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形见绌的伪喜剧与谋财图利的无规范

第二节　文化愚乐的《三枪》:相形见绌的伪喜剧与谋财图利的无规范

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进程与社会转型而步入电影艺术殿堂并随之成长起来的“第五代导演”，毫无疑问是最近30年间大陆电影界的中流砥柱，而张艺谋（1950—）与陈凯歌（1952—）则是这支艺术队伍中的翘楚。然而，比照港台与海外电影同行及其作品，反观这两位领军者的30年历程却让人备感遗憾。这种遗憾基于两层愿景，其一是对他们个人艺术成长性的期待，其二是对他们“八十年代”这代人坚守艺术理想的期待。

客观地评价，20世纪80年代应该算是他们的“黄金十年”，无论有多少争论与不满，初出茅庐的陈凯歌和张艺谋都具有自己鲜明的艺术特色和文化坚守——陈氏电影的“文艺范儿”与“超越性”让人不由自主地回味与续接民国时代的“文人电影”；而张氏电影的“乡土性”与“镜像语言”让人无限遐想“红色中国”诞生地的西北农村与农民，土地的广袤与贫瘠、生存的艰辛与粗砺……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本应进入艺术成熟期的“国际名导”陈凯歌、张艺谋却让人大跌眼镜，先后以烂片《无极》与《三枪拍案惊奇》竞相现眼于人前却依然大言不惭。——是他们的艺术智商出了问题，还是他们因为某种不便明言的“隐私”而自甘堕落？反观他们在八十年代的表现，对比海外或者港台的电影同行，我们发现领军者的堕落主因是“利令智昏”，曾经的艺术领军者蜕变为现在的市井逐利人，甚至入伙为官僚资本的分赃者而坐享民众血汗^[28]。深入思考，大陆文化艺术界的自甘堕落现象固然与社会环境尤其是国家体制有莫大关系，但是，与文艺从业者自身不断践踏艺术伦理的底线就没有干系吗？消费主义的影响以及非完全市场环境当然有影响，但也不足以成为丧失艺术品格、放弃艺术理想的借口，尤其是对于具有崇尚气节、坚守大义传统的中国文人来说；若以“红色艺术家”的标准来考量，对他们的要求则更高。

尽管近些年中国大陆学界非常重视“文学地理学”之类的研究新范式，但文艺研究向来就有的“断代史”传统以及关注某一“时间节点”的习惯，对于我们当下集中注意力研究和反思当代中国的“国际名导”的蜕变以及更深广的“消费时代的艺术伦理与文化规范”的相关话题很有帮助。处在2012年12月末的伦敦，反观2010年元旦前后中国大陆电影市场上映的四部影片《2012》、《三枪拍案惊奇》、《十月围城》以及《阿凡达》，反思性研究的空间很广，透视性分析的纵深很长，因此，“2010年元旦前后”属于艺术研究领域里特别“有意味”的“时间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