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参与者

本书的参与者是在A校外国语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九位高校青年英语教师。这样选择参与者，主要出于三点考虑。

第一，博士学历正在成为高校对青年英语教师群体的硬性要求，代表了当前及未来青年教师群体专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目前，大部分高校对新招青年英语教师的学历要求都是博士；也在大力鼓励未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英语教师追求学历进修，极个别高校甚至出现了辞去非博士学历且没有进一步深造意愿的青年英语教师的现象。可见，博士学历正在逐步成为高校青年英语教师生存和发展的必然要求，在职读博或者因为各种原因辞职后考博读博也就成了或即将成为高校青年英语教师中的一种典型现象，这些青年教师的学习和成长经历值得深入研究，因为这批青年教师的成长影响到未来较长时期内的高校英语教育质量。

第二，博士生群体存在巨大的转变可能，适宜本书的主题。教师转化性学习研究涉及教师具体观点和信念体系的转变，这样的转变离不开关键事件，特别是迷惘困境的激发，因此研究参与者应该处于一定的特殊状态而需要面对复杂的困境，具备转变的可能。博士生正是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处于职业生涯的初中期，在工作中遇到了发展瓶颈，希望通过读博获得进一步的专业发展，因而这批教师具有追求发展的能动性；而再次成为学习者，获得专家指导和同伴交流，为他们提供了外部支撑，所以他们具备转变的可能。研究他们能够收集到丰富的转化性学习资料。

第三，研究者本人与参与者群体同为该场域的博士生，与参与者有着较为一致的学习体验和生活经历，对他们目前真实的工作生活情况有较好的了解，也与他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从这一点上说具有了“局内人”（陈向明，2000：134）的身份。但是，研究者自身没有工作经验，一直都是学生，对参与者作为高校青年英语教师的职业生活的理解，多源于作为学生的观察和间接经验，只有很少的作为高校青年英语代课教师的体验，从这一点上说，研究者又具有“局外人”（陈向明，2000：134）的身份，这样一种两重身份使得研究者既有“近经验”的体验，又有“远经验”的视角（陈向明，2000：145），因而研究者既能走近参与者，与他们一同重温和重构他们的体验，又可以跳出参与者的视角，远距离地对参与者的经验进行综合审视，全面理解和阐释质性资料。

基于上述考虑，博士生群体中的青年英语教师是本书适宜的参与者。此外，转化性学习产生于教师基于迷惘困境的批判性反思、反思性交流和后续行动之中。迷惘困境的性质、批判性反思的深度、反思性交流的程度、行动的执行情况等均对教师的转化性学习具有影响。而教师的性别、年龄、教龄、授课情况、所在学校等变量对这些因素具有影响。因此，在以A校外国语学院青年英语教师为选择范围的前提下，研究参与者的选取遵循最大差异抽样的原则。具体挑选中，为平衡参与者，使参与者群体具有典型性，这些教师符合以下标准：①年龄/专业分布：40岁以内的大学英语和英语专业教师；②性别、年龄、教龄、职称、授课部门、学校性质等的分布：能够反映高校青年英语教师群体的基本情况；③参与意愿：愿意分享真实经历和感受。

研究者先向符合条件的青年教师简要介绍了研究并发出参研邀请，按照自愿参与的原则初步确定11名准参与者。继而向准参与者详细介绍研究和他们在研究过程中需要配合的内容并发放基本信息问卷。整理分析基本信息问卷后，从11名教师中选取了典型性青年教师九位参与研究，参与教师基本信息如表3—1所示。

表3—1 参与者基本信息

本书的9位参与者能够代表在攻读博士学位的高校青年英语教师的基本情况。参与者中有8名女性教师，1名男性教师。他们的年龄分布在27岁到37岁之间，平均为34.11岁。教龄也多在十年左右，平均为8.78年。职称主要是讲师，包含了来自不同类别高校的英语专业和大学英语教师。七位教师在职业中期考上博士，两位教师在职初期就进入博士阶段的学习。这里的职初期和职中期是针对本书参与者全为青年教师的特殊性所做的划分，入职五年内为职初期，第六年开始计为职中期，读博后独立作为读博期。全部参与者表示愿意参与研究，并较为深入地分享了自己的职业发展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