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学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思考

档案学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思考

陈作明

近年来，档案学研究的气氛甚浓，成果喜人。为了使研究活动更加有效地开展，有必要思考下列一些问题：

一、学术创新问题

任何学科都必须不断创新，否则它就会萎缩、僵化，失去生命力，档案学也不例外。

任何学科创新，归纳起来有两个基本方向：一是随着研究对象的发展变化，必须开发新的研究成果，以求适应；二是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发现原有学术成果的不正确和不完善之处予以更正和完善。本文联系档案学研究的实际，对此作一简单概述。

（一）随着研究对象的发展而开发新成果

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即档案和档案工作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远的不谈，就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经济开发区，出现了中外合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出现了中外技术的广泛交流，出现了不同所有制之间的兼并等许多新情况，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或世所罕见的经济开发区档案，中外合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档案，引进技术档案，技术商品交易档案，以及企业集团档案等，这些档案如何收集管理和开发利用，就需要认真研究，形成研究成果，充实和发展档案学理论。此外，由于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不仅要研究适应计算机管理和开发利用档案的新方法，还要研究如何收集和管理各个领域中产生的机读档案等问题，这也必然会使档案学获得新的发展。

（二）随着人们认识深化而更正和完善原有的档案学成果

毛泽东同志讲过：“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检验而纠正其错误。”^[1]这里指出的是“许多理论”存在着错误和不完全性，可见这不是偶然的和个别的现象。这个结论也符合档案学的实际情况。例如，原有的“档案文献编纂学”只讲文书档案的汇编，不讲其他门类档案的编纂，也不讲多种编纂方法。这几乎是档案界公认的一个理论不完善的典型。又如，现有档案学的各门分支学科中，定量分析的内容十分贫乏，这是整个档案学不够完善的又一例证。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2]更何况，档案学含有管理科学的性质。至于档案论著中的错误之处，更是不乏其例，不必一一列举了。

总之，档案研究学术创新是档案工作实践的需要，是档案学生存发展的必然趋势，任重而道远。我们必须把握方向，坚持不懈，长期努力。在目前，特别要抓住档案工作在改革开放中所面临的急需解决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减少在一些枝节问题上耗费精力，更不要做那些纯属搬弄新名词术语而毫无创新内容的无用功。

二、学术研究中坚持理论来源于实践的原则问题

任何理论都来源于社会实践。因此，档案学的研究不能脱离档案工作实践，中国档案学的研究不能脱离中国档案工作实践。否则，档案学的研究就失去了土壤和源泉，就无研究成果可言。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无需论证，我们也不会有意去违反它。但是，如果对一些与此有关的具体问题掉以轻心，不认真地处理好，则仍然会诱导我们误入歧途。这些具体问题包括：

（一）合理引进相关学科知识

当今世界，学科之间互相渗透、互相借鉴的情况相当普遍。在档案学研究中引进相关学科知识，发挥科学知识“杂交”的优势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引进相关学科知识必须以档案工作实践为基拙，脱离了这个基础就不可能成为档案学知识。这是因为，除了必须承认理论来源于实践这个一般原理之外，还必须认识到“特定的专业理论必须以特定的专业实践为基础”这个具体原理。尽管相关学科知识必也来自于实践，但那是相关专业的社会实践而不是档案工作的社会实践，因此不能现成地产生档案专业理论。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就是这个道理。

一般地说，档案学研究中引进相关学科知识必须过好三个“关”。第一，确实为档案工作实践所需要，否则就毫无意义。第二，准确理解和鉴别相关学科知识的内容，如若不然就会发生“先天性”的谬误，比如引进信息论知识，如果对信息这个概念不理解清楚，以为档案信息就是档案，那么无疑是大错特错。有些相关学科知识本身尚有不正确之处，如果我们不加鉴别地用其作为根据，也必然会误入歧途。第三，把相关学科知识正确地运用到档案工作之中，运用不当也会导致“引进”失败。比如有人想引进数学工具对档案价值作定量分析，但如果认为档案价值大小是由档案的查找频率高低所决定的，那么，即使公式准确、计算无误，其结果仍然是错误的，因为那不符合档案的实际情况。

总之，在档案学研究中很需要引进相关学科知识，借以开拓思路，并且经过消化吸收之后用来解决档案工作中的某些实际问题，充实和丰富档案学理论。但是，不可因此认为可以脱离档案工作实际，更不可认为档案学理论来源于相关学科知识而不是来源于档案工作实践，否则必使研究工作误入歧途。

（二）正确对待外国档案学理论

外国档案学理论来自于外国的档案工作实践，对我国的档案工作实践和档案学研究有更加密切和更加直接的借鉴作用。但是，对于吸收和运用外国档案学理论也要注意三个问题：

1.要把外国档案学理论研究清楚，避免以讹传讹。前一时期，有的同志说苏联修改了档案全宗定义，其实这是误解。在《苏联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中是这样阐述全宗的，“档案全宗是彼此具有历史联系和（或）逻辑联系的交由国家保管的文件综合体。这是档案全宗的属概念^[3]”，这种表述方法虽然有毛病，但明确地说这是档案全宗的属概念，而不是档案全宗的新定义。如果我们把这个“档案全宗的属概念”当作档案全宗的新定义，并且以此作为重新研究和修改档案全宗定义的一个出发点，那无疑是不妥当的，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2.对外国档案学理论不能照搬照套。这是因为档案学基本上是一门社会科学，它的理论中有相当一部分受社会制度和传统文化等的影响和制约，不同国家的档案学理论必然会有差异。因此我们把档案学比照工业企业管理学，说它具有“二重性”可能是比较合适的。其中有的理论较多地受社会制度甚至传统文化的制约和影响，有较大的局限性；有的理论基本上不受或者很少受社会制度等的影响，有较大的通用性。为此，我们在引进外国档案学理论时，必须根据中国实际，经过一番鉴别、消化、加工、改造的工夫，使它成为中国档案学理论，这是因为中国档案学理论必须以中国档案工作实践为基础。至于尚有许多未提炼成理论的外国档案工作的具休经验，更不能盲目照搬。

3.对外国档案学理论不能迷信。外国档案学中正确的并且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应当积极吸收引进，关门主义或者夜郎自大都是错误的。事实上，我国的全宗理论、档案馆建设理论等，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只是经过了消化吸收，使它更加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成为中国档案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如果认为外国的档案学理论一切都好，我们要亦步亦趋地跟人家学习，那是妄自菲薄，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众所周知，外国档案界对许多理论和方法是有争论的，有些档案学著作中还出现自相矛盾之处。有争论或有自相矛盾之处，往往说明其中有不正确之处，我们绝不可把别人的糟粕当作瑰宝。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讲了这样一件事：“过去有人因为苏联是设电影部、文化局，我们是设文化部、电影局，就谈我们犯了原则错误。他们没料到，苏联不久也改为文化部，和我们一样。”^[4]这件事很值得我们借鉴，不可重蹈覆辙、不可不加鉴别地去学习外国档案学理论中错误的或者不合乎中国实际的东西，更不能因此抛弃属于自己的正确的理论和技术。

三、学术研究的严谨性问题

在学术研究中难免会出点纰漏甚至错误，但是，如果持严谨态度，就可以减少甚至避免它们。严谨治学内涵丰富，在这里着重阐述笔者有较深感受的两个问题。

（一）把握住档案学的基本原理

应当承认，档案学研究到现在，已经大致上揭示了档案和档案工作的基本属性及基本规律，形成了档案学的基本原理。这些基本原理可能会发展、充实，但不会被根本否定。在当今深入研究档案学的过程中，把握住这些基本原理会有助于我们分辨是非，避免失误。这里仅仅就把握住档案的基本属性问题，举例剖析档案的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属性即原始性（或叫原生性）问题。档案的原始性体现在档案的内容和载体两方面。档案的内容必须是原文件的内容，不许任意更改、删减或增添，否则就是篡改或是伪造，除非申明它已不再是档案。可能有人会说：科技档案不是可以更改吗？其实，这是误解。在科技档案管理学里说的是更改科技文件，当这种更改牵涉到科技档案时，则强调“补充”，使科技档案既反映历史又符合现状。档案的载体必须是文件的原载体，更换了原载体，严格地说就不是档案而是档案的复制件。我国《档案法》是把档案和档案复制件严格区别开来的。例如我国《档案法》第十七条规定：“禁止出卖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档案复制件的交换、转让和出卖，按国家规定办理。”

在档案学研究中把握不住档案的这一基本属性，就会迷失方向，进入误区。例如：

1.科技档案与技术商品混淆的误区。前一时期，由于国家规定了技术商品交易政策，又由于技术商品往往存在于科技档案之中，有些同志就误认为档案就是技术商品，其结果必然导致科技档案可以自由交易的结论。产生这一误区的原因很多，但是，没有把握住档案的原始性恐怕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技术商品只是存在于某些档案之中，档案只是技术商品的价值而不等于是技术商品。在进行技术商品的交易时，只是摘录或复制档案中的部分内容，不是整套档案，更不是档案原件。因此，技术商品充其量是档案的编研成果或档案的摘录件、复制件，不应当与档案相混淆。这个问题经过一番讨论之后，已经基本上统一了认识。

2.档案与档案信息混淆的误区。档案学界一般都认为，档案是其原始内容和原始载体的统一体；档案信息仅指档案内容而不包含载体，也不强调内容的原始性，只要是从档案中摘录乃至全文复制出来的内容都可以叫做档案信息，也不管它摘录或复制在何种载体上。把档案内容输入计算机叫做档案信息输入，而档案室、档案馆收集档案则不宜叫“档案信息输入”，除非是“比拟”。可是，有些论著却明确地说：档案信息就是档案；有些论著对这两个名词不加区别地混用，实际上认可了“档案信息就是档案”的观点。产生这一误区的原因，不仅没有把握住档案的本质属性，也没有把握住“信息”这一概念的基本含义。根据信息论的描述，信息不是物质，信息的存贮、传递必须借助于物质载体，而且这种载体纯粹是为了信息的存贮、传递服务，没有其他特定的要求，比如“原始性”的要求。

这个问题在1991年的《浙江档案》杂志上讨论过。当时只是作为一个概念来研究的。现在看来，这还是个档案学的基本原理问题，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会对档案学的应用研究产生误导。例如“科技档案与技术商品相混淆”的问题也可以说是由于“档案与档案信息相混淆”所误导的。作为技术商品交易的，明明是档案中提取出来的信息而不是档案本身，怎么可以说技术商品就是科技档案呢。

（二）遵守逻辑规则

这里仅就遵循定义规则，推理规则和论证规则三方面，举例阐述它们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

1.遵守定义规则。定义是学术研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必须熟悉并遵守定义规则。形式逻辑中归纳的定义规则有四条：第一条：“定义项中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包括被定义项。”否则就犯了“循环定义”的错误。有一文件中称：“科技档案是指在……活动中形成的应当归档保存的……科技文件材料。”如果这算是定义的话，那么“应当归档保存”就间接地包括了“档案”，颇有“循环定义”之嫌。第二条：“定义项，除非必要，不应包括负概念。”这类问题在档案学研究中似乎尚未发生过。第三条：“定义项中不包括含混的概念。”如前所述，若是把“具有历史联系和（或）逻辑联系的，交由国家保管的文件综合体”看作是全宗定义的话，这个定义的用词是含混的。这里的“文件综合体”没有明确的范围界定，一个卷、一个类、一个全宗等都可以被解释成“具有历史联系的文件综合体”，没有达到揭示全宗内涵的目的。第四条：“定义项的外延与被定义项的外延必须全。”这条规则主要是适用于事物定义而不适用于语词定义，其实质是要求全面地、准确地揭示被定义事物的特有属性。比如，对“文书”的定义，若是限于“书面形式和文件材料”，就把“音像”形式的文书排斥在外那么一般会被叫做“定义太窄”。另外还有“定义太宽”的情况，这里不列举了。

2.遵守推理规则。推理就是根据一个或一些判断得出另一个判断的思维过程，有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两大类。在学术研究中较多使用演绎推理中的三段论推理，这种推理的规则多达七八条，这里仅举一个实例来说明。例如有这样一个推理：“技术是商品，科技档案含有技术，所以科技档案是技术商品。”这个推理是错误的，因为科技档案不就是技术商品。这个推理违反了“前提中不周延的概念，在结论中不得周延”的规则。小前提中说的“科技档案中含有技术”，是个不周延的概念，但结论中的“科技档案是技术商品”却是个周延的概念。

3.遵守论证规则。论证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也是表达学术研究成果的重要手段。形式逻辑对论证分别规定了论题、论据和论证方式三方面的规则。在论题规则中有一条“不能转移或偷换论题”的规定。有些论著不自觉地违反了这一规定，其结果是没有论证到本来想要论证的问题，当然也失去了论证的意义。例如有一篇论文想论证科技档案定义中使用科技文件作属概念是合适的，进而反驳一种认为这个属概念太窄的观点。文中说道：“人是能制造工具的动物这一定义，主要是揭示人与动物的区别……但若具体到特殊的个人，像丧失劳动力的残疾人，就不能因为他不能制造生产工具而认为他不是人……”这里原本的论题是定义的属概念是否恰当，而作为论据所举实例说的却是种差而不是属概念。例子中所说的残疾人和正常人，他们用“动物”作为属概念都是合适的，不存在属概念是否太窄的问题。这说明论文的作者转换了论题，与所要讨论的问题是毫不相干的。

可见，遵守或是违反逻辑规则会直接影响学术研究的正误和成败，不能等闲视之。

除了上述两点之外，对于不太有把握的研究成果要“冷处理”一下，即压一段时间再审视一番，可能会发现问题更易于得到纠正。对于发表的研究成果，要自觉地接受实践检验，主动地去发现问题，并且寻找机会勇敢地、认真负责地去纠正。这些也都是严谨治学的态度，这里不展开来论述了。

四、学术研究的求实精神

开展学术研究活动完全是为了追求真理，指导实践活动，绝不应掺杂诸如哗众取宠等成分。为此必须自始至终地贯彻求实精神：

（一）选题的求实精神

这主要是在选题中要充分考虑客观需要，并要兼顾主观可能。选题的客观需要，包括直接和间接需要。所谓直接需要是指可以直接用来指导档案工作实践的应用理论和技术；所谓间接需要是指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它是通过指导应用理论和技术的研究来指导档案工作实践的。对于那些同档案实践无直接和间接指导作用的问题，如前所说的纯属搬弄新名词术语而对实际工作无丝毫益处之类的“课题”，不应当列入选题范围。

选题的主观可能，指的是研究者本人有无相应的专长和研究条件。一般地说，除非是十分必要，总应当扬长避短，选择那些既是客观需要又是主观上力所能及的题目进行研究。

（二）研究过程中的求实精神

这就是在研究过程中务必尊重客观事实，防止主观性、表面性和片面性。

1.防止主观性。这就是要根据客观事实提炼观点，不要根据观点去取舍材料。

2.防止表面性。这就是不要把表面现象当作事物的本质，导致错误的结论。有一段时间，有的同志根据企业档案实行综合管理取消了科技档案室，并且在档案的综合分类上不设科技档案类目等现象，就提出要取消科技档案这一概念。其实，社会上只要有科技活动就必有科技档案，综合档案室的分类表中，表面上没有设科技档案类目，实际上有些类目（如基建类等）就是科技档案；有些小单位档案不多，把有关档案汇集起来设“科技档案类”也未尝不可。主张取消科技档案概念的同志，恐怕就是受到一些表面现象的迷惑。

3.防止片面性。这就是要全面地占有正反两方面的各种材料，并且在动用材料提炼结论时防止以偏概全。比如，不能为了突出外国的和当今的档案学成就，有意或无意地贬低甚至否定我国的和以往的档案学研究成果。

（三）综合和整理成果中的求实精神

这就是为了便于成果的推广和应用，尽量做到深入浅出。“深入”是指揭示事物本质及其规律性所要求的深刻程度；“浅出”是表达研究成果时尽可能使用简洁浅近的方法。深入是根本目标，浅出是优化方法，两者是学术研究的统一要求。总之，我们要努力使复杂的事情通俗易懂，不要使简单的事情复杂化。计算机软件开发有一个准则：在功能相同的前提下，最简洁的程序就是最佳程序。这也可以作为我们档案学术研究的借鉴。

（原载《浙江档案》1996第8期、第9期）

【注释】

[1]参见《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2]［法］保尔・拉法格：《忆马克思》，参见《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3]［苏］Φ・И．多尔吉赫、K・И．鲁捷尔松主编：《苏联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韩玉梅等译，中国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

[4]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