法的过程中，以直接、大量的引用法与替代法，把原作置入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之内。……如此这般，便可以打破所有上下文的限制，同时，也不断产生无穷的新的上下文，以一种无止无尽的方式与态度发展下去。”^[106]因此，拼贴是“超级蒙太奇”，所有现成文本都可以是它的素材。如此一来，“恶搞者”生产作品时便获得各种叙事元素无数种排列组合的可能，每一种组合意味着一种不同的意义。拼贴的万能使它成为“网络恶搞”最常用的法宝，五花八门的文字、图片、视频，毫不相干的情节、人物、环境，都可以通过拼贴杂烩在一起，拼贴得越机智，联想得越生动，形式越有意味，就越能生产快乐和意义。如果说带有一丝坏笑和蔑视眼神的“小胖”被拼贴成“蒙娜丽莎小胖”、“机器猫小胖”或是“泰坦尼克号船头的小胖”带给人们更多地是看闹剧般的哄堂大笑；那么，“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带给人们更多地是会心的开怀大笑。

新世纪以来，随着《英雄》、《无极》、《夜宴》等一系列豪华商业“大片”的隆重推出，中国电影业开始进入“大片时代”，这是中国电影人向好莱坞学习的市场化努力。但是观众透过巨资和高科技打造的视觉奇观，看到的更多是动辄“命运”、“国家”、“权力”等宏大主题下苍白平面的人物、漏洞百出的情节和矫揉造作的故事。电影“大师们”热衷于在影片中堆叠大量的隐喻、象征、寓言，以上帝般的腔调向观众倾销其作为“艺术精英”的文化优越感和历史忧患意识。同时，“大师们”对文化生产的各种资源，尤其是媒介资源的垄断性占有，使他们成为把持话语的霸权人物。“大师们”故作姿态的精英身份、文化优越感和昭然若揭的商业目的，最后使大片陷于不伦不类的尴尬境地，也让满怀期待的观众一次次地失望。“《无极》再次败坏观众对大片的胃口，本身并不擅长叙事的陈凯歌试图在哲理深度争美，然而一方面支离破碎、漏洞百出的故事情节，生硬的演员表演使观众期待落空，另一方面他所擅长的哲理在武侠、魔幻题材片中空洞苍白，故事难以支撑起哲理，高调的启蒙面貌遮掩不住商业消费的实质，庄重的叙事态度与世俗的话语精神形成强烈对照。”^[107]

与此同时，互联网的普及和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使艺术的大门向每一个艺术爱好者开放，互联网成为人们发布意见和倾诉欲望的自由市场，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没有执照的电视台”^[108]。网络恶搞者嘲笑大片的种种缺陷和矫饰时，又发现利用母本能制造出新的快乐和意义。“看，这个馒头已经被吃了。那么谢无欢此时手里捏的这个馒头是从哪来的呢？”——通过影片的“bug”，胡戈弹指之间就把《无极》苦心孤诣营造的艺术大厦推倒了。满神、昆仑、无欢、倾城……原片中充满象征意义的神话角色，在胡戈的作品中被剪辑、拼贴得“面目全非”，他们变成了卷入杀人案件的娱乐城总经理、模特、城管小队长、谈判专家及逃命牌运动鞋代言人，还有个一本正经的法制节目主持人，以不紧不慢、欲擒故纵的语气解剖“案情”的来龙去脉，令人捧腹。“馒头血案”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论是真情假意、国恨家仇还是压迫反抗，这些巨型话语都不过是建立在“一个馒头”与“惊天血案”之间的荒唐逻辑上的装腔作势和故作深沉。同时，胡戈还巧妙地借用央视《中国法治报道》栏目来播报这则“血案”，其中煞有介事地模仿中国媒体一贯“诲人不倦”式的舆论引导，再一次调侃嘲弄了中国主流媒体的意识形态说教。

具有游戏精神的拼贴者“引用各个元素，打破了单线持续发展的相互关系，逼得我们非做双重注释或解读不可:一重是解读我们所看见的个别碎片与其原初‘上下文’之间的关系；另一重是碎片与碎片如何被重新组成一个整体，一个完全不同形态的统一”^[109]。所以，当我们看到胡戈这部“恶搞剧”时，所引发的审美体验和审美快感也相应几何倍数地增长。“恶搞者”胡戈机智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通过重新排列组合非理性、荒诞的“碎片”，瓦解维系着母本原有形式与内容之间稳定意义结构的那些陈词滥调，使其从表里不一中产生出强烈的反讽对照的喜剧效果。这种喜剧效果不仅动摇了“人们接受这种心安理得的状态”，还揭示了母本不是“自然而就的，而始终是某种建构的结果”，最终让人们“了解了这种建构的规则，并对它做出验证”。^[110]一旦处于底层的大众熟谙了这种形成话语霸权的规则，解构和反抗也就应运而生。

当新的一代掌握着更为先进的知识和技术，他们便认为是被赋予了构建合乎自己理想世界的权利，于是，维系着旧有世界的种种神话首当其冲面临被肢解、被抛弃的危险。“网络恶搞”构成了新的文化消费模式，在一种具有游戏精神和娱乐色彩的“我反对”的姿态中，摆脱通常被灌注着意识形态的精英文化的“美学”陷阱，以缓解、释放现存的焦虑。与成长于权威文化中的父辈不同，伴随改革开放生长起来的新一代互联网社群有着更为自觉的“祛魅”精神:它祛的不仅是现代精英文化的魅，也包括传统文化的魅，同时，这种双重“祛魅”有时又蕴含了喜剧性的“自我解嘲”和“机智反省”。毫无疑问，“网络恶搞”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体现了互联网群体自己新的价值和理想追求，因为任何社会行为都是某种社会情绪的反映。同时，恶搞作品的流行也与中国社会历史转型期的大背景息息相关。改革开放至今，娱乐方式越来越多，但似乎没有能够替代互联网这个无限可能的“娱乐空间”，而人们的思维也越来越开放，互联网反过来也更大程度地推动了这种思维开放的进程。

无人能够否认胡戈“多媒体批评”的机智与幽默，这使他和“馒头”迅速成为国内娱乐圈最热门的话题。胡戈再次造就了网上“一夜成名”的神话，同时也将“网络恶搞”搞成了热门话题。其后的《春运帝国》、《恶搞“超级女声”》、《新龙门票贩》、《满城尽爱黄马甲》等，迅速成为各大网站点击率最高的视频或帖子。受此启发，国内影视作品、歌舞小品、古典名著、好莱坞大片，都沦为互联网高手们的实验品，不幸被砸中的除影视巨鳄陈凯歌（1952—）外，还有张艺谋（1950—）、冯小刚（1958—），有娱乐新星李宇春（1984—）、郭德纲（1973—），更有万万千千的普通人。一时间，从政界名人、影视明星到普通的平头百姓，从经典之作、流行时尚到时事新闻^[111]，都成了“恶搞”者调侃、嘲弄、讥讽的对象。目前，网络上又出现了一种名叫“赳客”的视频短片，它是由非专业影视人员策划拍摄的情节性视频短片，其名称来源于英文JOKE，也就是“笑话”的意思，所以“赳客”电影也叫“快乐电影”。与“影视恶搞”相比，赳客最大的特色便是原创性，正因如此，赳客一族自称是“恶搞的终结者”。但从本质上说，“赳客”仍然是恶搞的一种衍生品，只不过表达方式有所不同。就这样，“拼贴的恶搞”或是“原创的恶搞”层出不穷，它们以一种排山倒海之势在大众网络媒介娱乐文化中传播并迅速流行，一个互联网狂欢的时代似乎已经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