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继宋元时期医学发展的良好基础，明代医药学也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与进步，这主要表现在：①对于古典医籍的考证与注释。明代由于受到宋明理学的影响，尊经、卫道的复古思想相当严重。明代建朝之初，朱元璋、朱棣父子挟政权初建时的武功余威，大兴文字狱，动辄杀戮文士，形成了一种政治的高压态势，使人们的个性受到严重扭曲，钳制了人们的思想。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又确立了科举取士制度，以八股制义取代宋元经义，更加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与创新意识。反映到医学上，就是明代许多以“儒医”自居的医家，也与儒家尊崇《四书》、《五经》一样，尊崇《内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等中医经典著作，认为谈到医学，“理必《内经》，法必仲景，药必《本经》”，对前人的著作不敢提出新的见解。但由于对古典医籍的重视，许多医家对古典医籍进行了大量的考证与注释，有利于对古典医著的学习研究。②温补学派的形成。由于受到刘完素、朱丹溪学术思想的影响，明代部分医家用药偏执于苦寒，常致损人脾胃，克伐真阳。在这种学术背景下，以薛己为代表的部分医家，强调脾胃和肾命阳气对生命的主宰作用，在治疗上受到东垣的影响而善用甘温升阳之味，形成了温补学派。③对脏腑理论的深入探索。明代医家对脏腑理论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索，如对于命门的研究，在理论上较之前代有了根本的不同，他们多从人身之太极的角度来阐释命门之体、之用，主宰和联系着先后天。古代哲学认为，“太极”是无形的一元之气，动而生阳，静而生阴，然后分出先天无形的元阴、元阳，从而化生出后天有形之阴阳。这样一来，命门就不单单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脏腑器官，而是具有了高出于普通脏腑之上的生命的本原之所在。这不仅对于中医临床的辨证治疗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对于探寻生命的本原问题，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虞抟、张景岳等人关于三焦形质的理论，也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另外关于脏腑中肝脾肾的研究与认识，也更为全面和系统。④对温病理论的创见。明代医家对温病的认识日益深入，明初王履提出“温病不得混称伤寒”，认为温病是伏热自内而发，治法以清里热为主，启发了人们对于热性病的认识。缪希雍也十分重视外感热病的研究，提出了“邪从口鼻而入”的新观点。其后吴又可创立“戾气”学说，提出了极为全面的温病病因理论，是对温病病因的伟大创见，堪称极为全面的古代传染病病原学，为清代温病学派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⑤实践医学的进步。如以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为代表的对本草学研究与应用的发展，种痘术的发明，以及对于中风、血证、虚损、痰证、郁证等多种疾病在内的临证认识与治疗的创见等。
总之，明代医学在宋金元时期医学理论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实践加以综合融化，在医学理论与临证实践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理论主张和临床治疗都有许多特色鲜明的创见，呈现出极为丰富和多元化的特点，对于失眠证的认识与治疗也有良好的影响。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