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思想家论贫富有度

（一）中国古代思想家论贫富有度

在我国，春秋初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经济学家管子（？—公元前645年）在探讨治国富国方略时，开始涉及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管子结合生产、分配、交易、消费、财政等经济问题，以劳动时间作为价值尺度，分析了当时存在的分配不公，指出：“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1]这样就使“民舍本事而事末作”^[2]，必然造成“田荒而国贫”^[3]的局面。他认为，这种分配不平不利于国家富裕和政局稳定。管子还指出，除职业上的原因外，人的体力、智力差异也是造成贫富差距的原因。“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十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4]管子认为，同样的土地和货币，经营的结果却大不相同，聪明的人能生十倍之利，而愚笨的人却本都收不回来，致使二者相差百倍。根据对当时分配状况的分析，管子提出了贫富有度的思想，主张国家通过财税调通民利，实行“富能夺，贫能予”^[5]的政策，防止造成“贫者重贫”、“富者重富”^[6]的局面，使贫富尽量均衡，这样，“乃可为天下”^[7]。

孔子对管子有极高评价，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8]孔子受管子的思想影响，也十分强调公平。孔子曾说过这样的话：“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9]孔子认为，治理国家的统治者，不必担心贫困而应担心不平均，不必担心财富少而应担心不安定。如果财富分配均匀了，就没有贫穷；社会关系和谐了，就不会感到财富少；境内平安了，就没有倾覆的危险。如果说孔子更关注财产上的平等，孟子则更关注人格上的平等。孔子倡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结构，这一社会结构在运行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君不君”的情况。当君王不尽君王责任的时候，或君王胡作非为的时候，人们该怎么办呢？对这个难题，孔子心里恐怕是明白的，但是他没有讲。对此，孟子则鲜明地指出：君王与平民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并且“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0]这就是著名的民本思想，强调民众的利益至高无上。对于不称职的君王，孟子以大无畏的精神提出：“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11]孟子十分强调为政要为百姓办事。春秋后期政治家子产任郑国相时，境内两条河上没有桥梁，人民不能过河。子产用自己的马车放在河中，让百姓过河，可谓方便群众。孟子认为这种做法只能叫做“惠”，即给部分民众带来好处，还不能叫做善于“为政”。为什么呢？朱熹注这句话时说：“惠，谓私恩小利。政，则有公平正大之体，纲纪法度之施焉。”^[12]孟子强调为政要将公平正大作为根本，要努力给全体人民都带来好处。稍晚于孟子的荀子提出了“贫富有称”的思想。荀子认为，绝对的平等是做不到的，能做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13]就差不多了，否则，“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14]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中国古代思想家强调公平而忽视效率。客观地讲，无论是管子还是孔子、孟子、荀子，恐怕都不是不要效率，不要发展，不要富裕，否则，他们便不必去探讨治国富国的方略。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到处存在着不平等，社会不平等严重制约着经济和社会发展。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下，他们更多地强调平等，更多地强调通过平等提高效率，更多地强调平等对效率的促进作用。当然，离开特定的社会环境，很容易从他们的言论中演绎出绝对平均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