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脑做优秀教师

我是因为《在路上》这本书被更多的人认识的。这是一部我用手写出来的教育叙事，记录的是原汁原味的教育故事，因此有很多失散多年的学生顺“藤”摸瓜，对号入座地找到了我。因此想，下一本书要用脑写，争取把自己从教育故事中摘出来，更客观、公正地接受每一个教育人、教育事件，坦然面对未来的教育生活。

我一直简单地认为，教师有三种做法：用手做，眼勤耳勤嘴勤手勤腿勤，勤劳勤奋。用手做易因肉身沉累带来精神焦躁，多职业责任感、尊严感相伴些微倦怠感。这是我前20年工作常态模式，被勤奋裹挟而来的有滚滚荣誉：教学能手、学科带头人、名优班主任，等等。用脑做，理性理智、高效高质，费神费脑带来身清气爽，多职业使命感、荣誉感伴着职业价值感和崇高感，这是我近两年来的巅峰工作状态，脚步轻快身活泼，心净脑静人有劲，工作中趣多多、益多多。用心做，情意情义情怀情操兼备，理想信仰胸怀境界共存，有一种生命与事业融合圆通的天人合一的清澈透明，这是可遇可求亦难遇难求的教育至高境界。

优秀老师有三种做法：一种是用天性做，一种是用心做，还有一种是用脑做。用天性做的人叫天才，天赋使命，天赋才情。天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是从冬瓜藤上结出的西瓜，横空出世，星际契合，可遇不可求——一般来说要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能一遇，是教师中的“宁泽涛”。所以，这没什么好想的，也没什么能想得清楚的。可以想一想的是，用心做还是用脑做？这是个好问题，而且这个，我可以有选择权。

都知道，要想做卓越的教师必须用心。我们平时谈论的那些教育名家，均是著作等身、实践七八十年的大教育家。如西方的杜威，我国的叶圣陶、霍懋征；当今美国的优秀教师雷夫，我国的魏书生、李镇西；等等。他们大多是用心或者用心又用脑做成的，光用脑子是无论如何走不到卓越的。但用心做经常会出现两个极端：好的很好，差的很差，而且差的比例极高。那是因为大部分教师的心和大部分普通人的心差不多：荣辱要惊，爱恨要乱，欲望沉重，贪生怕死。教育界千千万万优秀教师天下无人识，一个“范跑跑”就让千千万万优秀教师一起被拉“黑”。相比之下，用脑做可以保证教育的基本质量，因为脑力或者说智力是有参数的，一个聪明的人总是趋近掌握事物的本质，分辨事实是非的。我希望自己能够用心来做教师，但我的理性又告诉我，“做不到啊”！用心做事，必须具备一颗非凡伟大的心，能够博大精深地去感受人类和大地的体温、伤痛、脉动，然后轻柔、缓慢、妥实地踏着生命应有的律动节奏，渐行渐近彼岸。但在这个追求更高、更快、更强，追求几小时抵达几千公里目的地的高铁时代，我不相信我的心在这个潮汐一般的市声以无以复加的速度和力度而汹涌地遮蔽心灵的年代里能够出淤泥而不染，独秀于林。我看到潘多拉的魔盒被人的欲望无限地打开，“天”都变了：云厚了、水浊了、雾霾多了，心也在不知不觉中蒙羞结垢了，因为无论如何人不能比“天”更了不得。我不信任我的心，所以我选择用大脑来做老师。

其实，用脑做老师，是对包括自己在内很多教师们日渐疏离“传道、授业、解惑”技艺的一种质疑式的不满、一种嘲笑式的呼唤。是对做好教师退到底线的说法，是对教师注定责任的强调。应该承认，我已经变得越来越平庸、“弱智”，缺乏教师风度。我太在乎教学的进度和效果，却不太在乎学生的智力能力、认知水平、学习愿望，更不要说学生的精神成长、道德修养和心理坐标了。我曾自嘲是高铁司机，只管一路狂奔，把人拉到目的地了事。为了让学生的这趟旅行愉快，我要求学生写“闪光点日记”，记录每天“高兴的事”。“高兴的事”高度一致：“××课考试满分”、“××课考了第一”……我做的这些技术的微调也些微减少了旅途的枯燥，增加了个别孩子的学习趣味。理想的教师应该是三轮车夫，一路骑来，叮当作响，吆五喝六。学生迎风而坐，左右顾盼，风土人情、世态俗相，可见可闻、可感可知。我用脑做教师，就是想当一名三轮车夫，把各条路线和学生的需求尽量研究透，然后尽可能以一种“科学”、“民主”的实证精神，给学生留下一段真实的学习记忆。

把理论知识内化为学生的学习能力，变成现实的学习生产力，这是优秀教师的基本功，也是我们想让教育可能承载其他意涵的物质基础。如果这个基础是虚的、有漏洞的，你往里面装再宝贵的东西最终都是要漏掉的。用脑做，可以尽量避免简单粗暴和蛮横无理的教学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