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冲突是西方国家种下的恶果

第二节　民族冲突是西方国家种下的恶果

民族（部族）矛盾往往是导致战乱的重要原因之一。非洲的部族数量之多可谓世界之冠，至少在2000个以上。这些部族的语言、文化、宗教和生活方式各不相同，部族矛盾错综复杂。部族有很强的“领地”观念，部族矛盾常常演化为暴力冲突。政府在制定、实施各项政策时，稍有不慎就可能激化部族矛盾，甚至引发部族战争。持续多年的索马里战乱和刚果（金）的武装冲突就是典型的部族冲突。中非小国布隆迪内战（1993～2005年）持续12年，部族矛盾是主要原因。

由于语言风俗、文化宗教、道德习惯、价值观等方面的不同，两个以上的民族共处必然导致一些矛盾。从社会发展的观点来看，这是十分正常的现象。现代国家一体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民族一体化。世界近代史表明，在多民族国家，民族一体化都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以近代民族主义的发源地欧洲为例，民族一体化经历了近百年的过程。西方媒体在报道非洲政治新闻时总是强调非洲目前存在的民族问题，然而，民族矛盾与民族冲突是国际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更为重要的是，非洲频繁发生的民族冲突与西方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因果关系。

非洲民族或部族之间的冲突是殖民主义“间接统治”和“分而治之”的遗产。西方在殖民时期对非洲实行分而治之和间接统治策略对非洲民族和国家认同建构造成尤为恶劣的影响。“间接统治”是欧洲殖民统治在非洲的典型制度，它是用当地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对殖民地进行统治。在那些建立了不同民族之间上下级隶属关系的殖民地，间接统治破坏了原有制度中的平衡性，从而加剧了不同民族间的矛盾和冲突。

正如尼日利亚报纸《这一天》编委会主任戈德温·阿戈布洛克指出，西方媒体只热衷于以自己的眼光来审视非洲，而无视造成非洲现状的历史根源。^[11]事实上，非洲目前的冲突和灾难与殖民历史有着很大联系。例如在卢旺达，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的图西族在先后得到德国殖民政府和比利时当局的支持后，对胡图族农民的压迫变本加厉。在这种情况下，殖民统治日益加剧的民族矛盾在独立后的适当时候开始激化。^[12]1994年卢旺达发生骇人听闻的种族大屠杀，西方媒体把它描述成部落之间的仇杀，以致未能引起国际社会重视，阻止这次悲剧的发生。而造成胡图族和图西族冲突最重要一点就是历史上西方殖民者强行划分这里的族群，在卢旺达“以夷制夷”，用占少数的图西族统治占多数的胡图族，让原本和睦的胡图族和图西族反目成仇。

殖民统治建立后，为巩固殖民统治并及早防范可能兴起的非洲民族主义，西方殖民势力力求对非洲各地的政治单位进行确定。西方殖民政府为了便于间接统治，强行建立或划分了部落，从而强化了人民对部落的归属感。如北尼日利亚，由于英国的间接统治既保留了土著首领的权力，又保留了土著社会的制度，这实际上也就保留了土著居民对部落的依附和忠诚。尽管这些部落（族）曾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结为一个行政实体，但各部落的土著居民与他们的首领对民族与国家的概念都从未有过明确的认识。基督教传教士也成为殖民政府在培养“部落精神”方面的助手。据北京大学李安山考证：英国殖民部曾利用基督教传教士对殖民地进行所谓“部落精神”的培养。英国殖民政府力图利用非洲当地族体上的差异来达到政治目的——阻止泛非主义的传播，而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即是通过传教士来“培养”殖民统治所需要的“部落精神”。^[13]所有被传承下来的对部落的忠诚，都成为建立对国家忠诚的障碍。权力的分散，意味着独立来临之际，还没有人知道什么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所以，在战后非殖民化进程迅速发展之际，间接统治的消极影响便充分暴露出来。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通过间接统治所保留下来的传统社会及其制度，此时严重地束缚了现代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使这些殖民地在独立之初便埋下了社会长期分裂动荡的种子，从而极大地影响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建构。^[14]换言之，殖民统治的经历使非洲人民强化了对部落或部族的认同感，而没有培养出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

西方在非洲强加的多党制导致民族（部族）问题成为非洲冲突的另一主要根源。在非洲政坛，许多政党都有部族背景。事实表明，以部族为依托的多党制，因社会结构中存在不稳定因素，很容易导致暴力冲突。非洲发生的冲突，大多有部族矛盾的背景。这些部族都有自己的宗教和文化，在社会发展中未能聚合成为统一的民族。由于都有特定的利益，随着对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需求的增大，必然会产生矛盾，甚至演化成暴力冲突。就非洲许多存在民族冲突的国家来说，尽管经过国际调停可以开始和平进程，但如果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民族（部族）关系问题，实现民族一体化，社会的长治久安还是不能实现。

而正当非洲国家致力于民族国家建构时，西方鼓吹的世界主义和全球意识一定程度上为非洲国家部族主义的生存提供了舆论土壤。自上世纪60年代非殖民化运动以来，发达国家为继续保持长期殖民主义统治所形成的世界经济分工格局，维持对这些国家的控制和剥削，不得不采取一些新的方式和手段。其中之一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竭力以世界主义或全球意识来取代国家和民族的主权意识。这对正处于民族和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非洲国家来说是一个不利条件。在后殖民主义阶段，发达国家想要继续维护殖民主义利益的最大障碍之一便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权。跨国公司的意识形态不是自由放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而是全球主义，即全球意识。在后殖民主义阶段，发达国家为继续维护其旧的殖民主义利益，更加注意意识形态的力量和作用，并不断在此领域发起舆论攻势。其目的就在于使那些获得了独立的前殖民地仍像过去那样，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听其摆布。因为就后殖民主义时代而言，“没有殖民地的殖民主义”是其最本质的特征。

为什么非洲一些国家发生的民族矛盾会引起全世界如此广泛的注意呢？首先，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习惯于将非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因此，这个大陆上53个国家中任何一个国家发生的事情都可以冠之以“非洲”。其次，个别非洲国家的民族矛盾曾经引发较大的冲突或恶性事件。这种情况给独立后的非洲国家抹上了一层难以清除的耻辱。更有甚者，这种冲突持续的时间长，由此引发政治事件或引起世界的重视（如军事政变或种族大屠杀），或引起周边邻邦的连锁反应（如非洲大湖地区的难民潮）。这种消极的政治现象成为西方媒体关注的焦点。再次，在很多情况下，一些非洲国家的民族冲突背后有大国干涉的因素。这种大国干涉的因素有历史遗留的殖民宗主国关系，有对势力范围或稀有资源的争端，还有军火贩卖的交易。^[15]

当然，从历史“恶的作用”角度来看，殖民主义统治的双重作用也在非洲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中明显地体现出来。在政治上，一方面，它促成了非洲现代民族主义的产生；另一方面，它阻止了非洲现代民族国家的正常产生，而以一种畸形的方式助产了具有人为边界和人为组合的国家。从经济上，一方面，它将非洲卷入了现代世界经济体系；另一方面，它阻止了一个独立经济体系的出现，而培养了一种依附性经济。从国家民族形成的角度看，一方面，它为各个民族各方面的交往提供了比以前任何时代都要更为便利的条件；另一方面，它通过各种方式扶持和培养各个“部落”在政治和文化上的代理人，从而阻止了各个殖民地民族一体化的进程，并使部落主义的势头大大增强。因此，殖民主义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是非洲部族冲突的主因——部族或部落主义的始作俑者，它从边界划分、行政管理、宗教传播等方面影响了当地的民族一体化进程，也丑化了非洲国际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