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事业的拨乱反正

一、教育事业的拨乱反正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贵州教育战线的广大教职工和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意气风发，决心加倍努力，在揭批“四人帮”的同时，积极对教育事业进行调整、整顿，使全省教育工作很快恢复，并有了新的发展。

为了推翻“两个估计”，1977年10月，国家教育部大批判组撰写了《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的“两个估计”》。10月18日，此文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全国大、中、小学校掀起了批判“两个估计”的高潮。11月21日，贵州省教育局和贵阳市教育局在贵阳联合召开了畅谈学习国家教育部大批判组写的上述批判文章的座谈会，声讨、批判“两个估计”破坏贵州教育事业的种种罪行。中共贵州省委在贵阳主持召开了有大、中、小学师生3000多人参加的“彻底砸碎‘两个估计’的精神枷锁”大会。1978年5月29～6月7日，中共贵州省委主持召开了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传达1978年4月国家教育部主持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学习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把学校整顿好”。会议提出从1978年6月起至1979年夏季，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把学校整顿好。其主要任务是：（1）深入揭批“四人帮”；（2）调整、充实、加强各级各类学校领导班子；（3）狠抓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工作；（4）建立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树立良好的学习风气及整顿好教学秩序；（5）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6）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提高教学质量。^[40]（7）清理“左”倾错误在全省教育系统的影响。在此期间，贵州省高度重视拨乱反正工作，对全省教育系统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纠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1977～1978年的拨乱反正，首先是政治思想上的拨乱反正。1977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邓小平同志抓住机遇，以明锐洞察力和科学严谨的态度，召开科学和教育座谈会，首先推翻了“两个估计”，肯定了新中国成立17年的教育工作，在教育战线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贵州的教育工作者也积极参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联系实际批判极“左”思想的弊端，把“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匡正过来，不断做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夯实了思想基础。1981年10月，贵州省人民政府召开了全省教育工作会议，总结教育工作经验，清理“左”倾错误的影响。指出“左”倾错误的影响在贵州的主要表现是：（1）忽视教育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把教育工作摆到应有的位置上，轻视文化知识的作用，强调阶级斗争为纲，不承认教育是培养造就建设人才的手段，是生产力。在这些错误的认识影响下，教育的发展极为困难和扭曲，对教育的投资力度也过小，教育与经济的比例十分不协调。（2）把知识分子当异己力量，把知识分子列入资产阶级范畴。（3）在教育事业的发展上严重违背了实事求是这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不顾实际可能，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违背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贵州省认清了这一点，积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教育系统的平反，为广大知识分子昭雪，使贵州教育系统重新回到正常状态。

贵州省高等院校首先对“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及以前的历史老案都认真地进行复查。对搞错的事实和情况进行纠正，对迫害致死的进行了平反昭雪，对“文化大革命”中被无辜查抄侵占的物资进行了清退或进行了必要的补偿，认真做好善后工作，积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使得全省恢复并改革了评定高、中、初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制度；给教师增加工资，并发放教龄补贴和知识分子补贴；给具有30年以上教龄的教师颁发《三十年教龄荣誉证书》；积极提拔教师到乡级以上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工作等等。1982年，按照《中共贵州省委关于对知识分子工作进行一次检查的通知》，对四个时期（“肃反”“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和有申诉的案件进行调查处理。据1982年统计，全省普教系统四个时期被错误处理的教师占教职工总数的13％；高教系统被错误处理的有1235件，至1984年已基本改正过来。据1987年统计，粉碎“四人帮”后教育系统复查的案件已结案的占98.23％，复查的冤假错案已按规定平反改正的占99.39％，补发被错扣、停发的资金额达400多万元。在这次平反活动中，仅贵州大学、贵州农学院、贵阳医学院、贵州工学院、贵州民族学院的统计，共给1567人落实了政策。^[41]通过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促进了全省教育事业的发展。在拨乱反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同时，对全省教育事业进行了调整。调整的主要方向是加强薄弱环节，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在加强薄弱环节方面，主要是加强幼儿教育、加快小学教育和民族教育的发展。

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对于提高领导的认识水平、改进工作作风、改善党群关系、加强团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调动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教育系统的拨乱反正，从1977年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开始，知识分子就看到了未来的希望。1982年，贵州省教育厅分别在罗甸县召开部分边远地区教育局长座谈会，在余庆县召开部分中心地区教育局长座谈会，总结交流教育调整和提高教育质量的经验，研究从不同地区情况出发调整、提高教育质量的措施。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各级各类学校开始恢复正常，教育质量开始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