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南洋公学

（注：关于南洋公学史事因应，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合编《交通大学校史（1896—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一章“南洋公学时期”有较详细记载，然限于史料及时代关系，记载尚存部分缺漏失实之处。2011年4月，由王宗光主编、笔者编著的《上海交通大学史》第一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对南洋公学创建与发展作了较细致全面的载录。）

1896年，盛宣怀卸任天津海关道，担任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常驻上海，上海成为他后半生最主要的活动舞台。除铁路总公司外，其所办洋务事业大都集中于上海，如轮船招商局总部、电报局总部、华盛纺织总厂、中国通商银行等。被盛宣怀称为“海内第一巨埠”的上海，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人文环境、相对发达的工商业经济、引领全国之先的文化教育，是中西文化交汇的前沿、融合的基地。随着事业南移，盛宣怀也将办学重点从天津转向上海，筹办其全国捐学计划中的“南洋大学堂”，意欲以上海为东南人文荟萃之区，使之成为“培养各项及各级新政人材之大本营”。（注：淩鸿勋：《校史杂忆》，黄昌勇、陈华新编：《老交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1896年3月，盛宣怀赴南京，禀明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筹款议建南洋公学”，（注：盛宣怀：《请设学堂片》（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1896年10月31日），《愚斋存稿》第1卷，第11页。另注：盛宣怀规划上海设“南洋大学堂”，正式筹建时改称“南洋公学”。）获得应允。返沪后，盛即与其教育幕僚何嗣焜、张焕纶、钟天纬、赵元益、谢家福等，参照东西洋学堂之法拟订章程，择定校基，筹谋开办。10月31日，盛宣怀陈奏《条陈自强大计折》并附呈《请设学堂片》，向清政府提出在上海创办达成馆（即盛氏全国捐学计划中之时中书院）、南洋公学。因办学经费原因未能奏准。1897年1月14日，盛宣怀复奏《筹建南洋公学及达成馆舍片》，获得批准。经数月筹备，南洋公学于1897年4月8日正式开学。至1905年3月移交商部办理，更名为“商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南洋公学办学前后有9年之久。此间，盛宣怀担任公学督办，又常驻上海，对公学缔造经营，不遗余力。

盛宣怀设立南洋公学，初以培养高端法政人才为办学目标，1901年开设经济特科班，1902年开设政治班，派遣出国的留学生也多学习法政专业。然从1903年开始，公学办学方向由政学转为实学。1905年后，公学相继归属商部、邮传部，完全转向实业工程教育，成为培养工程实业专才的著名高等学府。公学开办之初，先借用徐家汇北首通合公司丝厂闲置厂房做临时校舍，后由盛宣怀出资圈购临时校舍西北边土地约140亩，陆续营造中院、上院、教职员住宅等校舍，以为南洋公学校基，也即现今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最初的校址。常年经费由盛宣怀劝令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募捐，招商局每年捐规银6万两，电报局每年捐银洋4万元，按季拨解，总款约计规银10万两，比较北洋大学堂而言，虽经费同出一途，实则优裕不少。

南洋公学参照北洋大学堂办学经验得失，仿照近代西方、日本学校通行的三级学制，先于1897年建立师范院及附属外院（后办成高等小学堂），接着于1898年建成中院（相当于北洋大学堂二等学堂），此后又设立铁路班、政治班，尝试建成上院（相当于北洋大学堂头等学堂）。（注：之所以不称“二等学堂”“头等学堂”，而定名“中院”“上院”，是因为盛宣怀采纳了南洋公学华总教习张焕纶的意见。张焕纶认为“头等、二等名欠雅驯”，建议改称“上院”“中院”。可参见张焕纶：《南洋公学教学事宜》（约光绪二十二年，1896），盛档：044458-4。）师范院学制3年，学额30名，为外院、中院甚至上院培养师资，是为我国近代最早的师范教育机构。外院、中院、上院学制均定为4年，各院分设4班，每班学额30名，逐年升班。外院毕业后先升中院，再入上院，上院毕业后或资送出国深造，或派任职务。由此，公学建构起外院、中院、上院组成的正规学校教育系统，采用分年级、按班级的授课制度，成为中国最早的分层设学、相互衔接的三级学制体系。公学另附设译书院、东文学堂、商务学堂等。至1902年，上述办学设置基本完成。该年10月，盛宣怀在《南洋公学历年办理情形折》中奏称：

查公学所分设之目凡八：曰上院，视西国专门学校，肄习政治经济法律诸科；曰中院，视西国中学校，肄习中西文普通诸学；曰师范班，视西国师范学校，肄习师范教育管理学校之法；曰蒙学堂，视西国小学校，专教幼童，为中院储才之地，分高等、补习二级，略如西国寻常高等之意；曰特班，变通原奏速成之意，专教中西政治、文学、法律、道德诸学，以储经济特科人才之用；其附属公学者，曰译书院，专译东西国政治教育诸书，以应时需及课本之用；曰东文学堂，考选成学高才之士专习东文，讲授高等普通科学以备译才；曰商务学堂，当以中院卒业学生递年升入，并招考外生，另延教习，分门教授，以备将来榷税兴商之用。（注：《愚斋存稿》第8卷，第31页。）

现结合南洋公学其他年份的办学情况，将历年办学组织系统简图（图2-1）如下：

南洋公学的管理体制，初办时设督办、总理（后改称总办）、华总教习、洋总教习各1名，除增设华总教习以重中文教学外，其余一如北洋大学堂。督办是公学的最高行政主管者。总理（总办）代表督办全权行使日常校务，负责中西教习的考核督察。整个公学期间，督办只有盛宣怀一人，而总理先后由盛宣怀任命者8人：何嗣焜、张元济、劳乃宣、沈曾植、汪凤藻、刘树屏、张美翊、张鹤龄。首任总理何嗣焜从1896年参与筹建到1901年初病逝任上，任职时间最长，贡献最为突出。此后频繁易人，对公学后半期的发展造成诸多不利影响。总理之下，初设华总教习、洋总教习各1人，分掌中西课程安排与教学、中西教习管理与考核。首任华总教习聘请公学筹备人之一张焕纶担任，张于1898年春辞职后华总教习废除，另设提调一职以代之。先后担任提调的有李维格、伍光建、张美翊，以伍光建任职时间最长。洋总教习于1897年11月聘美国人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1945）担任，称监院，1901年11月裁撤后所管事务归并提调负责，提调成为相当于总理下的教务长。管理层之下分设教习与职员两部分，教习又分中西教习，各院教习人数多寡不一。职员分中西文书、图书管理员、医生、司事、斋夫杂役等。由此，南洋公学大致分督办—总理—总教习、提调、各附属机构负责人—教职员四级行政管理体系。

图2-1　南洋公学办学组织系统示意图

在实际办学过程中，公学师生规模大致在200至400人左右，历年外院、中院及上院人数，大多年份没有超过120名的学额。1897年底，学生人数是123名，次年147名，1899年达175名，1900年是177名，1901年因新设特班、东文学堂，学生总数升至312名，至1902年达328名，教职员67名，是整个公学时期师生数的最高峰。1902年“墨水瓶事件”后，学生数有所减少，1903年是190名，1904年236名，至1905年公学移交商部时，学生数为239名。近有研究表明：“晚清时期的新式学堂规模都很小，一般不足200人，300—500人已经是超大规模了。”（注：丁钢主编：《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教育传统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9页。）如此，南洋公学的办学规模，已经够得上超大规模。

南洋公学是盛宣怀继北洋大学堂之后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二所新式高等教育学校，也是全国开设最早、办学成绩最好的少数几所新式学堂之一。它与北洋大学堂南北相互辉映，共同引领全国教育风气之先，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曾在南洋公学担任特班总教习的蔡元培后来曾说：“逮盛杏荪先生瞭于大势所趋，始奏立南洋公学，以与北洋大学并峙，其规模宏远，不特为当时华校所罕见，抑亦在华西校所难几然。”（注：《北京大学蔡校长祝词》，《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二十周年纪念会祝词、校歌、纪念刊》（1917）。）王凤喈《中国教育史大纲》认为，盛宣怀创议的南洋公学是“新教育萌芽时期”（1861—1900）学校系统“最完备者”。（注：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314-3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