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的国际潮流

第一节　教育改革的国际潮流

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竞争由军事竞争和意识形态竞争转向经济竞争和综合国力竞争。教育发展水平逐渐成为衡量综合国力和影响国家国际竞争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美、日等发达国家先后推动全国性的教育改革，宗旨是清除教育系统的弊端，有效提高教育质量，培养适应新的经济社会环境的学生，进而提高国家的综合竞争力^[2]。

一、哈雷彗星与美国的教育改革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多次制定并推行教育改革计划，一以贯之的目标是提高基础教育水平，推行面向明天社会的教育，让所有人接受良好教育，保证美国在全球的领先地位。

1983年4月，由18位专家和教师组成的“国家教育优异委员会”（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发表了《国家处在危急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The Nation at Risk）的报告，成为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教育改革尤其是基础教育改革运动的开端。报告指出美国当前教育系统已不符合国家需要，教育质量急剧下降，美国中小学教育不重视基础知识教学，对学生过于放任、缺乏全国性的统一管理等问题，呼吁进行新的教育改革，以应付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保证美国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3]。

美国科学促进联合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AAAS）于1985年发起、制定并于1989年公布了《2061计划:面向全体美国人的科学》（project 2061:Science for All Americans）的综合研究报告。报告明确提出教育的中心目标是“普及科学基础知识包括科学、数学和技术”，详细阐述了全面改革美国初、中等教育体系的设想、步骤、目标和科学依据^[4]。未来导向是《2061计划:面向全体美国人的科学》的鲜明特点，计划认为，面向21世纪的青少年儿童应具备科学的世界观、科学的探究方法和科学探究的积极性；为培养面向未来的学生，计划要求对教学内容进行全面改革，不再讲授那些过时的技术或局限于一定科学领域的知识，选择那些对现在和数十年以后仍然应当知道的、影响重大的内容，尤其要选择为人生建造知识大厦的永久基础的概念作为教学的重点。1985年是哈雷彗星光临地球的日子，该计划的启动者期望在哈雷彗星下一次出现在地球上空——即2061年时，全面收获教育变革的成果，美国的科学与技术教育将达到一个崭新的水平。

不久后推出的《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明确了20世纪最后10年（1991—2000年）全美教育发展的六项目标，要求提供更好的教育机会和学习环境，保证美国学生在小学或中学毕业时，有能力在英语、数学、自然科学、历史和地理学科方面应付挑战，并对做有责任的公民，获取职业有充分的准备；每个成年美国人能读书识字，掌握在全球经济中进行竞争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同时，美国学生在自然科学和数学方面的成绩居世界首位^[5]。

克林顿总统任职后，对《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进行了重新研究，1994年经国会批准成为《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Goal 2000:An Educate America Act），基本目标是在美国建立世界一流的教育制度，培养一流的人才，以保持21世纪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法案提出了美国未来教育发展的三大目标，即每个8岁的儿童必须能读书；每个12岁的少年必须懂计算机；每个18岁的青年能进大学学习，每个成人能获得终身受教育的机会。

2002年1月8日，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为进一步提高美国公立中小学教学质量，签署了名为“不让一个孩子落后”（No Child Left Behind Act）的教育改革法案，作为法律在全国强制实施。法案要求所有学校必须在12年内使阅读与数学达标的学生达到100%；必须缩短穷人与富人、白人与少数民族学生的分数差距；各州必须保证在4年内使所有的老师都合格上岗。

在三项改革计划的推动下，美国规范了中小学的课程管理，重新制订了新的核心课程世界标准、毕业要求，增加了对教师和学生双方的考核，号召家长参与教育过程；提高教师的资格要求，要求教师具备培养21世纪学生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同时设立一些奖项，以鼓励教师提高教学水平。为培养“明日的学生”，创建满足新世纪需要的新一代美国学校，发展社区教育、成人教育和职业培训等，把美国建成“全民皆学之邦”。

二、走向自主、创造的日本教育改革

2006年4月，日本内阁会议自1947年以来首次修改并通过了《教育基本法》修正案。2008年7月，日本政府根据修改后的《教育基本法》出台了题为《教育振兴基本计划》（以下简称《计划》）的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改革贯穿的理念，是尊重“个性”和“能力”，培养“社会性”和“国际性”，重视“多样性”和“选择”，推进“公开”和“评估”。

教育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从目前教育体制的“划一”和“被动”，走向“自主”和“创造”，培养“开创新时代的具有丰富心灵和健壮体魄的日本人”。日本教育振兴计划确立了四大目标:争取在义务教育阶段培养所有学生在社会独立生存的基本能力；提高公共教育质量，树立社会信任感；以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培养教育下一代；高等教育要实现培养杰出人才的目标，即培养能主持社会活动、推动社会发展、领导国际潮流的领袖人才。为此，要保证高中和大学的教育质量，培养能进行“智能”创造的人才，重点建立世界高水平的研究基地，推进大学的国际化水准。

为实现这些目标，在基础教育阶段，要改善教学条件，创造个性化指导的教育环境，推进奖励性教师工资机制，充分利用外部教育力量；要培养学生情感和体魄，选用合适的德育教材，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开展丰富多样的校外活动，推进读书活动，开展学校心理咨询和社会服务。同时为无法到校上学的儿童提供教育援助，等等。

高等教育阶段，要强化大学教育能力，保证高等教育质量，引入学士课程评价机制，促进公立、私立大学相互合作。建立教育研究卓越基地，推进大学的国际化程度，重点建设150个世界最高水平的教育研究卓越基地，推进吸引30万留学生计划^[6]。推进专业教育、职业教育，提供终身学习机会，增加高中职业教育的灵活性，促进大学、短期大学和高等专科学校实践性职业教育的深入开展，促进大学与企业、社会的合作。

为顺利推进教育振兴，《计划》制定了财政投资的重点:未来10年重点将集中在提供免费学前教育、改善中小学师资与教学环境、开展多样化和个性化教育、确保所有学生具有同等的修学旅行机会等。高等教育阶段的投资重点是保持和提高教育研究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力等。其他教育投入还包括改善学校环境，增加教育设施的抗震性，为每个学生提供安全、安心的学习环境等^[7]。

三、建设能力驱动教育的新加坡教育改革^[8]

新加坡的教育改革始终和经济战略密切相关。自1965年独立开始到1978年以前，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关系到生存问题，其首要经济策略就是发展制造业，努力将新加坡打造为跨国公司低劳动成本的生产基地。与此相适应，教育是一种“生存驱动的教育”（An Survival-driven education）。具体举措为:教育投入几乎完全来自国家财政；重点发展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提高识字率和入学率；改革教材，实现中小学教育的标准化；大力发展技术与职业教育，建立经济发展局培训中心，通过短期培训将学生培养成产业需要的技术工人。

从1978年至1997年，新加坡经济战略的重点从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化国家转向了资本密集型经济。与此相适应，政府决定从满足教育数量转向提高教育质量，实现一种“效率驱动的教育”（An efficiency-driven education）。具体举措为:实施新教育制度（New Education System，NES），减少教育浪费；设立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理工学院和职业学院的清晰流程，实施教育分流；配合政府扩大科学与技术人力资源的培养。

1997年以后，以教育部提出“重思考的学校，爱学习的国家”（Thinking School，Learning Nation，TSLN）为标志，新加坡面对知识经济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开始推进“能力驱动的教育”（An ability-driven education）。能力驱动的教育强调两个基点:天赋与能力的最大发展和最大利用。为获得教育的整体进步，政府发起了一些主要的措施，包括补充教师入职路径、创造性思维的教学、教授合作的学习策略、强调国家（或者公民）教育、在教与学中使用更多的新技术、赋予学校更多资源和更大自主权。能力驱动的教育将给予所有年轻人10年的时间接受常规教育，并给学生提供更大的灵活性和选择空间。教育框架的整体目标就是激励新加坡人不断地获取新知识；学习新技能；获得更高水平的技术知识；发展一种创新、创业精神，承担风险，不丧失对社会和国家的道德举止和责任。