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学奏章表达背后

奏章，也称奏折、奏疏，一般分正折与附片两种，是清代具有一定品秩的臣僚向皇帝报告事件的文书，是皇帝控制政权，了解和掌握京城内外官员动向的有效途径。1896年筹办南洋公学期间，盛宣怀以四品京堂担任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大臣，被授予专折奏事权。办理公学前后10年（1896年底—1905年初）期间，盛宣怀总计向清廷呈递奏片135份，涉及铁路、商务、赈灾、学堂、人事等方面，其中直接关涉南洋公学的多达21份，内正折7份，附片14份，约占同期奏折数的15.6%，另有已拟未奏1份，共22份。可见创办、经营南洋公学是盛宣怀此期一项重要事业。兹将各奏章名称、上奏时间、朱批等列表如下：

表4-1　盛宣怀办理南洋公学奏章一览表（1896—1905）

资料来源：第6号藏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录副-7210-37；第18号见盛档015365；其余见《愚斋存稿》第1—11卷。上奏时间原是清帝纪年，此处改换公元纪年。

上述办学奏章历时长，几乎年年有之；内容广，关涉南洋公学及其附属机构的筹备经过、办理情形、宗旨章程、人事调派、经费、建筑等，是了解南洋公学办学轨迹的核心史料，且多数为盛主笔或参与起草，或授意公学总理（总办）及幕僚起草，（注：据其幕僚吕景端在《愚斋存稿·跋》中称：“公状岁佐李文忠戎幕，即雅擅章奏，兹编诸稿，除谢恩等例折假手幕僚外，其关于设施大计者，皆公自属草。但公虚怀若渴，每一疏草成，必与诸幕僚互相商榷，至再至三。其时佐公幕者，景端而外，有何梅生太守、沈子培方伯、徐袖芝厅长、张让三直刺、李经畦提学，杨彝卿、杨绶卿、朱小庄三观察，皆称一时之选，而于公稿无不敛手叹服，每有不能移易一字者。”著名学者顾廷龙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序里提到，30年前叶景葵（1874—1949）曾告诉他，盛宣怀电稿，必亲自反复推敲，认真笔削。叶又在《卷庵书跋》记载曰：“宣统之季，余在造币厂监督任内，公适筹划币制条款，召余商量，函电属草，每于病榻亲自为之，精细为群僚之冠。”据此，顾廷龙认为，很多奏稿由盛亲自起草，当为可信。）是研究盛宣怀办学活动与教育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盛宣怀如此频繁陈奏办理情形或呈请开办事项，大致原因除前述重视公学等主观因素外，还有基于几方面的现实考虑：一则力争获得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在近代学制颁布前后急剧变化的教育大变革背景下，与国家文教大政方针保持一致，争取融入国家法定教育体制之内，以利各项办学措施“合法”推进开展，如《请设学堂片》《南洋公学历年办理情形折》《开办高等商务学堂折》便是；一则一旦奏明在案，这奏折就具有法律和行政效用，使南洋公学能够名正言顺，减少办学过程中各种现实阻力，如《筹建南洋公学及达成馆舍片》等多份折片中，奏准办学经费由轮、电两局供给，经费来源因此获得政策保障而能基本实现稳定拨付。

奏章是向皇帝本人直接奏事进言的正式文书，既速且密，应简明扼要，观点明确，内容确凿。然揆诸南洋公学办学史实，比照盛宣怀办学奏章，尽管大多数奏片基本符合史实，然而在文本与史实之间也存在着不少差异，所言与所做之间，呈现出诸如就虚避实、言过其实或言不符实等多重情形。

（一）就虚避实

盛宣怀在1896年10月所上《请设学堂片》中，呈请在上海开办南洋公学，在京沪两地设立达成馆。然通观全片文字，其主要笔墨侧重于达成馆，对该馆培养宗旨、办理方案、招生学额、经费来源、学生出路等作了详细规划，在惜墨如金的奏章中占了大量篇幅，而对南洋公学仅寥寥数语。后来盛宣怀在奏折里更直接说“臣于光绪二十二年冬间附奏请设达成馆片内，曾经陈明”，（注：盛宣怀：《筹集商捐开办南洋公学折》（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1898年6月12日），《愚斋存稿》第2卷，第18页。）将附片名称也说成“请设达成馆片”。

南洋公学、达成馆确系盛宣怀1895年创设北洋大学堂之后的办学目标，然而重点却在南洋公学，不在达成馆，1896年初曾赴南京禀明刘坤一，至8月聘定筹备人选，拟定周虑精详的《南洋公学纲领》，又购置校基，筹备经费，开办条件大致具备。而于达成馆则未见具体筹备行动，《南洋公学纲领》中也未提及达成馆。

之所以将精心筹设大半年的南洋公学一笔带过，而将陈述重心放在达成馆，并非盛宣怀此时重视达成馆甚于南洋公学，而是一种策略上的考虑。创设南洋公学与北洋大学堂一样，“综厥程课，收效皆在十年之后，且诸生选自童幼，未有一命之秩，既不能变更科举，即学业有成，亦难骤膺显擢，予以要任。”（注：盛宣怀：《请设学堂片》（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1896年10月31日），《愚斋存稿》第1卷，第11页。）在“相需方殷，缓不济急”的情势下，南洋公学“收效皆在十年之后”，难以满足政府对新式人才的急需。而“取成材之士”，予以三年西学教育并能造就专才的达成馆，则更能打动政府，获得支持批准。当《请设学堂片》未被完全奏准时，盛宣怀再次奏陈《筹建南洋公学及达成馆舍片》，把成立南洋公学作为呈报内容，而将并设达成馆之意隐在其中，获得批准。原轮船、电报两局捐助京沪两地达成馆经费移并办理南洋公学，使公学办学经费大增。这里，再一次表现出盛宣怀在办学活动中的灵活策略，由此不难理解盛宣怀避实就虚、扬彼抑此的真实用意。

此外，据盛宣怀的全国办学计划，短期培训性质的达成馆和正规教育系统的南洋公学是分开设校的，但上奏时则将达成馆附于南洋公学之内，这也是规划至落实阶段的一个变化。

（二）言过其实

1898年6月所奏《新设各学堂学生请免岁科两试片》内称：“南洋公学内师范院诸生，多系举贡生监，而廪增附生为尤多。中、上两院学生亦不乏名列胶庠之士。”这未免有些夸大其词，其时中院刚刚成立一班，仅有学生20名左右，而上院尚未成立。此处称中、上两院已成立，且学生多出自旧学，显然是夸大了公学学生参加岁科两试的比例，从而使“请免岁科两试”易于获得批准。

再比如，1898年《筹集商捐开办南洋公学折》中称：“于上年二月间考选成材之士四十名，先设立师范院一学堂。”所附《南洋公学章程》相应规定“师范院高才生四十名”。而实际情况是，师范院学额在1896年《南洋公学纲领》中早已明确“先选高材生三十人”，1897年初招考告示中也称“考选师范生三十名”，（注：《申报》（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九日，1897年3月2日）。）实际招考的师范生也是此数。尽管在招考已足额之外，仍有不少优秀考生，如章宗祥兄弟，让何嗣焜感到满意，但限于名额，只能权作备取生。此后师范院存在期间，在校生一直没有超过30名。说师范院额定40名，并无扩充学额之意，其真实意图，正如何嗣焜所言：“师范生定额四十名，而实则以三十名为限，原拟以余额之膏火通融津贴。”（注：何嗣焜：《为呈明师范院事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1898年7月14日），上交档：Ls3-001。）原来是利用虚额多出的费用来津贴在院师范生。

（三）言不符实

1898年6月，盛宣怀在《筹集商捐开办南洋公学折》内称：

公学四院常年经费，以轮、电两局岁捐银十万两，量入为出，仅可相当。虽初办两年内上院未开，约可节存银五六万两，惟开办之费，除学堂基地由臣捐购外，其余建造房屋，置备仪器图书，以及一切器具，共需十数万金。初拟劝捐办理，近来商民交困，物力艰难，似兹巨款，未易集腋而成。只能先将节存余款动用，计不敷之数尚多，而将来如办理译书之费，既在常年经费之外，卒业学生出洋游学之费，亦当预储于八年之内，未有设措之方也。

实际上，依照1903年编制的《南洋公学收支清册（1897—1902）》，1897年开办当年，公学所有开支包括租屋、图书仪器、员工薪水等在内，约计规元10609两，1898年所有开支计约规元26884两，两年合计约规元37493两。而两年中，轮、电两局共拨付规元20万两，实际结余多达16余万两。尽管公学初办，此后需用款极多，然亦不至于“不敷之数尚多”，也不见得“未有设措之方”。至1902年，公学规模超过原先规划的四院建制，增设多所附属机构，且选派留学生十余人，分赴东西洋。然依据收支清册，至1902年底，公学结存规元148063万两，可见所陈经费“量入为出，仅可相当”不合实际。个中原因，大致是为了避免政府提取结存经费挪作他用。

此外，1901年7月《请调沈曾植费念慈委用片》，奏请将沈曾植、费念慈留任上海，担任南洋公学译书院负责人。费念慈确系留任译书院事，而沈曾植则留任公学总办职，且奏调前后一直在公学担任代理总办。奏调译书院任事，一则因南洋公学译书一事已受到清廷高度重视，担任译书院职容易获准；二则沈曾植已任总办属代理性质，且其不愿就任总办，曾数番辞却，若奏请为总办，难以持久。又如，1902年10月《南洋公学历年办理情形折》中提到师范院时，称该院“视西国师范学校，肄习师范教育、管理学校之法”，而此时师范院性质已变为从速培育专才的达成馆，不再专事培养师资。此说大致是为了要与前奏内容不想违背。

综上，作为办理南洋公学过程中最重要文献的奏折，在各种现实因素的影响下，盛宣怀在表述办学情形或陈办事项时，改变或淡化了既有事实，折中了既定的规划方案，形式多样的变数，使得史实与文本之间变得扑朔迷离，本该视为确凿文献的奏折亦变得令人难以捉摸。然而在参照文本背后的史实与历史情境之后，种种变数正体现了盛宣怀能够灵活运用各种策略，服务于办学活动的务实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