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数字信息资源标准规范建设进展

6.3　我国数字信息资源标准规范建设进展

我国标准的编制一般由标准主管部门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企业参与较少。标准化协会（学会）或其他相关学术团体一般隶属于政府机构，主要参与标准的编制、审查、复查、培训等。标准的批准发布、出版发行、实施监督由政府部门具体负责。因此，我国标准规范体制具有“政府主导”的特点^[7]。在推广和应用国际通行的数字信息标准规范的同时，我国数字信息资源标准规范建设也在不断探索中获得发展^[8]。

在电子政务标准方面，有关管理机制已经建立，电子政务标准体系建设一期工程任务基本完成。截至2005年12月底，我国已正式发布《电子政务主题词表编制规则》、《电子政务业务流程设计方法通用规范》等7项国家标准，完成了《电子政务标准化总体规划及实施方案》等9份研究报告；形成了《电子政务系统总体设计要求》等25份国家标准草案，开发了4套标准辅助工具。这些标准为政务信息系统间的业务协同、信息共享、网络与信息安全提供了基础的技术支撑。

在信息安全标准方面，我国已发布了《信息技术—安全技术—公钥基础设施在线证书状态协议》、《信息技术—安全技术—公钥基础设施证书管理协议》等11项重要的国家信息安全基础标准，初步形成了包括基础标准、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和测评标准在内的信息安全标准体系框架。有关机构认真开展重要标准制定和基础性研究工作，完成了20项国家标准的报批稿，开展了28项信息安全标准的立项准备工作和22项信息安全标准化基础性研究工作，初步解决了我国信息安全标准不足的问题。有关机构积极开展了可信计算标准、生物特征识别标准、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标准等项目的研究工作。

在教育信息化标准方面，我国已构筑了现代远程教育技术标准体系，推出了40余项标准，启动了标准化测评认证工作，为异构系统的互连互通和教育信息资源整合共享奠定了基础。《学校管理信息标准》正式发布，并在大多数省市建立了《学校管理信息标准》的应用示范区。《教育行政部门管理信息标准》、《中国教育卡标准》和《教育管理软件设计规范》等的研究制定工作正在积极推进。

在公共卫生信息化领域，我国已编制完成了《公共卫生基本数据集元素标准化的基本原则与方法》。围绕数据元的基本概念、规范表达、提取、分类、命名、值域以及目录编制等数据元标准化内容进行了规范化、系统化研究。

在电子商务领域，2005年我国正式发布了《用于行政、商业和运输业电子数据交换—基于EDI（FACT）报文实施指南的XML schema（XSD）生成规则》等5项国家标准。

特别在数字图书馆建设中，我国将数字信息资源标准建设作为一项长期任务。

1997年，国家图书馆联合上海图书馆、深圳图书馆等6家图书馆开展了“中国试验型数字图书馆”项目的标准规范研究。1999年，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开始与部分高校共同开展元数据标准的研究，以后又逐步增加存档标准、数字加工标准等内容。中国科学院国家图书馆项目也联合了CALIS和上海图书馆共同开展分布环境下信息系统开放描述标准规范的研究，试图全面描述开放环境中数字资源建设与服务的标准规范体系以及其应用战略。2000年，国家数字图书馆成立了在文化部立项的“中文元数据标准”课题组，制定真正适应于中文及中文文献材料特点的元数据标准。此外，关于学位论文、古籍善本、地理信息等资源类型的专门元数据格式也在建设之中。

2002年10月，由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牵头，联合国家图书馆、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等机构，共同承担了国家科技部课题“我国数字图书馆标准与规范建设”课题，吸引了将近20个单位参与项目的研发和建设。这次项目取得的成果是提出了我国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总体框架，数字资源加工规范，基本元数据规范，专门元数据规范，唯一标识符与应用机制，数字资源检索与应用标准，元数据开放登记系统，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开放建设机制等^[9]。

截至2005年底，我国已完成《国家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体系》、《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体系框架》、《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汇总表》、《元数据标准规范研究报告》（包括DC图书馆应用纲要（DC—Lib）调研报告、元数据对象描述模型（MODS）调研报告、元数据编码和传输标准（METS）调研报告、MARC 21—Dublin Core映射表、Dublin Core—MARC21映射表、CNMARC—Dublin Core映射表、Dublin Core—CNMARC映射表）、《元数据框架与专门元数据研究报告》、《结构元数据与管理元数据研究报告》、《国家数字图书馆资源模型调研报告》等。

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实现信息化建设的核心任务，而标准化则是实现信息资源开发和高效利用的基础。我国数字信息标准化工作虽然开展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存在需要解决的问题^[10]：

首先，在元数据标准应用方面，虽然国际通用的DC元数据集已被各图书情报机构和信息服务部门接受和实行，但各单位在具体应用方案上又不尽相同：有用DC的12个核心元素和限定词的，也有用14个、15个、16个等等，甚至近80个非核心元素，各单位对每一个元素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因而中文元数据的定义必然影响到使用时的标准化问题。

其次，在标准规范建设方面，各自为政，重复研究现象严重。从前面我国开展的项目研究可以看出，许多单位都关注数字信息资源的标准化建设问题，但是处于分散、封闭状态，各个系统独立进行研究，缺乏开放交流，造成了低水平重复建设，使得数字信息标准的应用力度和范围受到限制。

第三，在已研发的数字信息资源标准中，缺乏共享和互操作性。例如，中国期刊网开发的数字信息格式为.caj，维普数据库开发的是.vip格式，还有超星图书馆、阿帕比数字图书馆等采用的都是各自的数字格式，带来的问题是在利用不同的数字信息时要使用不同的阅读器，各个数据库之间不能共享资源。

第四，我国数字信息资源标准的制定和研究大多是由政府机构、大学图书馆和科研单位来完成的，作为开发数字信息资源、发展数字产业最前沿的企业却参与不了标准的制定。这种排除最相关人员参与标准制定的组织机制一方面使得标准的适用性受到影响，另一方面也失去了推广标准应用的支持力量。

上述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数字信息资源的建设、应用和发展，制定出科学的数字信息资源标准战略已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在这方面，我国已经开展了部分工作，2004年由中国科学院牵头，联合数十家图书馆开展了《我国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发展战略》的研究，从发展目标、基本原则、发展策略、发展任务、近期建设任务等角度系统地制定了我国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的发展战略^[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