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的维新教育思想及其特点

严复,字又陵,号几道,1854年生,福建侯官(今闽侯)人。7岁就傅,11岁从福建名儒黄少岩读经。14岁时因父死家贫,舍旧学而考入福州船厂附设之船政学堂。毕业后服役船舰。25岁赴英留学海军。回国后先在船政学堂当教习。1880年被李鸿章聘为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以后逐步升任会办、总办,前后任职几20年。其间还曾兼任天津俄文馆总办,并曾协助张元济在北京开办通艺学堂。

年轻时的严复,思想激进,言词激烈,认为旧学不能救中国,“中体西用”亦不能救中国,中国的希望在于彻底效法西方,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因其主张与当权者相抵牾,故一直不被重用。正如陈宝琛在为其所撰《墓志铭》中说的:“文忠大治海军,以君总办学堂,不与机要,奉职而已。”鉴于才不见用,严复自以为是因他出身不由科举,职微言轻之故,于是便愤而参加科举,想借科举之阶梯,登上政治舞台,施展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理想。1885年,32岁的严复捐了一个监生,赴闽参加乡试,不中。1888年、1889年两年,他又两次参加顺天府乡试,均不中。1893年,年已40岁的严复再度回闽参试,结果又一次落榜。自此,他借科举以登仕途的梦幻彻底破灭。

1897年,严复与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刨办《国闻报》,并出版《国闻汇编》旬刊,宣传教育救国,变法维新。1898年,光绪皇帝召见严复,命其将《拟上皇帝书》抄呈。还没来得及呈进而政变发生,光绪帝遭软禁,慈禧重新垂帘,戊戌变法宣告失败。于是严复离京返津,继续做他的北洋水师总办。庚子后,先后任过开平矿务局总办、编译局总纂、复旦公学校长、安庆师范学堂监督、考试游学生考官、审定名词馆总纂、资政院议员等职。

辛亥革命后,严复曾掌京师大学堂,充任袁世凯政权的顾问、参政及约法议员等。袁称帝后,严复闭门谢客,不与闻外事。1921年冬,哮喘发作,医治无效逝世,享年69岁。

严复著译颇丰。甲午败后,严复在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文章,宣传民主思想,抨击封建专制统治,倡议学习西方,效法资本主义,引起极大震动,鼓起了一代青年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热潮,也刺痛了封建当局,致使自身险遭不测。同时,他翻译出版了《天演论》,第一次把进化论介绍给中国,使国人知道了除“吾皇万岁”之外,世界上尚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样一篇大道理,在思想文化界引起巨大反响,一时风靡全国,致使各级学校都有以之为教者。

戊戌后,严复译有《法意》《原富》《群己权界论》《穆勒名学》《社会通诠》《群学肄言》等西方名著。其译作“以瑰言达奥旨”,颇为时所重。他提出的“信、达、雅”三大翻译原则,至今为译界所称道。

严复的译作集有《严译名著丛刊》,著述现以今人王杭主编之《严复集》较为完备。其著述中较为集中表述其教育思想的有《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原强》《救亡决论》《实业教育》等。

一、独树一帜的教育救国论

清朝末年,面对国弊民穷、殖民地程度逐步加深的残酷现实,一切爱国人士都在寻求救国的道路。或主儒学救国,或倡实业救国,或言变法维新,或搞革命排满,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教育救国论也即其中之一。严复就是一位坚信不疑的教育救国论者。他认为,中国之弱,其原因不止一端,而治国人之暗,人才之乏为最重。正是由于民智闭塞,学术空疏,无乘时竞进之能力,才导致了国家的衰微破败。如果振兴教育,使拙者变巧,蠢者变灵,其转移尚非无术。求贫之方,固然离不开农工商,但如果没有教育,虽力讲百年,农工商也不能进步。毫无疑问,严复属于资产阶级维新派,是公认的改良主义者。但是面对喧嚣一时的康梁变法,他却评议道:

民智不开,不变亡,即变亦亡。^[141]

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即使朝廷今日不行一事。抑所为皆非,但令在野之人与夫后生英俊洞识中西实情者日多一日,则炎黄种类未必遂至沦胥;即不幸暂被羁縻,亦将有复苏之一日也。^[142]

1905年,孙中山在伦敦拜访严复,讨论革命事宜。严复说:“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现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著手,庶几逐渐更新乎!”^[143]可见严复把教育看得比革命、维新、实业更重要。可以说,他把教育提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当然,这其中亦不无偏颇之处,比如,他未明了革命、维新反过来又会作用于教育,便是失误。但仅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而言,他不只前迈古人,且超出众多后来者。

但是,严复的教育救国论又不同于一般的教育救国论。

首先,严复所谓的国,不同于守旧派、洋务派和其他维新派所谓的国。他说,“一姓一党之利害存亡,均不足道,而祸之所中者,必在吾国,深恐求瓦全而犹难。”^[144]从古昔到严复时代,在神州大地所建之国,何一不是一姓一党之国?严复将“国”与“一姓一党”相对立而言,可知其所谓国者,实是指我们今日所谓之中华民族。他所要救的,要强的,是整个中华民族,而不是一家一姓的清国。他是希望通过教育,振兴中华民族,使之卓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再者,严复主张借教育以拯救中华民族,却决不搞狭隘的民族主义,恰恰相反,他对民族主义颇不以为然,认为民族主义不是别的,正是宗法社会的真面目,不足以救亡强种。所以,在谈到排外问题时,他说:

当此之时,徒倡排外之言,求免物竞之烈,无益也。与其言排外,诚莫若相勖于文明。果文明乎,虽不言排外,必有以自全于物竞之际,而意主排外,求文明之术,傅以行之,将排外不能,而终为文明之大梗。二者终始先后之间,其为分甚微,而效验相绝,不可不衡量审处以出之也。^[145]

期于文明可,期于排外不可。期于文明,则不排外而自排;期于排外,将外不可排,而反自塞文明之路。^[146]

他主张,且置文明排外之谈,而亟图教育之普及。应当承认,这一思想是深刻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事实,也证明这种以文明求自立的主张是正确的。君不见,有些国家徒争排外,自立是自立了,但饥荒频仍,人民生活不保,不得不屡屡乞援于国际社会。而日本,19世纪失守之后,由于明治维新的成功,一跃而进入世界强国之列,而其与欧美列强的关系问题,一使团之劳便告解决;“二战”败后,其政治经济几乎完全受控于美国,但由于自强不息,很快又自立于列强之林,其与美欧诸国的关系也便随之自然改变。可以说,这些事实都为严复的观点做了注脚。

还有,中国封建社会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教育,以“一姓一党”利益为重,必然重仕而轻民。与此相反,严复不以一姓一党利益为重,而为整个中华民族着想,其着重点自然就会放在“民”上。他认为,中国不治之疾尚是在学问上,民智既下,所以不足自立于物竞之际。而中国的老百姓正是因为没有普及教育,才缺乏生计之常识,而贫穷无以自立,无自立之民,便无自立之国。所以,教育国民,乃是自存之命脉。据此,他提出,此时学务,所亟求者,宜在普及,所有子弟,凡十龄以上者,迫使入学,用强迫方法,以力求普及。他甚至提出了民不读书、罪其父母的义务教育思想。

二、对旧教育及洋务派教育思想的批判

严复主张教育救国,但他并不认为任何教育都能救国,他所用以拯世救亡强国富民的是科学的新式教育。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教育,他认为不仅不能救国,相反,恰恰是亡国灭种的根源。为此,在介绍提倡新教育的同时,也给旧教育以深刻揭露和尖锐批判。

首先,严复认为旧教育的办学方向不对。严复笃信一个理论,即农工商之学人,多于入仕之学人,则国治;农工商之学人,少于入仕之学人,则国不治。而中国前之为学,学为治人而已。至于农、商、工、贾,即有学,至微谫不足道。“中国自古至今,所谓教育者,一语尽之曰:学古入官而已耳!”^[147]而正因官之众导致了国之衰。

其次,他认为科举取士制度,害国尤深,特别是八股取士,为害最烈。他说:

宋以来之制科,其防争尤为深且远。取人人尊信之书,使其反复沈潜,而其道常在若远若近、有用无用之际。悬格为招矣,而上智有不必得之忧,下愚有或可得之庆,于是举天下之圣智豪杰,至凡有思虑之伦,吾顿入纮之网以收之,即或漏吞舟之鱼,而已暴鳃断鳍,颓然老矣,尚何能为推波助澜之事也哉。嗟乎!此真圣人牢笼天下,平争泯乱之至术,而民智因之以日窳,民力因之以日衰。其究也,至不能与外国争一旦之命,则圣人之计虑之所不及者也。^[148]

严复对八股取士更是深恶痛绝。他认为,八股有三大害:一曰锢智慧;二曰坏心术;三曰滋游手。有一于此,则其国鲜不弱而亡,况夫兼之者也!他下结论说,“救亡之道当何如?曰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则庶乎其有鸠耳!”并说:“东海可以回流,吾言必不可易也。”^[149]他评价废科举而以学堂取人说,“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150],把它看作是一个历史的转折。

最后,对于旧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严复也做了深入的研究批判。他认为,旧教育只是为了培养士,而其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又适足以破坏其才,实在令人痛心疾首。

中国教育,不过识字读书,识字读书,不过为修饰文词之用;而其修饰文词,又不过一朝为禽犊之兽,以猎取富贵功名。方其读四子五经,非以讲德业、考制度也,乃因试场命题之故。^[151]

他还通过比较,具体探讨了旧教学内容和旧教学方法的得失,认为:

吾国教育,自三育言,则偏于德育,而体、智二育则太少,一也;自物理、美术二方而言,则偏于艺事,短于物理,而物理未明,故其艺事亦难言精进,二也;自赫氏(赫胥黎)所云二大事言,则知求增长知识,而不重开瀹瀹心灵,学者心能未尽发达,三也;更自内外籀之分言,则外籀甚多内籀绝少,而因事前既无观察之术,事后于古人所垂成例,又无印证之勤,故其公例多疏,而外籀亦多漏,四也。凡此皆吾教育学界之短,人才因之以稀,社会因之以陋^[152]。

对于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政为本,西艺为末”的教育思想,严复也颇不以为然。针对“中体西用”,他说:“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153]“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议者必欲合之而以为一物,且一体而一用之,斯其文义违舛,固已名之不可言矣,乌望言之而可行乎?”^[154]对于“政体而艺末”的提法,他认为更是颠倒错乱的。他说:

其所谓艺者,非指科学乎?名、数、质、力,四者皆科学也。其通理公例,经纬万端,而西政之善者,即本斯而立……中国之政,所以日形其绌,不足争存者,亦坐不本科学,而与通理公例违行故耳。是故以科学为艺,则西艺实西政之本,设谓艺非科学,则政艺二者,乃并出于科学,若左右手然,未闻左右之相为本末也。且西艺又何可末乎?^[155]

可以看出,严复对旧教育及洋务派教育思想的分析,是很中肯的,批判也是深刻的。正是在这个分析批判的基础上,严复确立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体系。

三、智、德、力诸方面发展的培养目标论

基于拯世救亡强国富民的教育目的,严复提出了智、德、力、美诸方面发展的人才的培养目标论。他说:

国与国而党为强,民与民而争为盛也,非以力欤?虽然,徒力不足以为强且盛也,则以智。徒力与智,犹未足以为强且盛也,则以德。是三者备,而后可以为真国民。及其至也,既强不可以复弱,既盛不可以复衰。^[156]

又说:

富强之事,造端于民,以智、德、力三者为之根本,三者诚盛,则富强之效不为而成,三者诚衰,则虽以命世之才,刻意治标,终亦隳废。^[157]

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衰微不振,是由于民智已下,民德已衰,民气已困。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愚、贫、弱的问题,则应在提高民智、民力、民德三方面下力气。所以讲教育者,必须兼重体育、智育、德育,不能偏废,只能审时度势而为之重轻。而中国的传统教育,黜力尚德不重智育。其原因是受孟子影响过重。正是这种黜力轻智只重封建道德的教育,多次导致华夏民族的被奴役地位。

严复重视体育。他认为,身体不仅是体力的载体,同时也是智力和道德的载体。所以他把体育看得很重要。他同意洛克的说法,教育的目的在于能以康强之体,贮精湛之心。他说,“少年用功本甚佳事,但若为此转致体力受伤,便是愚事。”^[158]“夫学所以饰躬,使身体受伤,学何用耶?”^[159]他在给外甥女何纫兰的信中有一段关于卫生的精彩论述,很适于教育青少年学生,谨录于此:

惟是体气之事,不宜仅恃医药。恃医药者,医药将有时而穷。惟此后谨于起居饮食之间,期之以渐,勿谓害小而为之,害不积不足以伤生;勿谓益小而不为,益不集无由以致健;勿嗜爽口之食,必节必精;勿从目前之欲,而贻来日之病。卫生之道,如是而已。^[160]

严复极重智育。他认为,欲富强,必须对德、智、力均加注意,但这三者又以民智为最急也。他之所谓智育,是要用科学的方法,将科学的知识传授给受教育者,目的是使受教育者在增广知识的同时,开启心灵,锻炼心能,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在重视知识教育的同时,要重视能力教育,提高受教育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应当承认这种智育观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全面的、深刻的。

严复重视体育、智育,更重视德育。他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智育重于体育,而德育尤重于智育。不过必须指出,严复的德育内容,是新旧杂糅的,但也有所侧重。一般地说,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领域,他较为推崇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主张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而在家庭、社会、人伦、道德方面,较为注重传统伦理道德,在青壮年时期,道德观较为激进,而晚年则较为保守。不过,他临死前告诫孩子们“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重,更切毋造孽”的遗言,还是相当高尚的,至今仍不失其进步意义。

德智体之外,严复还极重视美的教育,认为美育不仅能有益于德育,即便是科学、智育,也能得益于美育,因为“科学之中,大有感情”,而“美术之功,并存思理”,“而教育之事,在取学者之心之二方面而并陶之,使无至于偏胜。即不然,亦勿使一甚一亡”^[161]。所以他曾呼吁:“后此之教育,尚于美术一科,大加之意焉可耳。”^[162]

严复的培养目标论,在其所作《心远校歌》中得到较为全面的概括,其词是:

天心欲启大同世,国以民德为劣优。我曹爱国起求学,德、智、体育须交修。守勤朴,厉肃毅,涵养性情奋志气。此时共惜好时光,他日为人增乐康。^[163]

四、讲求实用的教育内容论

严复教育内容论的主旨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这就是“有用”。他说:“求才为学二者,皆必以有用为宗。”^[164]“学不仅以治人也,自治其身之余,服畴懋迁,至于水火工虞,凡所以承天时、出地宝、进人巧、驱百昌以足民用者,莫不于学焉,修且习之”^[165]。他认为,旧教育的最大弊端就是空疏乏用,故必须彻底改变,不仅八股制艺应当废除,推而论之,则宋学、汉学、词章小道,皆宜且束高阁。他主张,实用知识的教育,应当从小学就开始:

窃谓中国处今,而欲自存于列强之中,当以教民知学为第一义。成童入学之顷,不宜取高远之书授之,而以识字、知书、能算三者为目的。十二以上,则课以地理诸书,先中国而后外邦,再进则课以粗浅最急之养生、格物、几何、化学之类。如是至十六,即辍而就工商之业,亦有毕生受用之乐,其功效过于媲青配红者,殆相万也。^[166]

以有用为出发点的教育内容论者,必然注重专业技术教育,即当时所谓实业教育。而注重实业教育,正是严复教育内容论的一大特点。他看到,我国的传统教育只是科举教育。学子举业不成,几乎终身成废,因所学的东西,于工商之业,无一可用。即使举业有成亦不懂管理科学。总之,造成当时的惨局,教育不当是有重大责任的。而欲改变这种状况,非大兴实业教育不可。

注意自然科学是严复教育内容论的又一特点。自然科学在严复书中往往称之为物理科学。他解释说,但言物理,则兼化学、动植、天文、地质、生理、心理而言。可见基本类似今之所谓自然科学。他说,这些科学,诚此后教育所不可忽视。因为这些学问,不仅为实业所必需,且于改变中国人唯书唯上唯古不唯实的心习即思维方式大有裨益。他说,一切物理科学,使教之学之得其术,则人人均能尚实心习。使神州黄人而但之尚实,则其种之荣华,其国之盛大,虽聚五洲之压力以阻我之进步,亦不可能。

在教育内容论方面,严复始终主张读经,且是越到晚年越烈。他认为经书是中国文化的星宿海,特别是孔孟原作,是一巨大文化宝藏,要用新的方法去开采。不过,其目的亦在有用,用在知古,用在教化,用在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虽然其结果有得有失,但其动机始终未离“有用”主旨。他说:

新学固最所急,然使主教育者,悉弃其旧而惟新之谋,则亦未尝无害。益教育要义,当使心德不偏。故所用学科,于思想、感情、内外籀,皆不可偏废。中国旧学,德育为多,故其书为德育所必用。何况今日学子,皆以更新中国自期,则譬如治病之医,不细究病人性质、体力、习惯、病源,便尔侈谈方药,有是理乎?姑无论国粹、国文,为吾人所当保守者矣。故不佞谓居今言学,断无不先治旧学之理,经史词章,国律伦理,皆不可废。惟教授旧法当改良。^[167]

他在与《外交报》主编论教育的信中提出,在小学,中国旧课程应占十之九;而到中等学校,中国旧学只占十之三,西学则应占十之七;到大学,则中学只有考校,无功课,有书籍,无讲席,靠学者自学。

严复主张中学、西学都要学,但归到一点,中国此后教育,宜着意科学,使学者之心虑沉潜,浸溃于因果实证之间,以便他日学成,有疗病起弱的实力,能破旧学的束缚,那就是中国的幸福了!

五、注重实践的教育方法论

严复教育方法论的核心是注重实践。他认为,大抵学以穷理,可分为三种情况,一考订;二贯通;三实验。其所谓考订,是指通过实践取得具体经验;所谓贯通,是指把具体的局部性的经验,经过分析综合,上升为理论;而所谓实验,则是指把既得理论放回到实践中去检验,验证其正确性如何。根据这一认识路线,他主张首先要教育学生学言词文字,其目的在于吸收前人创造的知识财富,以增加自己的知识,增长才干。但即使这种学习,也要尽量结合观察和实验进行,学几何、三角,必须实地测量高深;学理、化、动、植者,必成业于冶铸树畜。但学习绝不能到此为止,必须进一步,读无字之书,读大地原本书,要学于自然,创造新知。

严复认为西洋之学术,事事求实事实理,至大至精,即如中国古圣贤人所讲学而有至效一样,根本在于实体面躬行。但我国教学自晚周秦汉以来,只重言词文字舍本逐末。今日所谓治旧学的,只不过是训诂文章之士而已。即使学成,对于社会人群也无甚益处。这正是教育未得其方,是以民智不蒸,而国亦因之贫弱。这样,严复在古今新旧的比较分析中,把中国的教育教学方法的弊端从根本上揭露了出来。

但他未止于揭露。他说:“徒痛以往之非,因无益也。幸今既知其误,则宜图所以挽救之方。所以疗此锢疾者。”^[168]那么,用什么方法才能“疗此锢疾”呢?他说:“救之疗之奈何?亦变其心习而已。”变其心习,就是要改变只重文词而轻视实践的思维方式。这样,严复就把教学方法提到了心理学和哲学的高度。至于如何变其心习,严复认为:“必假物理科学为之。然欲为之有效,其教授之德又当讲求,不可如前之治旧学。道在必使学者之心,与实物径按,而自用其明,不得徒资耳食,因人学语。”^[169]“方其始也,必为其察验,继乃有其内籀外籀之功,而其终乃为其验证,此不易之涂术也。”“治学之顷,所由之术,有治练心能之功,后此治事听言,可以见微知著,闻由决果,不至过差”^[170]。

基于其唯物主义教育方法论,在实业教育方面,严复当然就更注重实践了。他说:

实业教育,其扼要不在学堂,而在出堂后办事之阅历。以学堂所课授者,不过根柢之学,增广知识,为他日之事阶梯云耳。若夫扼要之图,所以陶炼之使成真实业家,则必仍求之实业之实境,作坊商店,铁路矿山,此无疑义者也。^[171]

实业之家,不受学堂教育,而一切悉由于阅历者,其人理必粗,不能有开物成务之盛业也。但受学堂教育,而不经事业之磨砻,又程功不实,而无甘苦疾徐之自得。必其人受益于学堂者十之四,收效于阅历者十之六,夫而后为真实业家。^[172]

不仅如此,严复还看到了实业对教化的促进作用。他说,发展路矿等业,不仅可以救贫,且“民之耳目日新;斯旧习之专,思想之陋,将不期而自化,此虽县县为之学堂,其收效无此神也”^[173]。

严复的教育目的是要拯世救亡强国富民。要达到此目的,培养目标就不能再单纯是后备官僚,而是能自由、自治、自利、德育、智育、体育交相发展的人才,而要培养这样的人才,旧的教学内容和方法是不行的,于是他提出了注重实用的教育内容和注重实践的教学方法。从总体看,从世界范围看,其教育思想基本属于资产阶级实用主义一派。而从其不主张革命手段来看,则属于改良主义一派。不过,从其教育思想本身看,应当承认,是全面而深刻的。不仅与旧教育思想有本质的不同,在某些方面,且胜于洋务的教育思想和康梁维新派的教育思想。这朵灿烂的教育思想之花,其根深植于近代世界的社会土壤之中,其枝干则是严复的深厚的文化素养。

严复生长在书香门第。自发蒙便受到中国旧文化的熏陶。后来,他潜心英语、数学、物理、化学、地质学、天文学等近代科学知识,打下了雄厚的西学基础,而留学英国的几年,则构筑了他的西学大厦。

严复不仅学识渊博,其阅历亦相当丰富。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他被派上建威号帆船,后改派到扬武军舰,他不仅游历祖国各地,并且访问过日本、美国、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国。严复特别注意观察分析国内外形势,研讨各国历史,这便使他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社会历史知识。而他几十年的学校生涯,使他对教育问题富有切身体会。这多方面的丰富的知识和科学的思想方法,便构成了其教育思想的深厚基础。

当然,严复的教育思想,也有不少偏颇之处。历史上微词较多的首先是他的教育救国论及西学救国论。其实这些都不宜苛责。在这里,严复的失误之处是他只重教育、西学,而忽视革命的手段。对严复教育思想微词较多的另一点是他晚年的渐趋保守。严复晚年主张尊孔,重倡读经,鼓吹传统的伦理道德,甚至提出“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心不可叛”的信条,与青壮年时期的维新精神,几成反衬。总之,从历史和哲学的高度看,严复从机械唯物论的世界观及进化论的社会历史观出发,提出不仅超出顽固派、洋务派,甚至也超出康梁一流维新派某些在当时看来是崭新的教育思想,为中国近代教育理论做出了一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